生如夏花剧社话剧《玩笑》中的爱情伦理及生命启示

郭梦婷（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鲜有机会亲身进行大量爱情伦理选择的实践，因此我们期望从文艺作品塑造的故事中提炼、总结经验，获得相应启迪，这也是我选择从爱情伦理视角赏析这部话剧的原因。长安大学生如夏花剧社演出的话剧《玩笑》既刻画恋爱心理，也对情爱伦理提出质疑，细腻展现人性的复杂面貌，其中包含爱情的执迷失度、意象之爱的虚幻脆弱，亦呈现出信任的扭曲、忠诚的消解。全剧铺展出多条截然不同的爱情伦理线索，带给我诸多伦理层面的思考与启发。

剧中每一条爱情伦理线索里，角色们诸多重大抉择皆因一场场玩笑而起，这些选择也彻底改写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爱情秩序稳定的理想世界中，人应当树立健全的伦理意识，做出理性的伦理选择。而在这部剧里，玩笑与戏弄构建起一个特殊世界，人生如戏，爱情彻底失序。

本文所探讨的 “伦理”，并非现实中冰冷刻板的规则条文。刘小枫提出：“什么是伦理？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 从本质而言，伦理是对个体生命可能性的探索与思考。本文关注的并非通用的道德准则，而是人物的人生际遇与性情选择。我希望借助这部作品，探析人物过往与当下的生命状态，探寻生命应有的模样。正如剧中的流浪汉诗人，以戏谑、愚弄世人的方式，不断追问生命的更多形态。这一设定让本剧具备了叙事伦理学区别于理性伦理学的实践力量：当人走入一段叙事所构建的时空，自身或他人的生活便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该剧的核心是探讨个体价值取向、生命理念与生存意义，着重展现人生的多元可能，描摹人性世界复杂的情感；它拒绝单一的道德定论，也不局限于简单的善恶评判，而是以包容、宽厚的视角看待世间人与事。就此而言，本文的研究切入点虽有不同，但探讨的核心问题本质相通。

本剧的爱情伦理具备深刻的探讨价值，根源在于剧作设置了密集的伦理冲突。剧中所有人都身处相互交织的伦理网络之中，每个伦理身份都裹挟着多重伦理责任，爱情伦理常与其他伦理体系交叉、对立，将角色推入进退两难的伦理困境。无论角色遵从哪一种伦理准则，都必然会违背另一种正义。

涉世未深的贵族小姐莞尔家教严苛、出身名门，言行举止恪守规矩，言谈举止、衣着装扮无不显露出大家闺秀的矜持、羞怯与温婉善良。她正值青春懵懂的年纪，向往自由恋爱，却又深受母亲的管束与保护，始终犹豫不决。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渴望爱情，又害怕被拒绝，在感情里畏首畏尾。她与诗人志趣相投，内心萌生好感，却始终无法笃定这份心意，传统家教与长辈的教诲不断束缚着她的情感，让她陷入 “情” 与 “理” 的矛盾之中。即便心生爱慕，她也只能背负重重压力，谨守分寸、静观其变。这一人物形象，直观展现出自由恋爱权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也是亲情责任与个人命运之间的伦理对峙。

青年诗人一生经历两次远行：第一次背井离乡，寻觅赏识自己的伯乐；第二次告别爱人，奔赴远方求取功名。两次选择看似皆是命运捉弄，实则亦是心性使然。业内知名前辈一句带有戏谑意味的赏识之语，让他满怀希望带着诗作离开故乡，期盼才华得以施展、功成名就后荣归故里。而旁人的无心之举，再次扭转了他的人生方向。他毅然选择从军，渴望凭借战功赢得功名，以此跨越与莞尔之间的阶级鸿沟，获得平等相爱的资格。在诗人眼中，平民与贵族有着云泥之别，他内心深处被森严的等级观念束缚，极度看重家族声誉与社会认可。

本剧并未明确交代时代背景，但从诗人的选择中，仍能窥见特定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所塑造的价值观念。他两次看似莽撞的出走，表面由他人的玩笑引发，本质却是一个初入社会、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轻人，渴望被外界看见、被他人认可的真实写照。两次远行，都是他向外求索、寻求外界认同、努力立足于世的过程。渴望自身价值被认可，本就是人之常情。因此，他的经历看似造化弄人，实则皆源于本心。

剧作者运用大量诗意化语言，将男女主角的相遇场景，塑造成浪漫纯粹、生机盎然的理想天地。年轻的二人在情愫萌芽之际，尽情享受被关注、被倾听的美好。这段田园牧歌式的爱恋，在诠释爱情本真伦理内涵的同时，也让人心生隐忧：这份感情降临在两个心智尚未成熟、人格尚未独立的年轻人身上，未来注定充满变数。莞尔对诗人的爱纯粹而理想化，却也暴露出她将爱情过度神圣化、虚幻化的问题，注定让这份感情根基薄弱。诗人贪恋这份爱慕与崇拜，却又一次次被迫回归阶级分明的现实。

本剧架空了具体的时代背景，也让故事拥有了更多解读空间。它可映射社会转型、秩序失范的现实境遇，与狄更斯笔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颇为相似：彼时的年轻人在爱情抉择中，社会身份、家庭背景、经济条件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唯有挣脱世俗偏见、超越物质差距，双方的爱意足够坚定，这段感情才能摆脱世俗的桎梏。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出，真爱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非被动的情绪；爱是主动奔赴，而非盲目沉溺。莞尔便是典型的痴情付出者，她全心全意信任、崇拜诗人，爱到浑然忘我。她以近乎信徒般的虔诚对待爱情，将爱人视作完美的化身，盲目崇拜，无法理性看待对方身上的缺点。首先，莞尔对诗人的信任建立在幻想之上，从未真正认清对方的本心。她久居深宅、阅历浅薄，诗人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她打开了全新的世界，恰好契合了少女的浪漫憧憬。她因对方的故事心生爱慕，继而将其神化为英雄，把爱情当作人生的精神支柱。可这份爱意充满幻想，她对诗人真实的性格、喜好一无所知。所幸，诗人退伍归来后，莞尔渐渐褪去狂热，开始诘问与反思，也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成长。人生的一次次变故，不断完善着她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爱情观。

深入来看，诗人极度需要莞尔的爱慕来满足个人尊严与价值诉求。身为异乡平民、前线士兵，他在战火中未能收获名望与尊崇，战争无法证明他的人生价值。而莞尔的爱情，成为他维系尊严、彰显自我价值的依托。莞尔的容貌、出身与家族地位，既能为他增添荣光，也能为他构筑稳固的社会根基。一旦这份爱意消散，他的尊严与价值便会再度崩塌。他一心想要打破门第壁垒，也曾感慨 “若是你做寻常人家的妻子该多好”，究其根本，他的爱情掺杂着自私与虚荣。莞尔无私的爱慕与付出，抬高了他在这段关系中的地位，让他成为爱情里高高在上的掌控者，独占全部的爱意，这便是二人爱情关系的真实状态。

爱情伦理界定了恋人在亲密关系中的地位、相处模式，以及对应的道德准则与伦理信念。每个人的爱情观不同，爱情呈现的形态也千差万别。爱者与被爱者是爱情伦理天平的两端，爱意的付出与索取，直接决定了双方在关系中的地位：一味付出的爱者，满心倾慕、主动奉献，不断弱化自我，容易走向自我牺牲，在关系中处于被动；被爱者沉溺于他人的爱意与追捧，坦然接受付出，极易自我膨胀、独断专行，占据关系的主导地位。

一段健康的爱情，应当实现爱意的双向流动与平等沟通，双方角色相互转换，在付出与回报、索取与奉献之间达成动态平衡，爱与被爱建立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之上。但爱与被爱都需要把握尺度：爱者过于痴迷，便会盲目崇拜、丧失理性，彻底迷失自我；被爱者恃宠而骄，便会将爱意化作占有欲，沦为情感里的掌控者。这两种失衡的状态，都会扭曲爱情，因痴生怨、因爱生恨，最终酿成悲剧。莞尔与诗人的爱情故事，便深刻印证了这一道理。

本剧揭示出：即便源自精神契合的纯粹爱恋，也未必能走向幸福。倘若爱意过于浓烈炽热，便会让人丧失理智、变得偏执，使爱情沦为自我折磨的牢笼。汹涌的情感冲垮理性的防线，人被情绪支配，最终只会走向毁灭。在浪漫缥缈的表象之下，爱情往往潜藏着深层危机。秉持 “爱情至上” 的理念时，更要坚守节制、理性与智慧的品德。

剧中对诗人与莞尔的爱情刻画，侧重于描摹人物的生命感知；而其余几条情感线索，则更多围绕爱情伦理的抉择展开。对于夜莺而言，求而不得的爱情仿佛是命中注定。她的爱情观，与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的观点不谋而合：“爱情从来就既是令人激动的回忆，又是明快清澈的期待。” 她自年少时便执着于对宿命良缘的期盼，一场玩笑般的命理说辞，更是让她彻底深陷执念。在这份感情里，她彻底丢失了自我，眼中只有理想化的爱人形象，既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对方，最终这份纯粹的爱恋终究难以圆满。

而在另一段关系里，夜莺又成为被爱慕的对象。弟弟对她生出本能的情欲，在懵懂之中想要夺人所爱；兄长则陷入非理性的爱恋，让这份感情成为伦理规则下的牺牲品。二人深陷亲情伦理与爱情伦理的两难抉择，最终选择牺牲爱意、成全道德，让夜莺离开。可这一选择也催生了爱情伦理的悖论：因恪守道德而放弃的爱情，是否算得上真爱？在二人争论、抉择的全过程中，夜莺始终被当作被动的客体，从未拥有话语权。二人标榜的道德之爱，实则是对他人的不公。本剧借此抛出深刻的思考：爱情本身带有自私的属性，极端自私违背道德，可一味牺牲自我、刻意标榜道德的爱情，又失去了爱的本真。爱情领域的道德评判标准本就相对且具体，也由此催生了诸多爱情伦理的困惑与悖论。

一对兄弟将爱情视作二人之间单方面的游戏；流浪汉诗人则把亲情、人情与命运当作风雅的玩笑、应酬的虚文。他肆意玩弄命运，漠视家庭责任，久而久之，妻子对他彻底失去尊重与信任。当他卸下伪装、以真面目面对家人时，换来的只有妻子的戏谑与嘲讽。以戏谑回击戏谑，让一心捉弄他人的他自取其辱，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剧作者并未给剧中人安排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而是将众人执着的爱情追求，演绎成一场轻浮荒唐的闹剧。但作者并未刻意批判当下的婚恋弊病，只是客观呈现一幕幕人间百态，不预设立场、不强行说教。

在一众角色中，能言善辩、诙谐机敏的流浪汉诗人尤为特殊。他既是事件的亲历者，洞悉所有内情，又时常以旁观者的身份发表见解，相当于剧作者的代言人，这也是本剧巧妙的叙事手法，能够引导观众主动思考、不断发问。他指点他人的爱情，戏耍旁人的命运，自己却独守孤独。他妄图掌控自身乃至他人的命运，扮演主宰一切的 “上帝”，可事实上，人想要挣脱命运的桎梏，依靠的是坚守本心、活出自我。反观这位流浪汉，他从未拥有直面命运、奋起抗争的精神，终日虚度光阴，以玩笑消解人生，实在令人惋惜。他刻意扮演落魄流浪汉、故作玄虚的术士，揣测他人内心，在别人的人生里扮演先知。他一味迎合既定的人生角色，看似想要挣脱 “神性” 的束缚，却又不断制造新的 “偶像”，所有选择都脱离了 “人” 的本心。这一切，仿佛又是命运早已写好的剧本，他终究逃不开既定的宿命。

本剧以爱情的种种困境为切入点，透过爱情百态窥探人生全貌，围绕功名、生死、爱恨等永恒的人生命题展开叙述，凸显出命运充满偶然的特质。旁人一句无心之言，便能扭转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生命的无常满含荒诞感，渺小的个体如同命运手中的玩偶，身不由己。在看见命运偶然性的同时，我们也能读懂其背后的必然性。

回望过往，人生从来只有一条既定的轨迹；展望未来，前路却仿佛拥有无数种可能。命运，本就是偶然与必然交织的产物。命运的谜题始终蛊惑着世人，流浪汉诗人以自身的经历揣测众生的归宿，用单薄的肉身丈量命运的万千模样。本剧描摹出芸芸众生相似又各异的人生轨迹，道尽了人被时空与境遇束缚的无尽遗憾。放眼世间，众生上演着百态人生，可落到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身上，人生轨迹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刻的。纵使奋力挣扎，也终究难以挣脱命运的安排。

生如夏花剧社的《玩笑》以失序的爱情开篇，以戏如人生的感慨收尾。最后，引用李泽厚先生 1994 年写于《哲学探寻录》中的一段话作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 才不是道德的律令、超越的上帝、疏离的精神、不动的理式，而是人际的温暖、欢乐的春天。它才可能既是精神又为物质，是存在又是意识，是真正的生活、生命和人生。品味、珍惜、回首这些偶然，凄怆地欢度生的荒谬，珍重自己的情感生存，人就可以 “知命”；人就不是机器，不是动物；“无” 在这里便生成为 “有”。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 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 [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4-8.

[2]弗洛姆。爱的艺术 [M]. 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8.

[3]基・瓦西列夫。情爱论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2.

[4]张建波。逆游的行魂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8.

[5] 李泽厚。哲学探寻录 [J]. 原道，199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