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包惠僧的悔悟人生

包惠僧的悔悟人生

文｜李青松

风吹麦浪，空气中满是金黄的气息。

芒种时节，旧粮入仓，新秧下水，一季的圆满落幕，又一季的征程开启。

人生亦如农时。有收有种，不负时光。所有的耕耘皆有回响，所有的收成也都在向你走来的路上。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的主人公包惠僧（1895—1979），尽管走了一条最拧巴的路——因大革命失败动摇脱党，从一位共产党的建党元勋蜕变为国民党政要，又从一位海外游子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与新中国一起发光、向上、拔节、生长，迷途知返虽难改写过往，知错勇改亦能重塑人生。

一

“错失22年，幸得后半生赎罪”，这是包惠僧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1895年1月15日，湖北省黄冈县（今团风县）但店镇夏铺河边拱桥铺村包家畈社庙湾，一户耕读人家添了一对“龙凤胎”儿女，这个男婴便是包惠僧，原名包德芬，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三，故号贵三。

（图片来源于网络）

包惠僧刚生下来时，像舜、项羽、李煜一样，长有两对双瞳仁，颇有“帝王之相”，但并不受父亲待见。

包惠僧降临时，秀才出身的父亲包存嘉仕途受挫，导致家道中落，三餐不济，不得不辞掉九品衔候补巡政司官职，在包家畈种田为生。

包惠僧从小自带“锋芒”，情绪化的性格注定他一生命运多舛。

包惠僧6岁那年，曾因反抗父亲不让他读书，一口咬伤包存嘉的大腿；9岁时，包惠僧又因同学易惠年对《三国演义》中人物的看法与自己不同，一拳砸破人家的小脑袋。包存嘉视包惠僧为“逆子”，包惠僧则视父亲为“路人”，父子俩关系紧张，“形同水火”。

这年初夏的一天，包惠僧在上学的路上，碰到父亲在夏铺河捕鱼，倏地一下掉过脸，准备绕道走，惹怒包存嘉，险些被他按在河里溺死。从此包惠僧失去上学的机会，怨恨自己托生为人，一气之下改名“悔生”。

1920年8月，包惠僧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寓所与董必武初次相识，董必武后来给他写信，将“悔生”误写成“惠僧”，他索性将错就错，改名“惠僧”，以至现在流行于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名字的由来与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关系。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表伯陈汝田的资助下，包惠僧再次进入私塾学习，190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冈县最早的官立新学堂——黄冈县高等小学堂乙种实业科，获得“钦奖禀贡生”的殊荣，在校的费用全部由官方负担，父亲对他的态度这才有所改变。

在黄冈县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新学的滋养，锻造了包惠僧的反叛性格，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黄兴和参加武昌起义的“黄冈四杰”吴昆、刘子通、熊十力、李四光等人，都是他崇拜的对象。

1912年重阳节，包氏族人聚集在包家祠堂里祭祖，并在祠堂正厅摆下酒席，“非文人书生不得入席”，包惠僧为贫苦乡亲鸣不平，遭到包家大湾房长包泽楚的辱骂，于是怒不可遏，“揭竿而起”，操起扁担追打包泽楚，还将神龛上的祖宗牌位扫落在地，摔成两半。

包惠僧的“逆行”激怒包家大湾人，包泽楚扬言抓住包惠僧，要用“家法”活埋了他。他们还真的挖了一个大坑，并在里面撒了不少石灰。这当然不像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因看不惯孙玉亭懒惰成性，拿起镐锹活埋他二叔的喜剧情节。

播下一种心态，收成一种思维；播下一种性格，收成一种命运。

包惠僧闯下弥天大祸，在族兄包复炤的帮助下，只身逃到武昌，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1912年底，包惠僧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绩虽然不错，却“不大安分”，且“人缘很差”。1917年毕业后，包惠僧先在省一师附小任教，因与校长不和不辞而别；不久到黄冈县上巴河小学执教，又因与校董不睦被迫离职。

1918年春，包惠僧再次流浪到武昌，在走投无路之际，受做小报记者同乡的鼓励，以写新闻稿谋生，因敢于直言，不怕伤人，很快在报界崭露头角——这段早期的记者生涯，萌发了包惠僧改造社会的最初理想。

1919年春，作为《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的外勤记者，包惠僧成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一名旁听生，以新闻记者和学生身份参加北京及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并结识同为《大汉报》《汉口新闻报》外勤记者的黄冈同乡陈潭秋。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20年1月29日，包惠僧奔赴天津，采访天津学生运动领袖周恩来，英姿勃发的周恩来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此开始二人之间的“刎颈之交”。

1920年2月5日，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者、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应邀到武汉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包惠僧以记者身份采访陈独秀，深受其思想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浓厚的兴趣。陈独秀对包惠僧印象也很好，成为他革命道路引路人。

1920年8月，受陈独秀委派，包惠僧、刘伯垂（1887—1936，湖北鄂州人）和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1880—1940，湖北红安人）等人在董必武和张国恩合办的律师事务所组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当选为书记，成为湖北地区第一位党组织负责人。

包惠僧这次当选“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他自身的积极热情和陈独秀对他的赏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他人都有固定工作，而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特约”记者，“活动比较方便”。

由于共产党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秘密的组织，有一套严格的保密规定，入党以后，包惠僧不但精神状态变了，脾气秉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敢感情用事，随随便便”，湖北早期党组织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二

怀揣理想踏上革命征程，却在时代浪潮中动摇退缩，包惠僧的一生，是近代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彷徨、迷失的缩影。

1921年7月，陈独秀因在广州供职，无法出席中共一大，指派南下广州帮忙的包惠僧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小组参加会议，包惠僧是中共13名“一大”代表中，唯一由个人指定的代表。

包惠僧出席党的一大，因其“唯一”的特殊性，其代表资格一直是党史界争论的焦点。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49年以前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资料，都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他属武汉小组，代表广州小组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否认包惠僧“一大”代表身份的是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1954年，刘仁静在《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一文中写道：“第一次党代会的人数是12人，包惠僧不是代表”；

1957年，李达说，“包也随代表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有拒绝他，这是事实”；

1969年，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未将第13人包惠僧计算在内；

1971年，董必武说，包惠僧“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

1979年，刘仁静又补充说，“他参加‘一大’，是作为串门来的”。

可以肯定的是，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中共一大，确实是围坐在那张书写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长餐桌前，但他“永远是第13人”。

由于当时会议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区分谁是正式代表，谁是列席代表，会议期间，包惠僧先后就党的纲领、职工运动、对孙中山的看法等内容发表意见，并参加了最后的选举，因此不能说是列席代表。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明确记载，13名代表包括“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正式确立包惠僧“一大”代表身份。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中共一大上，27岁的包惠僧与28岁的毛泽东初次见面，并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好友。“一大”散会后，二人多有书信往来。

包惠僧后来回忆，毛泽东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抱负远大，“一大”会议上“多倾听，善思考”，“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1922年初，毛泽东遭到湖南反动军阀政府通缉，在武昌避难，包惠僧邀请毛泽东到他在中共武汉区委员会的办公室兼卧室住了20多天，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彻夜长谈，一起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

此后，包惠僧在武汉、北京、广州等地从事建党与工人运动，一直同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

在南湖红船上，包惠僧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在黄埔军校，包惠僧还与周恩来“同起同坐”。

1925年，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东征，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临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形成“前方周恩来、后方包惠僧”的双重主任格局，当时叶剑英、徐向前、林彪和聂荣臻都在黄埔军校工作或学习，这些后来的开国元帅，都是包惠僧的“部下和学生”。

南昌起义失败后，包惠僧因病掉队，在白色恐怖下悲观失望，自动脱党，漂泊到上海重操旧业，卖文为生。1931年，包惠僧投身国民党阵营，混迹军界，出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授中将衔，没有实权；1936年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内政部人口局局长等职。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45年，包惠僧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期间，中共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恩来去内政部拜会部长张厉生，碰到包惠僧，向包惠僧表示欢迎他回来，包惠僧错过这次“归队”机会。

1948年底，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家王朝风雨飘摇。1949年4月，当国民党政府从广州逃往台湾时，包惠僧见势不妙，申请遣散，举家逃往澳门，静观大陆时局变化。

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百感交集，当即给毛泽东写信，并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表达诚恳检讨历史错误，回归人民怀抱，为新中国建设效力的真诚愿望。

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久违的北京；1950年初，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0年12月任国务院内务部研究员、参事，享受高级干部待遇；1957年4月任国务院参事，晚年以“栖梧老人”笔名发表大量回忆文章，1983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成为研究建党历史的重要一手材料。

包惠僧早年投身建党伟业，中途迷失方向，背离初心，晚年幡然悔悟，坦诚自省，既是个人信仰失守的悲剧，也映照出早期革命道路的艰险。

三

湖北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核心区域，敢为人先，不屈不挠，是湖北人的精神特质。

1907年，中国同盟会会员不足1000人，其中湖北103人，鄂东籍会员达35人，占全省的1/3以上；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组织指挥者中，有75名是黄冈县（包括今黄冈市黄州区、团风县和武汉市新洲区）人；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为全国最早的6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有5位湖北人，其中黄冈籍代表3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参加中共一大的三位黄冈籍代表，董必武老成持重，陈潭秋谨慎稳重，包惠僧戾气严重，一言不合就与人争论，甚至大打出手。

包惠僧一向和张国焘关系不好，“一说话就吵架”，新闻圈内曾送给他一个“大炮”的绰号，陈潭秋则常呼他为“暴徒”。

一个性情偏激，性格倔强，“差不多是一只野马”的大别山人，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为何动摇变节？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公开分共，叛变革命，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决定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挽救党面临的灭顶之灾。

7月20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包惠僧抱病前往南昌，着手创办《前敌日报》，配合南昌起义。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部队随即南下广东，包惠僧病情加重，实在走不动，经周恩来批准暂留南昌治病，住在南昌一个表兄家里。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南昌经过蔡廷锴、张发奎、朱培德三次搜杀，“无限苍生临白刃，几多华屋变青灰”，包惠僧胆寒、苦闷、失望，对中国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在时局重压和思想动摇中逐步脱离党组织。

病愈后，包惠僧几经辗转，经九江、黄冈、武汉、扬州逃到上海，与李达、施存统、马哲民等人“一起走上失败主义的道路”，在生死考验面前选择退缩，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行动上与党割裂，人生轨迹彻底改写。

中央为什么同意包惠僧回归？

包惠僧身份特殊，是中共建党元老，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私交深厚，有过历史贡献；亲历过建党与早期革命重大事件，具有政治统战价值和党史史料价值；脱党后无实权，无劣迹，无血债，本人真心悔悟，愿改过自新，具备“浪子回头”的前提条件和个人态度。包惠僧的回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念旧过、不忘旧情的宽广胸襟和政治智慧。

包惠僧晚年曾多次要求恢复党籍，但中央始终没有批准他的申请，党籍大门对他永远关闭，他至死都不是中共党员。

1949年12月25日，周恩来跟包惠僧谈话，“你过去不是普通党员，要对党有个交代”——交代不等于恢复党籍，若批准入党，难以向牺牲的烈士和坚持革命的老同志交代。中央对他回归的底线是：“回来可以，入党不行”；“可以回归工作，给生活出路，但不恢复党籍，不批准重新入党。”

包惠僧为什不能重新入党？

包惠僧历史上脱党，长期在敌营任职，虽未出卖组织，未直接反共，不属于叛变投敌，和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公开反共、出卖同志、危害革命有本质区别，但他有动摇、主动投靠、变节行为，属于革命低潮时的动摇分子，党史上正式定性为动摇、变节、脱党分子，政治上有污点，检讨虽深刻，但历史错误无法抹去，不符合党员标准。

中共一大代表中，除了包惠僧，还有三人脱党或开除党籍后，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

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存有分歧，于1922年自动脱党，但仍然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1924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大革命失败后，愤怒声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掩护大批共产党员，1926年湖北党组织曾提出恢复其党籍，未获中央批准，1927年被桂系军阀杀害，195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达，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不满张国焘的行径，于1924年脱党，之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49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人证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仁静，1926年去莫斯科学习，因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参加托派活动，回国后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出狱赞成国共合作抗日，1948年投靠国民党，1950年回到人民的怀抱，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始终未获准重新入党。

四

党籍是党员的政治生命。

理想易立，信念难守；半生浮沉，一世得失。包惠僧的一生饱受争议，满是遗憾与唏嘘。

包惠僧与陈独秀性格投缘，脾气相似，是陈独秀最信任、最器重的早期党员之一，与陈独秀建立了终身友谊。

“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受中央局委派，赴广州迎接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还和陈独秀一起在陈独秀家被法国巡捕抓捕，蹲过五天牢狱；

大革命时期，包惠僧无论是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是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党代表、独立十四师（夏斗寅的部队）党代表，始终受陈独秀领导；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均脱党，仍保持密切联系，私交甚笃；

1942年春天，包惠僧前往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区），探望贫病交加的陈独秀，还带去一些钱财接济他；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去世，包惠僧帮忙料理后事……

自1920年以来，陈独秀给包惠僧写了一百多封书信，包惠僧精心装裱，虽历经沧桑，却始终带在身边，作为传家之宝。

“文化大革命”时期，包惠僧受到严重冲击，被打断右腿，他上学的女儿回家“革命”，将中国现代史上这些珍贵文物付之一炬，包惠僧眼睁睁地看着陈独秀的遗墨化为灰烬。

包惠僧曾与同道共赴理想，终因意志不坚偏离航向，后半生重回正道，直面过往，功过是非俱随岁月沉淀，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家中安详辞世，静静地走完他八十五岁的人生旅程。

1979年9月22日，包惠僧所在的工作单位国务院参事室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包惠僧举行追悼会，迟来的悔悟让漂泊的灵魂最终找到与人民风雨同舟，共赴山海的归处。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白光涛在包惠僧追悼会上致悼词（至今未公开发表悼词全文，档案馆也未开放原件扫描版），依据当时官方口径、新闻报道、生平档案及权威回忆，追悼词称包惠僧为“先生”，而2024年1月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一大代表丛书”之一《包惠僧》，收入了组织上写的悼词（摘录），称包惠僧为“同志”。

为何包惠僧去世82天后才开追悼会？

主要是因为包惠僧人生经历极其特殊，追悼词难写，口径涉及到对“一大”代表、脱党人员、国民党旧官员的历史定性，政治评价非常敏感，需要层层审批。

大美黄冈，此心“安”处。2009年4月1日，包惠僧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移至黄冈市团风县故里，新立的墓碑上写着“包惠僧先生之墓”。

（图片来源于网络）

信仰是立身之本。包惠僧跌宕起伏的一生，不仅给我们提供镜鉴的意义，还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一旦误入歧途，只要正视错误，勇于回头，人生终可救赎。

时序走到忙种，夏天才算真正来临。一边收割历经春天的果实，一边播撒奔赴秋天的种子。

人生也是这样，没有一劳永逸的收获，唯有不停耕耘，适时播种，才能在岁月里接续收获美好。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青松，系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冈科技职业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