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谈论珠峰时，总绕不开英国？

2026年5月22日，珠峰南坡迎来又一个短暂的好天气窗口。

在这个窗口里，52岁的英国登山向导肯顿·库尔再次站上世界最高点。第20次，非夏尔巴登山者中的最高登顶次数。在记录外，有一个问题更值得问：为什么到了2026年，谈论珠峰，仍然绕不开英国人？

英国本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山。本尼维斯峰，这个岛屿最高点，海拔不过1345米。英国攀登者更熟悉的，是湖区、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岩壁，是冬攀、路线、保护点、风格和伦理。按理说，珠峰不该成为英国攀登文化里如此重要的一座山。

过去一百多年里，英国人一次次来到它面前。他们寻找通往珠峰的路线，也在东北山脊留下马洛里与欧文的失踪谜团；他们组织了1953年的首次登顶，也在1975年转向西南壁，把珠峰从“能不能登顶”的问题，变成“从哪里登顶、以什么方式登顶”的问题。

珠峰从来不属于英国。但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珠峰叙事里，英国人始终没有缺席。他们测绘它，想象它，攀登它，也在它面前失败、失踪、返回，重新定义路线和风格。

一座远在喜马拉雅的山，究竟如何改变了英国人理解攀登的方式？

撰文｜赵景宜

编辑｜玄天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RGS-IBG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在英国人与珠峰的故事里，莫里斯·威尔逊（Maurice Wilson）原本只是一个边缘名字。

他不属于那些由皇家地理学会、阿尔卑斯俱乐部和报纸共同推向喜马拉雅的远征队，更像是珠峰史里一个古怪的脚注。一个几乎不会登山、才刚刚学会飞行的人，却决定驾驶一架小飞机前往珠峰，再独自登上世界最高峰。

2020年，英国作家艾德·凯撒（Ed Caesar）将这个沉在珠峰史边缘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他最早是在读韦德·戴维斯（Wade Davis）的《静谧的荣光》时，第一次注意到威尔逊。那本书写的是一战后英国早期珠峰远征的历史，威尔逊只占很小的篇幅，像一个从宏大叙事旁边一闪而过的人。凯撒后来说，威尔逊的故事一直萦绕在他脑中，”他的失败宏大而令人心碎"。

威尔逊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他因作战勇敢获得了勋章。机枪射击伤到了他的背部和左臂，使他此后行动受限。战后，他辗转很多地方，去过新西兰、非洲和美国，经历婚姻、分离和几次失败，始终没有真正安顿下来。

1932年前后，威尔逊萌生了攀登珠峰的想法。那时，他三十多岁，仍像一个从战场上活下来、却没有真正回到生活里的人。

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不合常理。此前，英国已经组织过多次装备精良的珠峰远征。那些远征队有优秀登山者，有测绘、许可、营地、背夫和后勤系统，却仍然没有人登顶，并且有人死在山上。威尔逊几乎没有登山经验。他只在威尔士和湖区做过一些徒步，从未真正攀登过高山，不会熟练使用冰爪和冰镐。

更离谱的是，他还打算飞过去。

威尔逊买下一架二手 de Havilland Gipsy Moth 双翼飞机，并在伦敦北部的斯塔格巷（Stag Lane）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因为左侧身体受过伤，他操纵飞机并不灵活，进步也很慢。经过大约19小时飞行训练后，他拿到了单飞执照。

出发前不久，他还在家乡发生过一次事故。那次他试图在侧风中紧急迫降，结果撞上树篱，飞机翻覆。威尔逊没有受伤，也没有因此停下。他把飞机拖回斯塔格巷修理，继续准备自己的珠峰计划。

1933年5月21日，威尔逊起飞，开始了这次旅程。飞机被他命名为"永远-珠峰号"（Ever-Wrest），前座塞满装备和补给，后座坐着他自己。跑道边有记者、摄影师和朋友，有人断言他绝不可能成功。飞机装得很重，在跑道上艰难加速，迟迟没有离地。直到接近机场边缘，它才勉强抬起，越过树篱。

他一路飞过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途中不断遭遇阻拦和延误。抵达印度北部普尔尼亚后，飞机被英印当局扣留。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足够结束一场冒险。但威尔逊没有停下。他改用徒步方式，设法从大吉岭进入锡金和西藏，继续向珠峰北侧靠近。为了避开官方阻拦，他一度伪装成僧侣，并带着两名不丹同伴同行。

越接近珠峰，关于他的记录反而越少。1934年，威尔逊开始独自尝试攀登珠峰。他的胸前口袋里，带着一小块从地图上剪下来的珠峰峰顶区域。那不是完整路线，不足以指导一个人在冰川、裂缝和高海拔风暴中前进。

但珠峰的魔力或许就在于此，它不只召唤训练有素的远征队，也会把一个受伤、孤独、几乎没有准备的人，吸引到世界尽头。威尔逊的故事会让人想起《鲁滨逊漂流记》或《八十天环游地球》那类经典的英国冒险叙事：一个人离开本土，只凭意志、行动和想象，把自己投向远方。但他的故事没有那种明亮的胜利结尾。

一年后，英国侦察队发现了他的遗体和日记。他静静地躺在破烂的帐篷里，日记最后一条写着：“抬起头，心里满是希望。再次出发。天气很好。”

1924年6月8日，中午过后，珠峰北坡的云层短暂裂开。

地质学家兼登山者诺埃尔·奥德尔（Noel Odell）正站在高处观察。那是没有卫星电话、实时定位和影像记录的时代，风雪、距离与缺氧让所有的判断都变得不稳定。人只能靠眼睛，靠经验，也靠一瞬间的天气缝隙。

那一天的天气反复无常，云雾从山体上升起，又被风拉开。远处的山脊时隐时现，像一张还没完全显影的照片。就在云层短暂打开的刹那，奥德尔看见了两个黑点。

他们太小了。放在珠峰巨大的北坡上，几乎不像人，更像两个微弱的符号。一个黑点先移动到雪脊上，另一个随后靠近。奥德尔后来相信，那正是马洛里和欧文。他们正朝着顶峰方向，通过东北山脊上的关键地形。

很快，云又合上了。山重新变成白色、灰色和风声，两个黑点消失在云里。此后，再没有人见过活着的马洛里和欧文。那一年，马洛里37岁，欧文22岁。

1924年6月6日清晨，马洛里和欧文离开北坳。这是他们生前最后一张影像。

马洛里已经是英国早期珠峰远征中最醒目的名字。他有剑桥背景，曾在公学任教，气质里带着那个时代英国知识阶层、登山圈和精英教育共同塑造的影子。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他留下了那句此后被反复引用的话："因为它在那里。"

这句话干净、冷峻，不为冒险寻找额外理由。它很像马洛里留给公众的形象：优雅、固执，带着某种不肯向现实完全让步的浪漫。年轻的欧文则来自牛津。他强壮、聪明，擅长机械。虽然不是远征队里最有高山经验的人，但他对氧气设备的熟悉，让他被选进了最后的冲顶组合。

但在这最后的冲顶之前，远征队已经被大山消耗了太久。

1924年，英国珠峰远征远征队，

1924年的英国珠峰远征，是一场极其沉重的准军事行动。马、牦牛、背夫、辎重，以及来自整个英国社会的期待，被一点点带向山脚。在此之前，英国人已经两次来到珠峰北侧：1921年，他们先要看清这座山；1922年，他们开始真正向高处推进。相机、地图、笔记本和望远镜，和冰镐一样重要。他们先把珠峰变成照片、报告和演讲里的对象，然后才真正试图攀登它。

1924年5月27日，马洛里在一号营地给妻子露丝写信。他提到此前的日子很糟糕，回想起来，只有巨大的努力、疲惫，以及从帐篷门口望出去时，一个由雪和正在消失的希望组成的世界。咳嗽让他难以入睡。他描述自己曾掉进裂缝：雪在周围塌落，他坠落了大约十英尺，半盲、喘不过气，只靠冰镐横在裂缝上，才没有继续跌入深渊。

他在信里坦白，机会大概是"五十比一"地不利于他们。信的最后，他写道蜡烛快要烧完，自己必须停笔。几天后，他和欧文向上走去，走向那些由前人一层层往上搬运的氧气、帐篷和食物建立起的路线终点。下面的人只能等待。

探险队成员正在检查一条陡峭的冰裂缝。

等待是早期珠峰远征里最常见、也最难熬的一部分。云层把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切断，只留下猜测。奥德尔就是在这种等待里，看见了那两个黑点。

下午，天气彻底恶化。风雪重新控制了山体。最初，人们还可以相信他们只是被天气困住，或者正在下撤，或许会晚些回到营地。但等待一点点变冷，希望也一点点变得不合理。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不会回来了。

这场失败之所以会成为神话，不只是因为它发生在世界最高峰，更因为它落进了一套英国社会早已搭建好的叙事之中。通过报纸、演讲和地理学会的活动，珠峰早已不只是喜马拉雅的一座山，也成了一项国家性期待。

少年时代马洛里

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这种失败更容易被公众理解。1920年代的英国仍生活在战争阴影之下，太多年轻人没有回来，太多家庭熟悉等待和噩耗，太多名字被刻进纪念碑。死亡、远方、牺牲、未归者，这些词对于刚刚经历惨烈战争的英国社会来说，并不陌生。珠峰不是战场，却继承了某种战后的精神创伤。

马洛里和欧文的失踪，正好落进了这种语言。他们不是以失败者的方式被迅速遗忘，而是以"未归者"的姿态被长久纪念。1924年的珠峰已经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究竟走到了哪里？他们登顶了吗？

左：1924年6月20日，报告马洛里与欧文遇难的加密电报。中：诺顿关于1924年远征失败的报告，其中称两人是否登顶“始终存疑”。右：马洛里妻子露丝写给友人的信，信中写道：“乔治的灵魂已经准备好迎接来世，他离世的方式非常美好。”

这个问题之所以被一再追问，是因为这场失败始终没有被完全解释。如果他们明确倒在离顶峰很远的地方，故事会短得多；如果他们明确登顶并死于下撤，故事也会成为另一种胜利叙事。可珠峰给出的偏偏是中间状态：看见他们向上，然后云合上。于是，失败被留在了"也许"之中。

也许他们没有登顶，也许他们接近了；也许答案永远留在山上，也许答案本身已经不再比这个谜团更重要。这样的"也许"，比任何确定的结论都更有生命力。它让后人不断返回1924年6月8日那个中午，返回云层裂开又合上的瞬间。

整个英国珠峰神话，几乎就悬在那几分钟里。

马洛里和欧文留给英国珠峰史的，并不是一条清楚的路线，也不是一次可以确认的顶峰时刻，而是一种独特的山岳想象：人可以失败，可以失踪，可以没有归来，却仍然被长久记住。成功抵达山顶，失败却更早抵达了公共记忆。

在英国人与珠峰的故事里，失败比成功更早成为神话。

1953年之后，珠峰最重要的问题变了。

在那之前，它最核心的悬念只有一个：人类能不能站上世界最高点。1953年，答案来了。希拉里和丹增从南侧登顶，消息传回伦敦时，正赶上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典礼。这场由英国组织的远征，终于兑现了几十年的执念。

但登顶并没有终结珠峰，它只是把问题推向了下一层。顶峰已经有人到过，路线已经走通，世界最高点不再是悬念。真正的登山者开始面对另一种困境：如果“能不能登上去”已经有了答案，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道格·斯科特和杜格尔·哈斯顿在5号营地和6号营地之间

1975年，博宁顿把这个问题带向了珠峰西南壁。

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珠峰。山脊路线寻找的是山体的自然弱点；西南壁几乎是它的反面。它从西谷冰斗上方拔起，庞大、陡峭，岩带、冰雪坡与高海拔混合地形层层叠压。站在西谷仰望，顶峰不像一个高度，更像压在头顶的一整面墙。山壁不是在引导人向上，而是在拒绝人向上。

此前已有多支队伍尝试过，都没能成功。1972年，博宁顿自己也来过，也失败了。那次撤退没有关闭这面壁，只是让问题变得更清晰：它到底能不能被爬上去？

1975，探险队穿越昆布冰瀑

三年后，他带着队伍回来了。

博宁顿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英国远征组织者之一。他知道如何把攀登、后勤、赞助与公众叙事整合成一场大型远征——氧气、固定绳、营地、夏尔巴、摄影队，每一米向上，都有一整套系统在下面托着。这是另一种英国能力：把一个几乎不可能的问题拆开，分配给人、物资、路线和时间，再一点点向上推进。

1975年，英国珠峰西南壁远征的一号营地。

四号营地

真正的攀登，从后勤开始。昆布冰瀑是第一道障碍。冰瀑在移动，裂缝会张开，冰塔会倒塌。每一瓶氧气、每一卷绳索都必须先穿过这里。所谓“攀登西南壁”，在这个阶段还远没有开始——人先要把山下的世界送到山上。

高处的岩带（Rock Band）是真正的技术核心。那一带像横亘在山壁上的门槛，把下方雪坡与高处隔开，此前所有队伍都被它阻挡。尼克·埃斯特科特和保罗·布雷斯韦特在这里推进、固定绳索，为后续冲顶打开通道。顶峰照片属于最后两个人，但路线是许多人用身体一点点铺出来的。

道格尔·哈斯顿

9月24日凌晨，道格·斯科特和杜格尔·哈斯顿出发。高处每一步都变慢。哈斯顿的氧气管路被冰堵住，清理耗去宝贵时间——对一支冲顶队来说，时间就是安全边界。但他们继续向上。下午三点左右，他们站上山脊，西南壁已在脚下，视野突然打开。顶峰还在前面。他们选择继续，通过希拉里台阶，傍晚六点左右站上顶端。

那是一个很晚的时间。下撤时天已黑透。到了南峰附近，继续下撤变得不现实。他们挖出一个雪洞，把自己塞进去——没有帐篷，没有睡袋，没有氧气，海拔约8750米。斯科特后来估计气温接近零下五十摄氏度。

不能睡。在那个高度入睡，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他们互相说话，移动身体，摩擦取暖。后来关于那一夜，有一个细节常被提到：斯科特曾把脚放到哈斯顿腋下取暖。所谓同伴，在那一夜首先意味着帮对方活下来。

道格尔·哈斯顿（左）和道格·斯科特（右）在珠穆朗玛峰六号营地。

登顶不是这次攀登的高潮。那一夜的雪洞才是。他们熬过了那一夜，活着下撤回营地。但这场远征的胜利并不彻底：他们的同伴米克·伯克随后在高处失踪。成功与死亡仍然交织，像所有真正的高山远征一样。

1975年留下的，不只是一次登顶记录。它真正回答的，是1953年之后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世界最高点已经有人抵达，珠峰还能提出什么新的难题？西南壁给出的答案是：不只是抵达顶峰，而是从哪里抵达，以什么方式；不只是高度，而是路线；不只是结果，而是方式。

斯科特和哈斯顿站上顶峰时，他们完成的也许不是"英国人终于登上珠峰"。更重要的是，他们证明了：首登之后，珠峰仍然可以是未知的。

登顶一座山，故事并不会就此结束。

对英国人来说，珠峰尤其如此。1953年之后，世界已经知道人类可以站上珠峰顶峰；1975年之后，英国人也已经从西南壁这样一条更艰难的路线登上去。但这座山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完成的故事。它只是一次次换了面孔。

有时，它是一桩没有结束的旧案。1999年，马洛里的遗体在珠峰北坡被发现。那时距离1924年已经过去75年。遗体被冰雪和高海拔环境保存下来，俯卧在碎石与冰雪之间，呈现出一种近乎不真实的苍白。时间在珠峰上以另一种方式运作——它没有完全带走他，而是把他留在死亡、证据和神话之间。

马洛里最后一次攀登留下的部分遗物，包括雪镜、高度计和小刀。

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一些随身物品，却没有找到能够证明登顶的决定性证据，也没有找到那台可能记录真相的相机。更令人反复谈论的，是那张没有出现的照片。马洛里曾说过，如果自己登顶，要把妻子露丝的照片留在峰顶。可是1999年，人们在他身上没有找到它。

照片去了哪里？也许在坠落和风雪中遗失。也许从未被带到最后。也许，正如许多人愿意相信的，他真的到过顶峰，把照片留在了那里。这些遗物不能证明任何事，只是把谜团重新打开。

但珠峰召唤英国人，不只靠旧谜团。

1988年，斯蒂芬·维纳布尔斯（Stephen Venables）和三位队友给出了一个答案。他们从珠峰东侧的康雄壁出发。那是珠峰最偏远、最少被进入的一侧之一，没有成熟的常规路线，也没有大型远征那样庞大的后勤支撑。

这和1975年西南壁形成了清晰对照。博宁顿的远征是一场山岳工程，庞大、系统、精密；维纳布尔斯这一队，则把珠峰重新带回更古老的问题：一支小队，能否在不确定里完成一次有创造性的攀登？

Stephen Venables

康雄壁先把人带进一片孤立、不确定的地形。冰川、雪坡、冰壁和高处山脊之间，所有物资都显得沉重，所有判断都带着后果。因为没有氧气，海拔对身体的影响更直接；因为没有庞大支援，任何错误都更难被弥补。

1988年5月，维纳布尔斯最终独自继续向上，无氧登顶，成为第一位无氧登顶珠峰的英国人。下撤时，他几乎耗尽了全部体力。队友后来在南坳看见一个人影蹒跚走来，脸上结着冰晶，声音微弱，只说自己到了顶峰。

1988年珠峰康雄壁远征期间，队伍在约7500米处建立的营地。

这个画面和1975年斯科特、哈斯顿在南峰无装备露宿，有某种隐隐的呼应。英国珠峰叙事里，成功很少是彻底的。它常常贴着疲惫、冻伤和死亡边缘。维纳布尔斯的意义不只是"又一位英国人登顶"。1975年，西南壁证明了登顶之后，珠峰仍然有路线问题。1988年，康雄壁证明了路线之后，还有风格问题。

到了肯顿·库尔（Kenton Cool），珠峰变成了另一种存在。

他不是外行冒险者，不是失踪英雄，也不是开辟未知路线的人。2026年，他第20次登顶珠峰，成为第一位20次登顶珠峰的非尼泊尔登山者。对多数人来说，珠峰是一次人生目标；对他来说，它已经是反复返回的工作现场。这不是一种降格，而是珠峰在另一个时代提出的另一种问题。

Kenton Cool

现代珠峰变得更安全：精确的天气预报、专业团队铺设的固定绳、商业营地和氧气服务、付费进入系统的客户、承担大量高风险劳动的夏尔巴向导。登山不再只是一个人或一支队伍面对一座山，而是一整套产业面对一个有限的天气窗口。库尔对这套系统的看法并不简单：他更强调筛选，强调谁有能力被带到那里，谁来真正承担风险。

从威尔逊到马洛里，从西南壁到康雄壁，再到今天的商业攀登，英国人在这座山上遇到的问题一直在变化。它关乎孤独的冒险、失败的神话、路线与风格，也关乎现代登山里的职业、商业与责任。

所以，珠峰之所以改变英国攀登，并不只是因为英国人曾一次次抵达它的顶峰。

恰恰相反，它不断让英国人重新回答：为什么出发？失败是否有价值？登顶之后还剩下什么？路线和风格是否比高度更重要？当攀登变成职业和产业，风险又该由谁承担？而当世界最高峰不再是唯一答案，英国攀登还要去哪里寻找自己的未知？

对英国攀登而言，珠峰更像一面镜子。一百多年里，英国人在这面镜子里看见冒险冲动、失败美学、路线伦理和现代职业困境。它远在喜马拉雅，却反复改变英国人理解攀登的方式。

它在一百多年里，不断追问那些来到它面前的英国人：你到底为什么要向上？

你觉得一座山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顶峰，还是通向顶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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