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底靠谱吗？怎样防“老赖”？民国银行靠“跑街”打探人品

文│刘平

旧时上海街景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他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通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他甚至认为，“信用是整个社会的最大资本”。中国战国时期的墨翟说：“言不信者行不果”。更何况以实待人，“非唯益人，益已尤大”。无法否认的是，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征信制度作为不可或缺的内容，事实上也在近代上海金融发展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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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街与调查

沪北钱业会馆

社会学家郑也夫认为，“农村是熟人的社会，农村人生活在熟人之中;城市是陌生人构成的社会，城市人生活在陌生与匿名中，这不是成员个体的性格问题，而是城市规模所使然，城市规模之必然。近代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人际交往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契约、合同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信用习惯。而这也成为上海金融业难以回避的现实。

1930年代之前，钱庄业在上海称雄近百年，其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即有其独到之处。美国人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一书中说：“他们的营业是以主顾的个人信用为基础，他们自有一种调查信用的特别方法，他们弥补了黄浦滩和四万万中国人之间的空缺”。他所指的就是钱庄跑街。在上海钱庄的“八把头”中，“跑街”占了重要一席，其助手称“跟跑”。这一职位“专在外面招揽生意，接洽存款放款，为钱庄与顾客借贷往来中间人”；此外，就是兼任信用调查，“如探询顾客的身家是否可靠，营业是否发达，财产是否殷实”。近代上海商业分为多个帮口，如华纱、杂粮、绸缎、烟纸、钟表、五金等，内容庞杂，每一个钱庄跑街如果能够熟悉一帮的商情已经算相当不错。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员工办公场景

近代中国新式银行设立之初，也曾参照钱庄的办法设立跑街一职。随着银行经营规模逐渐扩大，设立专业的银行调查部门成为一种必然选择。191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率先设立了银行调查部：“调查各商号内容，分类详录，以期或效于将来。”交通银行也于1919年在总管理处下设调查课，分设专务调查员、常务调查员、嘱托调查员三种。中国银行则于1928年设立调查部，分调查课与统计课。

银行调查部主要依靠调查员的实地调查，其工作方式与钱庄跑街相比，并没有本质差异。这种信用调查范围不广，目的狭隘，无法担负起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的沟通，民族工商业不能赖其发展。此外，一般银行调查部不接受社会上其他机构或个人的委托，银行调查部的工作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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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所活动

中国征信所营业章程、 申报上中国征信所宣言和开幕公告

根据北京政府财政部1915年颁布的《银行公会章程》，设立征信所成为银行同业公会的职责之一。1918年至1919年间，《银行周报》总编辑徐沧水曾有创办征信所之议。1921年和1924年，上海银行公会先后两次提出设立上海征信所，并在全国同行间获得共识，但限于多种原因失之交臂。这一愿望最终得以由民间组织中国兴信社完成。

1931年6月，上海银行界人士中国银行张禹九、祝仰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耀华，新华信托银行孙瑞璜，浙江兴业银行方培寿、浙江实业银行章乃器等，筹划成立“中国兴信社”作为合作信用调查机关，以改进中国信用制度为宗旨。该社实行会员制，由参加的各家银行出资设立，派出代表共同组织。中国兴信社在其章程中即明确规定，适时成立征信所。

1932年6月6日，中国征信所在上海圆明园路1号正式开业，成为“中国兴信社的事业的一种，是一个对于信用调查工作的公开服务机关。”章乃器成为中国征信所第一任董事长。先后担任中国征信所经理者有潘仰尧、金慕尧、祝仰辰等人。开办之初，还聘请了一些大学教授、会计师、统计专家等担任顾问，如刘大均、李权时、徐永祚、潘序伦等。中国征信所仍为会员制，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每年分别缴纳会费300元、200元、100元，调查报告书另外收取不等费用。中国兴信社也给予了一些经费补助。

中国征信所单据

中国征信所的主要业务是“调查信义，传布商情”，此外还包括“编刊征信工商行名录，发行所报及其他经济刊物”。如银行放款时要了解客户信用，或制造商放账款时要确定主顾信用，均可委托征信所调查;有客户提供某种商品作为抵押，请求银行放款，银行在对商品估价时，可请征信所提供该商品的市面详细调查报告：至于其他经营任何工商业者，因需了解市场供求状况，以确定生产或贩卖方针，相关调查工作也可委托征信所完成。

1934 年，中国征信所迁入圆明园路 133 号底层大厅，业务繁盛时期，员工多达百人。 1934 年 4 月，中国征信所会员总数为 97 家； 而截至 1936 年 8 月，会员总数已达 147 家，发出调查报告书近 4 万件 1936 年，每天接受调查案件平均在二三十份。至抗战爆发时，已拥有公司行号调查档案 3 万户，工商界个人调查档案 1 万多户，以及一大批经济资料。此外，中国征信所还先后在天津、汉口、重庆等地设立了分所，并与美国纽约邓白氏征信所、英国伦敦征信所等建立了业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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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齐参与

位于上海银行公会大楼的中国征信所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征信所信用调查业务减少，其主要精力转为编辑出版物，发行《征信日报》成为中国征信所全部工作的重心，《征信日报》的报费及广告费也几乎成为中国征信所的全部经常性开支来源。而联合征信所的设立及迁址上海，则使中国征信所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挤压。

1944年10月，作为战时全国经济金融决策机构的四联总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为及时掌握市场动态，调控信贷规模，决定在重庆设立联合征信所，并附属于同时成立的联合票据交换所。抗战胜利后，联合征信所于1945年11月迁沪办公，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活动，在上海工商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至1948年11月底，近三年共调查案件1万余件。

联合征信所在物资经费等方面得到了四联总处及各大国家银行的支持，并垄断了不少政府委托项目，如复工贷款、生产事业临时贷款等。联合征信所的官方背景，还使其在获取政府资源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如调查1948年1月至4月上海工商业倒闭工商户的情况涉及近40个行业，即是依靠四联总处的“介绍”，要求上海市社会局提供相关统计资料，大大节省了调查成本。

联合征信所的出版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征信所的事业初步发展之时，一些社会人士也开始筹设征信所。1937年5月，上海商人张国权设立了上海工商征信所，其业务范围包括调查工商出品及原料产地、编印分类工商出品指南、发行工商半月刊等。而许晚成的许氏工商服务所，则是以出版发行各种行名录等征信出版物为主，先后出版《全国金融市场调查录》《上海暨全国工商行名录》等。从1932年6月上海成立中国征信所，到1945年6月联合征信所迁址上海，加上一些个人设立的征信调查机构，各自不同的背景实际代表了近代中国信用调查体系的三个不同层面。诚如孙建国先生《信用的嬗变：上海中国征信所研究》一书认为，从层次结构性特征来说，上海已成为中国近代征信事业的中心。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