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亲手埋葬自己的｜IPP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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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过去40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曾以“开放”“竞争”“效率”为名，塑造了世界经济秩序。然而今天，这一秩序正在遭遇来自两个方向的强烈反弹：对外，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竖立起贸易壁垒，新重商主义、经济安全化和产业回流导向不断升温；对内，反移民、反建制和民族主义政治在欧美国家持续扩张，试图以传统价值、民族共同体和“本国优先”回应全球化带来的失业、焦虑与尊严流失。

6月15日，《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研究教授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反思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文章。文章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恰恰内生于其自身最推崇的两种“美德”——世界主义与竞争。前者削弱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共同体，使富裕国家中被全球化抛下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感到被遗忘；后者则在技术进步和市场逻辑的推动下，将越来越多社会关系转化为商业关系，把家庭和人的尊严也卷入竞争之中。当增长收益更多流向少数赢家，而普通劳动者承受收入停滞、就业外流与道德失序感时，新自由主义便开始失去其政治基础，右翼民粹主义也由此获得了社会土壤。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研究教授，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近20年。离职后撰写了关于全球收入不平等的著作《Worlds Apart》。

如果要定义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这40年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以说它是由两种理念驱动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与竞争（competition）。

也可以说，正是这两种理念，如今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自身的瓦解。

世界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一项核心理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巴黎的沃尔特·李普曼研讨会（Walter Lippmann Colloquium，1938年巴黎一场试图“重建自由主义”的思想会议，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思想谱系的重要起点），以及早期的朝圣山学社（Mont Pèlerin Society，1947年由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起成立的一个国际性自由主义思想团体，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和制度化的重要平台）。

所谓“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指世界上每一个个体都应被视为同等重要，并且只要面对最优的经济条件，就同样有能力改善自身经济处境。这些条件包括私有财产安全、自由贸易、低税收，以及一种“尚可容忍的司法管理”（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用亚当·斯密的话说，除此之外，人们几乎不需要别的条件，就足以满足所有人“改善自身处境”（better their own condition）的普遍愿望，并使世界达到此前难以想象的繁荣水平。

世界主义也是支撑新自由主义世界的一种政治理念。在这一世界中，民族国家政府本身应当退居幕后，让个体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理想状态下，这应当是一个小政府，甚至是政府几乎不可见的世界。用早期新自由主义倡导者的话说，“公权力”（imperium）——也就是国旗、国歌、语言以及其他民族国家象征物——可以留给政治家处理（如果公民坚持投票，也可以留给选民处理）。而更具实质意义的“所有权”（dominium）世界，则由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口的流动构成。

要让世界主义创造全球财富与繁荣，这个世界也必须是竞争性的。人们不仅可以被允许跨越国界相互竞争（或对抗），而且还需要通过展示所有可能属于他们的利益以及他们在竞争中获胜后所获得的认可，来激励他们参与竞争。

竞争带来了全球增长：1980年至2020—2021年间，全球人均GDP平均水平翻了一倍多，从7700美元（按2005年国际美元计算，并已根据购买力平价调整）上升到接近1.7万美元。这意味着，40年间全球人均年均增长率达到2.1%，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而且，这还是在世界人口从1980年的44亿增长到如今的83亿的情况下实现的。）人均收入翻了一倍多，再叠加世界人口近乎翻倍，意味着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全球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扩大了四倍。

但是，这种主要得益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增长率而实现的“匿名”（anonymous）增长率，对富裕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并无助益。真正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并不是全球2.1%的人均增长率，而是另一个事实：在美国以及多数富裕西方国家，相当一部分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也就是扣除通胀后的增长率，大约只有每年1%；而富人的收入增速则是他们的两到三倍。

此外，从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算起，新自由主义时代不仅是一个“有利于富人”的时期，即富人的收入增长快于中产阶层和穷人；与此前时期相比，它也意味着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增长普遍放缓。事实上，在美国收入分布的每一个位置上，除了最顶端人群之外，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增长都慢于此前十五年左右的时期。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世界似乎正在变得趋同。划分世界的，不再是民族国家边界、种族或性别，而是人的能力、技能和努力程度的差异。它正在接近新自由主义的理想：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充满高度竞争的个体。他们能够同世界任何地方沟通，了解潜在竞争者可能做什么，然后努力超越对方；这种能力又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竞争欲望。

但是，世界主义和竞争虽然本身很有吸引力，但它们却是一种不稳定的组合。

世界主义撞上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过度竞争则创造了一个充满贪婪、道德失范和一切活动皆被商业化的世界，甚至连过去最私密的事务也未能幸免。从根本上说，它威胁到家庭本身，使家庭变得多余。

在富裕国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赢家正是受到其世界主义观念的鼓舞；他们将这种世界主义视为一种美德，认为它意味着摆脱了有害的民族主义。也正因如此，他们不仅很快把境遇不佳的本国同胞的福祉，看得并不比外国人或陌生人的福祉更重要，而且还相信，这些同胞在如此开放的竞争中失败，说明他们自身存在某种缺陷。经济上的成功于是被等同于道德上的优越。正如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所言（他的崛起几乎与英国的里根和撒切尔的崛起完全重合）： “致富光荣”。

1987年7月17日，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外合影。图片来源：Mike Sarg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然而，政治制度终究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组织起来的。那些境遇较差的本国同胞感到自己被遗忘、被忽视，并对自身所受到的对待心怀不满。在他们看来，富人愿意甚至热衷于到遥远的地方投资，正体现出其对本国工人的冷漠。那些承诺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来取代因进口商品价格更低或其他地方的线上工作而流失的岗位，却难以兑现。

由此产生的不满，在最富裕的国家引发了政治动荡。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此前只是隐含存在的问题变得昭然若揭：富人并不关心那些被时代抛弃的人；而当危机成本需要被承担时，他们确保账单不会落到自己头上。

这些不满者，在过去本可能同时为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补充力量，就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那样。但如今，他们的选择要少得多。左翼政党要么因“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real-existing socialism）的失败而信誉受损，要么因为其妥协性的“第三条道路”政策（third-way policies），被视为中右翼政党的同谋，共同推动了那种令西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深感失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高峰，恰恰出现在名义上的左翼政府——美国的比尔·克林顿政府、英国的托尼·布莱尔政府以及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政府时期。

因此，失望的大众转向右翼政党。这些政党主张民族团结，要求停止在经济上把本国民众与外国人同等对待，甚至承诺让工业岗位回归。在国际领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因此越来越多地被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取代。后者通过经济胁迫、没收外国资产、进口禁令以及夸张的关税政策，来切断或至少控制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则更容易被切断，因为即便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高峰时期，它的政治支持度也一直很低。

经济停滞、产业外流、身份焦虑等因素，使一部分美国民众转向反建制右翼政治。图为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现场。图源：华尔街日报

新自由主义等式的第二部分，是社会内部、跨越国界和时区的竞争。在技术进步的帮助下，这种竞争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房屋和汽车的维护，乃至做饭、照护老人和儿童等家务劳动，都被转移给了那些不再拥有稳定工作、并已成为不满者阶层一部分的人。过去维系社会与家庭、并本会阻止这类外包的道德规范，已经被“光荣”的欲望，也就是致富的欲望所抹去。

这种被感知到的道德失范，也助长了反体制右翼政党的崛起。这些政党的成长，依靠的是这样一种承诺：不仅要恢复已经流失的工作岗位，也要恢复不满者的自尊，并让整个社会回归所谓的传统价值观。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取而代之的是为外国商品和外国人设置保护壁垒，以及徒劳地试图在国内回归更传统的世界。正如希腊悲剧一样，正是那些确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数十年成功的特征，最终造成了它不可避免的覆灭。

*文章刊载于《外交政策》2026年夏季纸刊，于2026年6月15日发布于《外交政策》官网，文章原标题为“The End of Neoliberalism：The virtues it extolled—cosmopolitanism and competition—led to its de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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