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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有句话:在一个人人讲道德不讲法的地方,一定是小人盛行,流氓遍地。反之,人人讲法律,则社会越来越好。
明史专家,胡适的学生吴晗,对新社会充满了幻想,他竭尽全力地劝说胡适留下。胡则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在新中国成立,吴晗担任北京副市长期间,得意洋洋不可一世。这时,他不再却胡适,而是痛骂胡适“狗坐轿子不识抬举”。
1957年,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身份致信胡适,劝说胡适回大陆看看,全国上下,“一片新气象”。并且以命令的口吻,表示目前的“思想批判只批理论不批个人”。
胡适收到信后,在3月16日日记中写到:“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没有思想,我算什么?”然后把这信,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周致电胡适,希望说服“自己所敬爱的人”胡适留在大陆。但胡适不是张学良那样的公子哥,这位北大校长只淡淡的回了一句:“民猪这个东西,在蒋先生那里,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在毛先生那里,是有和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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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香港的报纸上,登出了一封所谓“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这封信的英文译本,也在香港传播。人们引用最多的,是其中的这一段:
“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们自由的学习著,讨论著,教授们自由的研究著。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胡适看了这封信,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菜籽油了!”
“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写的吗?我的答复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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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8岁的季羡林站在老师胡适的墓前,泪流满面,为自己当年随波逐流说过的假话违心话忏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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