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质疑毛主席诗词写错时令，听了毛主席的反驳，直呼：受教了

老覃在四月份发布了《1959 年，毛主席让郭沫若改诗，却弃佳句不用，另铸出两首经典之作》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的是，1959年7月1日凌晨，毛主席乘车登庐山上庐山开会，此前，他从江西省省长邵式平的口中得知，庐山的盘山公路共有396道弯。他的童心大起，为了验证，随身携带了四盒火柴，每盒100根，每转过一道弯，他就丢一根火柴。最后，不多不少，就丢了396根。上到山后，他的心情大悦，挥毫写下了《七律·登庐山》诗稿。两个月之后，专门请诗坛泰斗郭沫若帮自己提意见，以精益求精，再行修改。

毛主席和郭沫若的交情，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3月23日。

那一天，在大革命中心广州，郭沫若刚受聘担任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他到林伯渠家拜访老友林伯渠时，在书房中与毛主席不期偶遇。

毛主席当时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郭沫若是当时文坛影响极大的诗人，《女神》早已风靡全国。

两人都对对方的大名如雷贯耳，因此一见如故，畅谈时局与革命文艺。

郭沫若后来在自传《创造十年续篇》专门记录这次见面，细致回忆了初见毛主席的外貌、谈吐。他的回忆，是权威一手记录。

相识之后，毛主席诚邀郭沫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

曾几何时，两人一同赴东山青年会同台演讲。

北伐开启，郭沫若投笔从戎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随军北上。1927年8月，郭沫若还参与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十年，与毛主席天各一方却是神交未断。

抗战郭沫若归国后定居重庆，毛主席在延安，二人依靠书信互通文章、交流文史见解：

1944 年，郭沫若推出大作《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赞不绝口，将其列为全党整风文件，并亲笔写长信与郭沫若展开“甲申对”，成一时之文坛佳话。

话说回来，1962 年《人民文学》准备刊发毛主席的六首词，特约郭沫若写赏析文章。

这六首词都诞生于土地革命时期，分别是《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 年秋，闽西根据地）、《采桑子・重阳》（1929 年 10 月，闽西上杭）、《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 年 2 月，进军吉安途中）、《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 年 7 月，红军攻打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0 年 12 月，龙冈大捷）、《渔家傲・反第二次大 “围剿”》（1931 年夏，七百里横扫敌军）。

郭沫若欣然命笔，兴致勃勃地写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文中对上述六首词都做了深入浅出的赏析。

赏析过后，意犹未酣，笔锋一转，称：“读完这六首词，我还想顺带谈一谈《忆秦娥・娄山关》。”

老覃在这里补充一下，《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已于1957 年刊发在《诗刊》上了，郭沫若当时读了，心中就存下了好多疑团，但一直无从诉说，趁这个机会，就附带在《喜读毛主席〈词六首〉》这篇文章里抒发出来了。

他说：“我对这首词做过一番细致考证，起初也以为上下阕写同一天的行程。我翻检新旧《遵义府志》，遵义到娄山关七十里，一日可达，单看路程似乎合情合理。但细究时令与史实，便生出疑问。传统诗词中，‘西风、霜晨、雁叫’都是典型秋景意象。娄山关战斗发生在一九三五年初春，冬春之交，何来秋霜归雁？我于是生出一种理解：上阕‘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写的是一九三四年秋天，红军初次经过娄山关，彼时长征刚启程，前路迷茫，心境沉郁；下阕‘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写遵义会议之后，一九三五年初春再战娄山关、夺取大胜，一悲一壮，分写两次行经娄山关的不同心境，上下阕并非同一日之事。”

《人民文学》的编辑在刊发毛主席的六首词和郭沫若这篇赏析文章前，特意把《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的文稿清样送呈毛主席。

毛主席读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这篇大作后，有些啼笑皆非，提笔在清样空白处，模仿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一大段解释，纠正误解，主要解释了几点：

一、全词只写1935 年 2 月娄山关一战，不是分写春秋两件事；

二、词是战后追写，打仗当天无暇填词；

三、南方云贵的冬天、早春不下雪，只结霜，初春清晨仍有雁、冷月，风物观感酷似北方深秋，不能拿中原四季规律硬套西南山地；

四、“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是多年战地景物感受在此刻融合而成。

郭沫若读了毛主席的解释后，还有些不服，专门去请教气象学家竺可桢。

当他从竺可桢口中得知娄山关2月的气候特征就是多霜、西风后，这才心悦诚服，直呼：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