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德安沈毅学校纪事

作者：辛会珍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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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沈毅学校纪事：一所曾被全国教育界“看见”的赣北私学

——写在德安私立沈毅学校建校一百一十余年之后

民国元年（1912），江西德安。

县城中心的昭忠祠内，咸丰年间的忠烈牌位尚未蒙尘，琅琅书声却已穿透了缭绕的香火烟雾。

这里没有门槛，不看出身。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毕业生、同盟会员郭沈毅，这位留着西装头、口袋里插着三支钢笔的“海归”，正挽着长袍马褂的父亲——时任德安县知事郭运泰，在昭忠祠门口挂上一块新匾：“德安郭氏沈毅学校”。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挂牌，而是一场与旧时代教育传统的决裂与宣战。郭沈毅宣布：“有教无类。”不分省籍、不分官民、不分农工商贾。学校免收一切学费、制服费，书籍笔墨均由校方无偿供给。这在当时闭塞的赣北山区，无异于天方夜谭。乡绅们窃窃私语：“郭家这是疯了，散尽家财，养别人的孩子？”

然而，疯子往往走在时代的前面。

起初，全校仅有初小三十余人，高小四名学生。谁也不曾想到，这所僻处赣北的小学，竟在山河破碎、兵戈四起的民国岁月里，硬生生坚持办学十五载。它不仅没有被时代的洪流吞没，反而频频登上全国教育的最高舞台，成为各大主流教育期刊争相报道的“教育样本”。

破冰与荣光（1912-1917）

学校创办之初，便显露出不凡的气象。

1914年3月22日，被誉为“中国教育界徐霞客”的黄炎培先生，在历时95天的皖赣浙教育考察途中，专程来到德安。他视察了沈毅学校的教学设备，对这所新式小学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这位著名教育家亲笔题词赠予学校：

“为人深沈而好书，惟士弘毅以道远。” 这句化用《论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题词，既是对郭沈毅本人的勉励，也暗嵌了“沈毅”二字，化为校魂。随后的几年，沈毅学校迎来了创建之初的快速发展并迅速获得无比荣耀。

黄炎培到沈毅时，学校已扩大规模增设班级第二班、第三班，尽管遭受兵祸损失，仍坚持整顿，陆续兴建了亭阁、运动场、成绩展览室、书报室等，开启了注重实用主义的新式教育。学校举办了第一届运动会，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沈毅金质三等奖章”，这是对私立学校办学成绩的极高肯定。这一年，学校高小班毕业四人。

黄炎培到沈毅后，各界教育名流开始关注这所赣北小城的学校，

前政事堂谘议袁观澜来赣考察，亲莅昭忠祠视学，赐校额“私立沈毅国民学校”；继而教育总长范源濂亲笔书额“沈毅”二字。范氏系民国初年著名教育家，其亲题校训之举，足见沈毅学校在当时全国教育界之影响。旋即江西省省长传谕嘉奖校董及教职员，教育部颁“沈毅金色二等嘉祥章”一座。学校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先后参加江西省学校成绩展览会及第三届全省运动会，均获省长褒状。

这一时期，学校内部发展进入稳定发展，升格国民学校后的国民第一班毕业并全班升学后，学校恢复前序因生源少而停止的高小班招生。学校又创新推出鼓励学生成立“自治会”，通过“家庭通知簿”和“学校日记”加强家校沟通与自我管理等举措。通过创编《学校新闻》，由学生担任投稿人，每月出版一次；同时加授“新纂乡土课本”和“商业实习”课程，让学生学习实际的商品贩卖，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充分体现了“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因此才有了从国家部委到江西省、九江市的一系列褒奖，开局即成县域私校的引领标兵。

聚光灯下的镜像（1917-1920）

如果说官方的嘉奖是挂在墙上的荣誉，那么主流媒体的聚焦，则是沈毅学校走向全国的“通行证”。

1917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旗下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杂志》摆上了全国各大书局的柜台，其图画栏目中不多的几张全国优秀学校即刊载了“江西沈毅学校摄影”。照片中，前排五名学生端坐，神情肃穆而自信；正中间，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侧立；老者身旁，竟站着一位西装革履的外国教员。这张照片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死水：原来在闭塞的江西，竟有这样一所敢于聘用洋教习、并将教育总长题写的“沈毅”校名置于醒目位置的小学！

“沈毅” 图源：《教育杂志》 1917年10月刊

1918年10月，《教育杂志》再次聚焦，刊登“江西德安郭氏沈毅学校第四次毕业摄影”。画面定格在昭忠祠的牌坊下，22名毕业生与8名教职员整齐列队，照片左右两侧分立着正值华年的青年男女——据传正是校长郭沈毅与其贤内助。这不仅是师生的合影，更是一个家族与教育捆绑命运的见证。

1920年7月，杂志上的新闻图片换成了“江西德安沈毅女学校成立纪念摄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高呼男女平等的年代，沈毅学校做出惊人之举——开办德安首所女子国民小学。这一举措迅速被上海的《女子月刊》等媒体捕捉，沈毅女校由此成为赣北女性教育启蒙的又一灯塔。

在县城仍受旧礼教束缚的背景下，学校一面广而告之、扩大影响，一面苦练内功、不断进化：1918年，国民第三班毕业后全班升入高小，学校正式复办高小部，并续招国民第七班；通过租赁校内左侧民房七间作为校室，开辟了两个操场；开设“实土课本”（乡土教材），组织学生设立“商业实习会”并“实行贩卖”。想象一下，1920年的德安街头，一群穿着校服的小学生提着货篮叫卖文具，那是怎样一种新旧交织的奇观！同年，教育部再次颁发嘉祥章：郭沈毅获二等，其兄郭景仪获三等。郭氏家族，正以小县城新教育的勇毅开拓，换取了民国教育史上的一席之地。

江西德安郭氏沈毅学校第四次毕业摄影 图源：《教育杂志》1918年10月刊

跨越国界的注视（1921-1923）

民国十年（1921年），沈毅学校再次迎来了高光时刻。

这一年，郭沈毅夫妇北上晋谒孙中山大总统。在庄严肃穆的延庆楼，大总统赐坐畅谈，听罢这对年轻夫妇在德安办学的壮举，欣然提笔写下“乐育菁莪”四字——典出《诗经·小雅》，意为培育英才——并捐银五百元。这不仅是金钱，更是国家政治领袖对民间教育力量的最高认可。

这份殊荣迅速引来连锁反响：海关监督徐彦、币制局总裁徐端甫纷纷慷慨解囊，捐资数千元；江苏督军李纯、陆军少将徐鸿轩等军政要员题赠校额、肖像，并资助学生自治会。国际援助也跨海而至——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涩泽荣一（字青渊）从东京汇来日币一千元，专用于“建筑校舍费”。涩泽荣一与郭沈毅同为早稻田出身，此举既缘于校友之谊，也出于对纯粹“教育救国”理想的认同。沈毅学校由此获得了一份难得的国际注视。

也是在这一时期，学校规模空前扩大，图书馆、博物馆、学校园次第成立；教学成绩斐然，当年高等班毕业生升入中学、师范及工业学校者过半。

然而，荣耀的另一面，也伴随着时代的回响。

早在1919年5月13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之际，德安沈毅学校与德安县立高小学生及教职员共四百余人，在县城东门集会，声援北京学生，并决议游行、发电声援。这场爱国行动，标志着沈毅爱国青年正式汇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

郭沈毅夫妇赴京的1921年，就读于沈毅学校的杨超、扶国权、向热生（向锡焜）、熊华英、甘维清（甘霖沛）、黄继美等一批进步青年，怀揣对新世界的憧憬，先后告别德安，奔赴南昌、九江、南京等地求学。在大都市的校园里，他们接触到了《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改造中国的真理。自此，新文化、新思想不再只是书报上的铅字，而是通过这批在外求学的学子，源源不断传回德安闭塞的山乡——沈毅学校的课堂里、德安的街巷中，开始弥漫起前所未有的革命气息，为这片土地埋下了红色的火种。

时间到了1923年（癸亥年）秋，处在巅峰发展期的沈毅迎来办校十二年，时任江西省浔阳道道尹高培枢——一位喜好收藏古籍、常为名家题签的文人官员，为郭沈毅的著作题写了书名：《德安郭氏沈毅学校十二年纪事本末》。

在这本书的结尾，郭沈毅与夫人杨爱梅写下了一段文字：

“以谋升阶之便利而图教育之扩展……经营教育已十二年，耗费赀财迄逾巨万，棉力深惧弗胜，素志决毋敢懈。”

“耗费赀财迄逾巨万”，足以买下半座县城；“棉力深惧弗胜”，个人的力量终究太渺小了。

落款是：中华民国十二年双十节。

高培枢题签手迹 图源：德安郭氏沈毅学校十二年纪事本末（1923年10月）

教育的丰碑与未竟之路（1924-1927）

沈毅尤为珍贵的记忆来自1924年的《学生杂志》和1925年的《教育杂志》，这所赣北名校留下了两段轻盈而珍贵的侧影——那是属于少年的、未被战火侵扰的快乐时光。

《学生杂志》（1924年7月5日刊）记录下了"沈毅学校秋游百花洲"的场景。省城南昌的百花洲畔，湖水荡漾，一众戴着帽子的小朋友或坐或立，摩肩而立。虽然岁月斑驳让影像略显模糊，但那份沉浸在秋光中的求知与游玩之乐，依然透过纸背扑面而来。

《 教育杂志》（1925年1月5日）则刊登了一幅"沈毅学校春季旅行摄影"。画面定格在德安郊外的田野池塘边。照片里，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深色上装、白色短裤与长袜，整齐地站在田埂上。池塘水面如镜，倒映着他们的身影，岸边还有挑着箩筐的农民劳作经过。没有刻意的摆拍，只有田野间的春风拂过，那是实用主义教育最生动的注脚——学校不仅是读书的笼子，更是走向自然的窗口。

这两帧画面，一春一秋，一乡野一省城，构成了沈毅学校最柔软的记忆。孩子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他们无忧无虑的最后几年。

1926年10月5日。

德安城头变色。孙传芳部颜景宗重入德安城，大肆杀戮。此时的郭沈毅，已任铜鼓县知事。他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利用职权暗中掩护北伐军，支持革命。城破之日，他因"通敌"罪被捕。

没有人知道他在狱中经历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不久后，他被押解到九江，惨遭杀害。一代教育先驱，倒在了对他来说象征着希望与未来的长江之滨。

同月，德安女子工读学校在沈毅女校原址仓促成立。那是对逝者最好的祭奠。

1927年，办学十五年的沈毅学校正式停办。

郭沈毅牺牲的同一年——准确地说是在他就义前五个月——德安县城文昌宫迎来了另一幕历史。当年那个因驱逐反动教员而声名鹊起的青年杨超，如今已是成熟的中共党员。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德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县委书记。看看这张名单吧：杨超、扶国权、甘霖沛、郭家彬……他们中不少人曾在沈毅学校或与沈毅学子并肩求索，是新思想最早的那批受惠者与传播者。

杨超于1927年12月27日在南昌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英勇就义。同年，办学十五年的沈毅学校正式停办。

沈毅学生秋游南昌百花洲　图源：《学生杂志》1924年7月5日刊

尾声

如今，当我们翻阅泛黄的《教育杂志》，凝视那些穿着长衫或短褂、坐在池塘边的孩子们，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所学校的兴衰。

从1912年昭忠祠的破冰，到1927年文昌宫的枪声；从黄炎培的题词，到孙中山的接见；从涩泽荣一的汇款，到杨超的起义。德安沈毅学校，这所曾被全国教育界“看见”的赣北私学，用它十五年的生命，完成了一次悲壮的轮回。

它告诉我们：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读书声可以是枪炮声的前奏，而教育的丰碑，往往是由鲜血浇灌而成的。

沈毅虽逝，德安，弦歌不绝。

沈毅学生春游田野及一张合影图 图源：《教育杂志》1925年1月5日刊

参考文献

1. 郭沈毅、杨爱梅述：《德安郭氏沈毅学校十二年纪事本末》，高培枢题签，1923年（癸亥）秋刊本。

2. 《教育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9卷第10期至1925年第17卷各期。

3. 《学生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1卷第7期。

4.《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德安党史大事记》，中共德安县委党史办编，1988年8月。

【作者简介】

辛会珍，女，山西临汾人，生于1969年，中国船舶集团公司第七〇七研究所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