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造神运动，日本维新派，如何把明治天皇塑造成万民崇拜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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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清咸丰八年，日安政五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擅自”(过去幕府从不通过天皇认可而决策的)决定签订日美通商条约，主要是希望以此保持幕府的绝对统治地位，但其结果却是日本发生了半殖民地危机，受到严重打击的也是锁国下的幕藩体制自己。尊王攘夷派利用国内对不平等条约的不满，并利用天皇逼幕府下达锁港攘夷令(1863年5月10日为攘夷日期)后，长州藩则向通过下关海峡的美国船只及法、荷等国军舰开炮。

1、天皇的集权之路

而当1864年(日元治元年)8月5日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时，攘夷派迅速投降，并被迫签订下关媾和条约，内容包括：

（1）给通航的外国船只优惠待遇；（2）不修理、新建被联合舰队击毁的炮台；（3）没有烧毁的下关市街向联合舰队赔偿战费和提供报酬(总金额为300万美元，该金额是幕府根本没有能力支付的)。

屈辱的下关条约使日本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的境地。顺便值得一提的是，31年以后的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明治二十八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取胜后，长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决定把媾和条约(《马关条约》)的交涉和签订地点定在下关，很大程度上有一洗当年自己在那里受到列强的侮辱和为家乡长州扬名的想法。

此时顽固坚持锁港攘夷的是孝明天皇，但尊王攘夷派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既失去尊王，也失去攘夷，剩下的只有倒幕了。同时在外来压力下，幕府、天皇及朝廷都把攘夷派长州藩作为征讨的对象，以此来缓和与列强的矛盾。

1866年(清同治五年，日庆应二年)天皇名义下达、幕府领导的征讨长州之役又成为倒幕的重要契机。此时因经济危机爆发的百姓起义，威胁着幕府的统治，被尊王攘夷派作为“最大奸人”的岩仓具视(天皇近臣)因惧怕民众起义，开始探索倒幕派的联合，以建立天皇为中心的统治体制。

征讨长州的失败使幕府统治发生根本动摇，也成为天皇与倒幕派真正结合的契机。12月(阴历)孝明天皇突然死去(被怀疑为倒幕派毒死)，年仅15岁的睦仁即位，朝廷权力格局对倒幕派十分有利，他们可乘天皇未成年，利用朝廷内亲近倒幕派的公卿制造征讨幕府的天皇密敕。在察觉到武装讨幕动向的幕府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日庆应三年)10月14日被迫向朝廷提出“大政奉还”，试图打消倒幕派武力讨幕的借口。

而倒幕派则利用“天皇密敕”，以王政复古来倒幕。1868年1月3日，倒幕派与朝廷一起发动政变，宣布实行王政复古，废止“征夷大将军”制度。中央政府的实权则被长州、萨摩、土佐等藩倒幕派武士掌握。

1868年2月8日(庆应四年一月十五日)，明治政府将王政复古的国书递交各国公使，其中把以往条约中的“大君”改称“天皇”，宣告了天皇作为主权者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成立。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天皇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成为日本国家元首，对外代表日本，对内不仅保持了权威，而且是中央政权的中枢，政权从“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变为倒幕派为中心的公(皇室)武(武士)联合政权。

天皇存在本身成为维新政权权威的政治、社会源泉和权力基础，是软权力核心。由西南雄藩进入中央政权的下级武士倒幕派则掌握了政治、军事、经济权力中心，是硬权力存在。两者的有机结合就是明治天皇制政权产生的基本条件。

2、造神运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政权的核心人物中下级武士出身者的意义。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日本社会，下级武士在政治上是幕府、各藩大名的附属性存在，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的出身都不显赫。

是什么力量能够使他们一跃成为中央政权的核心？这也对我们理解日后“下克上”(下级造反)、军人“独走”(单独行动)等政治现象有益。下级武士之所以能够成功进入中央政界与当时日本政治中的双重结构分化瓦解关系密切，也与其政治、军事手法关系密切。维新时期下级武士的升迁也为以后少壮军人等希望飞黄腾达的人树立了“榜样”。

昭和时期，下级军人也模仿明治维新，通过政变、暗杀等非常手段达到“改革”政治体制的目的，自身也可以被国家、社会认可，出人头地，一举升官。

西南各藩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已经达到能与幕府分庭抗礼的原因主要是：

其一，西南各藩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地区，一些人已经留学过荷兰、英国等，吉田松阴等近代思想家在家乡开办的学校成为维新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在人才资源上，西南各藩成为中央政府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须依赖的、最重要的生力军。
其二，大久保等西南藩下级武士在各自藩内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势力，获得了藩主的信任而能够推动、迫使藩主承认其采取勤王等军事行动的自由。
其三，萨、长两藩下级武士集团通过直接斡旋中央政界，特别是与朝廷的内臣(三条、岩仓等)建立信任联系，可直接获得天皇的敕令。
其四，通过率藩兵勤王的方式打消天皇及朝廷对幕府的顾虑，并获得朝廷的信任。萨、长藩武士在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政变、军事冲突中立下的功勋成为其进入中央政权核心的政治资本，也打破了江户幕府以来森严的等级制度的束缚。

随着政权的巩固，明治天皇睦仁成为明治政权的象征，而所有大臣及官员对“现人神”天皇的绝对孝忠，成为明治宪政体制建立和巩固的道德基础。天皇本身被绝对化、理想化，成为全体国民尊崇的对象，所有当权者都对天皇怀有敬畏之情。

1867年12月倒幕派提出“王政复古”政治口号后，作为政权核心人物的岩仓具视强调：“以神武帝的肇基为基础，以服从维新之万机。”明治政权全力创造神武天皇等神话，试图把新政治体制置于“神武创业之始”的理念上，把天皇同2000年前日本建国神话中的神灵联系起来，通过创造“神祖”、“天祖”来确保“现人神”(天皇)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精神权威，以至于明治政府把完全虚构的神话作为日本国家正史来编撰和宣传。

维新政权废除士、农、工、商等级后，宣传以天皇为顶点的四民平等。天皇作为最高权威而君临日本国家和社会，其根据是天皇家是日本最高的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自古代就是君主，其最高等级的家族血统“万世一系”地维持下来。显示天皇作为日本的君主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来源于其最高的家族血统、最高的“贵种”。天照大神是创造天地秩序、决定世界的神，神武天皇降临人间并授予天皇以有自己神灵的铜镜来使天皇具有正统性。天皇拥有的“三种神器”（“三种神器”是天皇皇位象征的三件宝物，八尺镜、草薙剑 即天丛云剑、坂琼勾玉。其中八尺镜及草薙剑是天照大神在天孙降临时给的）是其正统性象征。

1868年3月，著名的“五条誓文”就是以明治天皇睦仁率)宣誓的形式进行领文武百官向“天地神明”的。其中神衹官官制在明治政府中与太政官(内阁)平起平坐的显赫地位就足可以说明神道在维新政府体制中的地位。

1868年2月，新政府的官制改革中，越来越突出专制化、神权化，建立三职八局制度，就有神衹事务局。1869年7月建立太政官制时，国家政治体制采取“祭政合一”的形式，进一步使神祗官地位高于太政官，更远高于其他各省(部)。1871年修改太政官制，神衹官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居于各省(部)之首。不仅如此，为了使天皇神权化并将神权化思想渗透到国民思想之中，政府设立宣教使一职。1870年1月3日，通过“大教宣布”的诏书，宣布“列皇相承，续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建立以崇拜天皇为中心的神道国教化制度，使“拥戴神敕，惟神大道”成为国家统治的根本原则。

为了实现该目标，同时进行了“神佛分离”(神道与佛教的分离)、“废佛毁释”的运动。

1869年3月10日睦仁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参拜伊势神宫的天皇。在明治政府神祇官的精心设计下，睦仁被比喻成日本历史上的神武天皇与景行天皇的显身。神武天皇传说是日本建国的天皇，而景行天皇则被称为统一日本的天皇。这本身也反映出到明治时代为止，被称为皇室最重要的神社——伊势神宫的地位和影响在日本社会是有限的，神道虽然是日本的本土宗教，但不能称为国教。尽管伊势神社原来与天皇宗室有联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幕府的限制，维新后伊势神社被称为日本人“心中的故乡”，与明治政府推动造神运动是分不开的。

自奈良时代(8世纪)以后的1000多年里，日本实行“神佛习合”(即神佛一体)，在很多神社里同时设置佛教设施。实际上在统治阶层中长期是佛教影响大于神道。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更重视佛教，并打击神道，以限制作为神道领袖的天皇地位。维新以后以明治政府创建神道为国家宗教为契机，长期处于僧侣压制之下的神祗官开始一场扩大势力的运动。

在宗教制度基本建立后，自1876年(清光绪二年，日明治八年)停止神佛共同布教活动。据记载，各地神官开始破坏佛教物品，捣毁佛像、经书，其中以京都、奈良为甚。在京都甚至发生把佛物放置在学校厕所里，教师通过向佛像撒尿而向学生展示不会受佛祖惩罚之类的事。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建立神社制度，根据与天皇关系的远近，对神社评定等级，并统一控制，还把过去以民俗传统为中心的节日，改为以皇室为中心的纪元节等国家节日制度。

不过在许多神社内虽停止佛教法事，但一些佛教器物仍安置在神社境内保护而没有被拆除，如东照宫内的药师堂、严岛神社内的五重塔、知立神社内的多宝塔等。

对皇室内的佛教设施明治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措施。1869年废除历代天皇根据佛教仪式祭祀的“御黑户”(即宫中佛龛)，1870年把国忌(天皇忌辰)由佛教仪式改为神道仪式。1871年废除宫中最重要的佛教仪式：正月7日的御修法(真言宗)、4月的长日御修法、御修法大法(天台宗)、大元帅法等。自古以来，不少天皇、皇后的陵墓都设置在寺庙内，以京都的天龙寺、泉涌寺为中心，各地类似的皇室陵墓达60多处。1870年开始，陵墓的相关区域都从寺庙中划出。1885年太政官令宣布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而明治宪法颁布后才使其他宗教有可能保留，但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神道作为国教在国家事务中的绝对宗教和世俗地位就此被牢固确立。这是全民的宗教信仰由幕府(佛神并存)向天皇(神道至上)转变的过程。

到1889年7月时，除了每月1、15两天作为休息日外，日本一般还有如下节日：孝明天皇(明治天皇父亲)祭、纪元节、春季皇灵祭、神武天皇祭、秋季皇灵祭、神赏祭、天长节、新赏祭、式地祭。

到了昭和时期(1926年以后)，日本把元日(元旦)、天长节、纪元节、明治节(纪念明治天皇)作为四大节日，举行隆重的官方和民间庆祝仪式。凡是有关天皇的仪式日等也都作为国家休息日，以此在国民中渗透对天皇的崇拜和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形态。

这种神化天皇制的思想方式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

3、靖国神社

明治维新前后，在历次战争中为国家而战死者越来越多，1869年日本政府开始建立东京招魂社，并进行全国战争殉难者的共同祭祀，包括明治维新前后在内战中“国事殉难者”及阵亡者(包括天皇的政府军和幕府军)，地点在东京九段田安台，与皇居(皇宫)西北角邻接，具有“皇城镇护”的意思。招魂的宗教意义是“召集牺牲者的灵魂祭祀，生者在其同志灵前宣誓继承其遗志”。同年8月明治天皇命令给予招魂神社以每年1万石作为“永世祭祀料”的神社领地。1874年1月27日明治天皇亲自到招魂神社参加鸟羽·伏见战争纪念日的大祭。这是天皇对为了天皇而战死的士兵最大“殊遇”。

1879年(清光绪五年，日明治十二年)6月戊辰战争后招魂社正式改称靖国神社，并列为“别格官弊社”(特殊官方神社)，成为祭祀“臣民”规格最高的神社(国家神社)。1880年靖国神社被列为“特别官弊社”(根据《太政官通知》)。靖国神社先后归军务省、兵部省、陆海军省、内务省等管辖。1887年正式归陆海军省共同管辖，神职人员的任免也由内务省划归陆海军省，成为军部直属的宗教设施，也是日本唯一的特殊神社。明治时期，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明治天皇都亲自参拜靖国神社。昭和战争时期，天皇裕仁也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主持祭祀在战争中的阵亡者。

在此之前的1874年3月，明治政府开始对招魂社进行国家补贴和修缮(内务省《通知乙22号》)，日本全国共建这种官方招魂社和私人招魂社共达一百几十个。1939年(昭和十四年)3月随着侵略战争的发展，战死者增加，政府把各地招魂社改称护国神社(内务省令12号)。内务大臣规定护国神社原则上一县一个，全日本共47个，是靖国神社的地方分支，其他为编制外护国神社。

各编制内护国神社一般冠以各府县名。到日本投降为止的整个战争时期，靖国神社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它对于鼓舞日本军人进行侵略的士气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所有部队在走上战场前，都要到靖国神社宣誓为天皇而战，并相约战死后在靖国神社相见。靖国神社因此也成为宣传军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场所。

据藤井忠俊的研究，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靖国”作为特别用法在军歌及宣传中频繁出场，成为推动战争的重要意识形态，如经陆海军省选定的《靖国神社之歌》(1940)作为“祭奉尽忠的雄魂”，歌曲唱道：“啊!大君(天皇)的敬意、光荣的殿堂-靖国神社；啊!一亿的祈祷，保卫国家的靖国神社。”

在《皇国之妻》中唱道：“不管在何处散落(死)，如果是为了大君就不必哭泣；下次再见的时候在九段(靖国所在地)，已经准备好了(为皇国去死)。”

这些战时歌曲体现了靖国神社在鼓励军人为“皇国”而战时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也说明靖国神社绝非一般的宗教设施的性质，而是近代日本国家进行对外扩张侵略战争的重要精神工具。

顺便提一句，战后至今，护国神社都成为宗教法人，归神社本厅管辖，只有靖国神社是独立法人。这也说明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家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1978年14名甲级战犯亡灵被供奉到靖国神社，据靖国神社广报部长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978年参与决定将甲级战犯合祀的总代人会(10人)中就有东条内阁时的阁僚，合祀的理由是“如不合祀，就等于承认东京审判”，有明显的翻案意图。

现在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与否成为如何评价日本发动对亚洲侵略战争历史的试金石，即其历史认识的重要标志。日本国家主义势力把要求总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认为总理敢于参拜靖国神社就意味着具有敢于向外国说“不”的“勇气”，就能得到国家主义者的拥护。

而对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而言，日本总理参拜靖国神社就意味着日本国家在美化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还违背了日本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中做出的尊重盟国对战犯审判结果的庄严承诺。

4、对其他宗教的迫害和压制

明治政府在实现神道国教化的同时，对其他宗教采取打压、排斥的严酷政策。首先实行的是神道、佛教及民间宗教的总动员，从上面推行国民教化运动，同时开展对基督教的压制，第二是实行“神佛分离”，并禁止一些可能违反神道教义的宗教异端。

1873年在全面推行国民教化政策后，开始全面控制、取缔民间宗教中可能影响神道的宗教派别。如对黑住教的取缔。该教是自1914年(民国三年，大正三年)在冈山县一带发展，大正期已达十万信徒，由于其教义中有“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分灵”等思想，被政府宣布为对天照大神子孙天皇的不敬而取缔。

再如天理教由于称净土宗转轮王是创造人间世界的父母神及净土神拯救世界的理论而被取缔，教祖被迫害致死。1920年代以后，因宗教的不敬罪而被迫害、取缔的事件更是不断发生。

1925年制定的治安维持法，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异端宗教的镇压和控制。其中影响、损害“国体”的被列为该法最重要的取缔对象。所谓“国体”，是指根据神话编造出来的整个近代天皇制国家统治体制，认为日本是由“神的后裔”万世系的天皇来统治的、万邦无比的国家，日本国民负有“把天皇的天威普及到全世界的使命”。

通过建立这种天皇的宗教权威，把以天皇名义进行的政治统治和侵略战争神圣化，不允许任何批评、反对。明治宪法第三条规定的“天皇之神圣不可侵犯”使“不敬罪”在军国主义时期成为进行镇压的强有力工具。

从1935年(昭和十年)到战败的十年间，被取缔和镇压的异己宗教团体包括：

1935年皇道大本(大本教)；1936年神政龙神会、天津教、“人的道路”、新兴佛教青年同盟等；1938年天理本道；1939年灯台社；1941年御国教、如来教、大日本天地日之大神教团、耶稣基督之新约教会、本门法华宗、本门佛立讲尾鹫道场等；1942年大日教、日本圣教会、清教会等；1943年创价教育学会、第七日基督再临团等等。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宗教的迫害不仅限于神道以外的外来宗教，而且包括了日本自身的民间教派，只要是有碍国教——神道发展的宗教都在取缔、镇压之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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