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天，他靠自行车和双脚走上珠峰

很多人的珠峰故事，从加德满都、卢卡拉，或是珠峰大本营开始。奥利弗·福兰（Oliver Foran）的珠峰攀登，却从印度孟加拉湾的一片海水开始。

2026年4月初，这个26岁的澳大利亚人站在海边。为这一天，他准备了整整半年。可真正出发时，还是紧张起来。几分钟后，他走进海水里，再转身回到岸上。接下来，他要完全依靠人力，穿越印度与尼泊尔，抵达珠峰脚下，再继续登顶世界之巅。

脚踏入海水的那一刻，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眼前只剩一件事：一步一步向前。但这份安静没能维持太久。第一天，他就在39℃的湿热中骑行了107公里。繁忙的车流、灼人的热浪、轰鸣的卡车与漫天灰尘，很快把这场带有仪式感的出发，拉回了粗粝的现实。

撰文｜赵景宜

编辑｜玄天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Oliver Foran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从孟加拉湾出发后，浪漫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里，印度公路的现实不断贴近他的身体。卡车贴着身旁呼啸而过，牛和狗会毫无预警地窜上路面，坑洼破碎的路况逼着他时刻保持警觉。可在同一条路上，也有人特意停下车，问他要不要喝水。

真正的崩溃，发生在4月9日早上。那天他全身僵硬、思绪纷乱，前方还有122公里要骑，气温逼近40℃。骑出6公里后，他开始哭泣。很多年来，他从不允许自己哭。他一直以为，哭泣会显得软弱。

那一次哭泣，远不只是热浪与长途骑行带来的崩溃。母亲去世后，他便习惯了把情绪深深收起来。直到这趟从海平面走向珠峰的远征开始，那些被压抑已久的情绪，才开始一次次涌出。

哭完之后，奥利弗和摄影师 Stan 聊了几句，喝了些水，然后重新跨上自行车，把剩下的116公里骑完了。

那一天结束时，他在印度的骑行里程已累计522公里。对一趟从海平面到珠峰顶的远征来说，这仍然只是开头。热浪没有退去，道路也没有变得容易。卡车、灰尘、牛、狗、破碎的路面，以及不肯松动的高温，依旧轮番出现在他面前。

几天后，他跨过恒河。对一条从孟加拉湾指向珠峰的路线而言，那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河，更像一个坐标的提醒：他已经离海越来越远，而真正的山，仍在前方。

8天后，奥利弗穿过印度，骑行约700公里。那里有42℃的高温、无尽的卡车、混乱的道路和漫长的灰尘，也有陌生人递来的水、孩子的笑声和路边聚集的人群。印度没有给他一个轻松的开端，只是一次次把他推回同一个问题：还要不要继续。

进入尼泊尔后，热浪没有立刻消失，但地形开始变化。山路逐渐出现，喜马拉雅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方向，而成了正在眼前抬升的地形。

很快，自行车也走到了尽头。一天午后，道路继续抬升，路面变成碎石和粗糙小道。继续骑行已经不现实，他面前只剩两个选择：提前停下，或者改变方式。

最后，他把车放下，改用双脚继续向前。那一天，他骑行、徒步或跑步共完成67公里，累计爬升超过2100米。这是整趟远征第一次重大的临场调整。路没了，原来的方式也走到了尽头。他只能换一种方式继续走下去。

4月19日，第15天，他第一次看见了珠峰。

此前，他已骑行超过1100公里，累计爬升8500米。当天只有44公里，却几乎全是艰难的土路和鹅卵石路，还要继续爬升近1000米。腿已经耗尽，他只是机械地一步步往前挪。那些热浪、灰尘、坏路和无数次踩踏，让人备受折磨。就在这时，珠峰从远处露了出来。它很小，不像照片里那样占据整个画面，可奥利弗还是一眼认出了它。

第二天，他抵达尼泊尔的 Bung，结束第一阶段。这是索卢昆布山地中的一座村庄，也几乎是自行车能够把他带到的最后一站。16天里，他骑行1150公里，累计爬升10000米。这是他做过最难的事之一：42℃高温、混乱道路、持续爬升，直到身体里什么都不剩。他写道，中途有过两次崩溃，也有两次重新撑回来。每一次快撑不住时，他都只告诉自己一句话：再踩一下。

在无数次“再踩一下”之后，他终于抵达 Bung。自行车把他从孟加拉湾带到这里，也把他送到了这趟远征真正的起点。接下来，轮子将不再有用。路会变窄，海拔会升高，真正的山才刚刚开始。

很多年前，奥利弗·福兰看过一部纪录片。片子里，一名登山者从印度孟加拉湾出发，徒步穿过印度和尼泊尔，最终登上珠峰。那是1990年。通往珠峰的路不是从大本营开始的，而是从海岸开始，经过炎热的平原、漫长的道路、村庄和河流，地形一路抬升。

这个故事，就这样留在了奥利弗的脑子里。

纪录片里的登山者，是蒂姆·麦卡特尼-斯内普（Tim Macartney-Snape）。他是澳大利亚登山史上绕不开的名字。1984年，他和格雷格·莫蒂默（Greg Mortimer）成为第一批登顶珠峰的澳大利亚人。他们走的是北坡路线，没有使用辅助氧气。几年后，蒂姆又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定义了珠峰的起点。这次从海平面出发、最终抵达珠峰顶的行动，后来被视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sea-to-summit。

蒂姆·麦卡特尼-斯内普

这也是这类路线最迷人的地方：它让人重新追问，一座山的攀登究竟从哪里开始算起？如果起点回到海平面，珠峰就不再只是大本营以上的冰川、营地、固定路绳和冲顶窗口。它会变成一条极长的上升路线。人在抵达世界最高处之前，必须先穿过平原、河流、道路、村庄和山地。

在这条路线的历史中，另一个名字同样重要：金昌浩。

金昌浩是韩国最重要的喜马拉雅登山者之一，以大胆、轻量化的阿尔卑斯式攀登著称。2013年，他成为第一位无氧完成全部14座8000米山峰的韩国人，并在当时创下无氧完成14座的最快纪录。

同一年，他发起自己的“0 to 8,848 m”远征：从印度 Sagar Island 的海平面出发，沿恒河皮划艇上行，骑车前往尼泊尔，徒步进入珠峰大本营，最终无氧登顶珠峰。从印度海平面出发，到无氧站上珠峰顶，金昌浩用了67天。这后来成为 sea-to-summit 路线最快的已认证纪录。

金昌浩

金昌浩后来遇难于喜马拉雅。2018年，他率队尝试尼泊尔 Gurja Himal 南壁新路线时，事故发生在山下营地。5名韩国登山者和4名尼泊尔工作人员遇难，其中包括49岁的金昌浩。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67天的纪录，也是一种更强调轻量化、自主性和探索性的登山方式。

两人的路线看起来相似，实际差别很大。金昌浩的67天建立在长期高海拔经验之上。他强调轻量化、无氧和自主完成，尽量减少外部支持，把更多风险和判断留给自己。奥利弗的远征则是另一种形态。它从一开始就包含商业珠峰团队、夏尔巴向导、辅助氧气、摄影师跟拍、社交媒体更新和公益筹款。

奥利弗很清楚，他不是金昌浩那样以新路线、无氧8000米和阿尔卑斯式攀登闻名的职业高山攀登者。他对媒体说，自己一直想攀登珠峰，但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做。对他来说，“特别”不只意味着从海边出发，也意味着把这趟远征和另一个目标绑在一起：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筹款。

出发前，他制定了一条清晰的路线：从孟加拉湾骑行到尼泊尔，从 Bung 徒步进入马卡鲁—巴伦区域，攀登梅拉峰，穿越 Amphu Lapcha，最后抵达珠峰大本营。

但进山之后，路线很快不再完全由计划决定。

进入尼泊尔后，热浪没有立刻消退，地形却开始抬升。山地把这趟远征从公路骑行推向另一种状态。

有一天中午，他们在谷底吃饭，抬头就是下午要翻过的山口。上升很快开始，坡度持续变陡，腿部的疼痛越来越清晰。还剩7公里时，播放列表里响起 Pink Floyd 的《Wish You Were Here》。那首歌总会让他想起母亲。

这是远征中第二次明显的情绪溃口。几小时碎石下坡和持续上坡的消耗叠加上来，疼痛、疲惫，和更深处的悲伤撞在一起，他忽然撑不住了。幸运的是，转过弯，团队就在前方等他。他停下来，喝水，休息，听他们说话。十分钟后，他重新出发，走完最后7公里。

自行车阶段在 Bung 正式结束。接下来的路线本来很清楚：徒步进入马卡鲁—巴伦国家公园，攀登梅拉峰，穿越安普拉普查山口，再抵达珠峰大本营。地图上看，这条路连贯；真正进山后，事情会发生变化。

徒步第一天就是长时间爬升。起初一切还算顺利，直到天气突然变坏。冷雨落下来时，他才发现包里只有抓绒，没有合适的防雨外套。最后几小时，他只能套着塑料袋继续走。这个细节并不壮观，却很接近这段路线的真实质地：潮湿、寒冷、仓促，以及不断变小的退路。

第二天，他们继续向更偏远的区域走。路线翻过高山口，又下到山谷。中午，他们在一间孤零零的茶屋停下，那里偏远得像另一个星球。午饭后，天气继续变化，先是下雪，然后下冰雹，最后又变成雨。队伍沿山腰小径下撤，湿滑的路面让每一步都需要小心。快以为最糟糕的部分已经过去时，奥利弗在岩石上滑倒，手被割开。他给伤口消毒，然后继续走，直到天色暗下来，才抵达山谷落脚点。

梅拉峰

梅拉峰已经不远了。

继续向上，他来到了海拔约4900米。这里是梅拉峰的山脚，也是这趟远征里第一座真正要攀登的高山。三周前，他还站在印度孟加拉湾的海水里；现在，他终于走到第一座山前。

梅拉峰对整个计划有特殊意义。它既是路线的一部分，也是进入珠峰区域前的重要适应。如果顺利，他们将在完成梅拉峰后继续穿越安普拉普查山口，再抵达珠峰大本营。那会让整条从海平面到珠峰顶的路线，保留一种更完整、更偏远的高山质感。

起初，一切似乎正在回到计划里。奥利弗换上大靴子，绑上冰爪，一路推进到海拔约5900米的高营。那一天，他感觉状态不错。抵达高营后，他吃饭，休息，准备继续冲顶。

太阳落下后，他无法入睡，意识开始混乱，血氧一路掉到47%。晚10点半，团队决定放弃登顶，立刻下撤。外面是零下15℃的风雪。他后来几乎不记得下撤过程，只知道如果没有团队，自己可能回不来。

这次撤退改变了远征的节奏。此前的困难，仍然可以被理解为推进中的消耗：高温、长距离、坡度、坏路、冷雨和碎石。但梅拉峰高营的这一晚不同。它第一次清楚告诉他，身体可能在某个高度突然拒绝继续。几个月的准备，从海平面到5900米的层层推进，前面所有已经完成的公里数，都无法保证他能在这一晚继续向上。

安全下撤后，奥利弗极度失望。更现实的问题很快出现：接下来，该往哪走？

接下来等待奥利弗的，不是继续冲顶，而是折返。

地图上看，这只是一次改线。现实里，却意味着把已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他们要先下撤，再绕回珠峰徒步主线。雨雪把山路浸得湿滑，鞋底不断打滑，身体也越来越沉。白天赶路时，他还会想着时间，那些为了记录精确计算过的天数，正在一点点流失。到了晚上，疲惫又把这些念头压下去，他只想尽快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抵达卢卡拉时，天已经很晚了。

对很多人来说，这里才是珠峰故事的起点。飞机降落，徒步者集合，背夫整理行李，队伍再沿着成熟路线走向珠峰大本营。但奥利弗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从孟加拉湾出发，穿过印度平原的热浪，进入尼泊尔山区，又在马卡鲁—巴伦地区绕了一大圈，才带着梅拉峰高营那个失败的夜晚回到这里。

从卢卡拉继续向前，身体开始报警。梅拉峰高营的夜间撤退、连续翻山赶路，以及前面一个月的消耗，都在这时一点点回来。医生确认他喉咙感染，计划不得不再次延迟。奥利弗一度觉得，世界纪录尝试正在从手里滑走。所有速度目标，最后都落到一个简单的问题上：第二天，他还能不能继续移动。

感染缓解后，他重新上路。前往珠峰大本营之前，他和团队在庞博切寺做了一场普迦仪式。因为错过了大本营统一举行的仪式，这一场更像是迟来的请求：向山请求安全、保护、好天气，以及继续攀登的许可。

仪式之后，珠峰大本营已经不远。但在真正进入珠峰阶段前，奥利弗还需要通过一次测试：洛布切东峰。

洛布切东峰海拔6119米，常被珠峰远征用作适应性攀登。对奥利弗来说，它更像一次确认。梅拉峰那一晚之后，他需要知道，自己的身体还能不能在6000米以上继续工作。

凌晨，队伍在黑暗中出发。经历前面的撤退、感染和反复改线后，这一次他终于重新“感觉像自己了”。临近顶峰时，太阳升起，珠峰、洛子峰、马卡鲁和阿玛达布朗峰在远处显现。安全下撤后，他们前往珠峰大本营。

抵达珠峰大本营后，远征进入最后阶段。此前，奥利弗几乎是用身体一点点把自己从海平面送到这里：骑车、徒步、翻山、改线，一路接近珠峰。可从这里继续向上，事情不再只取决于他一个人。冰瀑路线、固定绳、营地、天气窗口、夏尔巴向导和后勤团队，都会参与到接下来的每一步里。

珠峰轮转很快开始。第一道关口是昆布冰瀑。队伍选择在深夜通过，趁冰体相对冻结时穿越。但冰瀑并不会因此变得可控：巨大的冰塔悬在路线之上，梯子横跨深裂缝，脚下的冰川仍在缓慢移动。

他们在黑暗中穿过那片冰冻迷宫，安全抵达一号营地。风险并没有过去。奥利弗和摄影师 Stan 在一号营地附近遭遇雪崩，气浪和雪雾冲向他们。幸运的是，两人没有受伤。完成适应轮转后，队伍下撤回大本营，休息，等待最后的冲顶窗口。

5月18日晚，奥利弗从珠峰大本营出发，开始最后一次向上。过去47天里，骑行、热浪、疾病、改线、恐惧、眼泪和那些险些出事的瞬间，都被推到这一晚身后。这条从海平面开始的路，只剩最后一段。

5月20日12点30分，奥利弗终于站上珠峰顶。身边是陪他完成最后一段路的两名夏尔巴向导。

登顶之前，他曾无数次想象那个瞬间。他以为自己会哭，会大喊，或者立刻被某种强烈情绪击中。可真正站上珠峰顶时，他反而安静下来。周围是群山，远处是青藏高原，脚下是昆布山谷。过去50天里的热浪、疾病、撤退和改线，在那一刻都变得很远。他一时说不出话。

要理解奥利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还要回到更早的地方。

他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长大。后来回忆童年时，他说那是一段正常、快乐的日子。家里并不富裕，但父母爱他。小时候，全家会一起去露营、远足。那时的户外还不是珠峰、冰川和高海拔，只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更多时候，他熟悉的是足球场。他把大量精力放在足球上，后来也因此去到美国。那时的生活里，有训练、比赛、学校，和对未来的想象。

奥利弗的妈妈

十几岁时，母亲被诊断出四期脑癌。疾病很快改变了这个家庭。母亲曾长时间昏迷，反复癫痫；醒来之后，她已经失去运动能力和许多基本功能。奥利弗在很短时间里，看见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母亲，被疾病一点点夺走身体。

大约6个月后，母亲去世。那一刻，奥利弗就在房间里。随后，他被告知要下楼，去照顾弟弟妹妹，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

死亡没有给他太多缓冲。悲伤刚刚发生，他已经被推到另一个位置上：不再只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而是一个必须立刻承担责任的哥哥。

母亲离开后，外面的生活没有停下来。他继续上学，运动，离开澳大利亚，又回到澳大利亚，工作，进入房地产行业。看起来，他仍然在向前走。只是，有些东西被留在了原地。

童年时的奥利弗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真正哭过。他以为不哭是一种强大，也以为把情绪收起来、生活照常推进，就是处理悲伤的方式。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说自己“不知道该和谁说、该说什么、该怎么说”。七年后，那些没有处理过的创伤反噬回来，他有过“很黑暗的念头”。

23岁时，他陷入一种很糟糕的状态。后来接住他的，是身边的社区。他重新走进健身房，也重新靠近身边的人。也是从那之后，身体训练、旅行和攀登逐渐进入他的生活。

尼泊尔的岛峰成了他的第一座高山。此前，奥利弗从没到过5000米以上，也没有真正进入过喜马拉雅的冰雪世界。大本营第一晚，气温降到零下25℃左右。对一个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人来说，那是一种全新的寒冷。

冲顶夜从午夜开始。他在黑暗中穿过冰川和裂缝，学着使用上升器、冰爪和固定绳。大约9小时后，他站上顶峰。他后来回忆，站在顶上时，人会突然忘掉为了抵达那里所做的一切，只被眼前的群山吸引。

岛峰

那次之后，他回到澳大利亚，把目标转向更难的阿玛达布朗。奥利弗戒了酒，把更多时间放到绳索训练上。八字结、普鲁士结、上升器，他一遍遍练。朋友们会笑他，因为他常随身带着一小段辅绳，随手练习打结。

阿玛达布朗的冲顶并不顺利。天气恶劣，身体疲惫，他一度站在放弃的边缘。可就在那样的时刻，一个念头反复出现在脑子里：seek challenge，寻求挑战。

后来，从海平面走向珠峰，就是这个念头的一种延伸。它不只是为了创造纪录，也是在一次漫长而具体的行动里，确认自己还能继续向前。

后来，他把这次远征命名为 Climbing for Young Minds，并把它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筹款联系在一起。他希望推动建立一种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的支持空间。那里不只是咨询室，也可以是健身房：年轻人可以先让身体动起来，也可以在那里开口说话，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立。

这来自他自己的经历。很多年前，他不知道该和谁说、该说什么、该怎么说。现在，他希望别的年轻人在走到危机边缘之前，能更早被接住。

出发前，奥利弗和外婆有过一个约定。她已经与癌症抗争8年。两人说好：“你活着等我，我也活着回来。”

随着远征推进，外婆的病情恶化。等奥利弗开始冲顶、与家人失去联系时，她已经住进医院。5月20日12点30分，奥利弗站上珠峰顶。几乎同一时刻，外婆正在接受神父的临终祝福。家人把登顶的消息告诉她。那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睡，听到消息后却哭了出来，说：“他做到了，我们都做到了。”

几天后，奥利弗安全回到加德满都。外婆去世了。

这趟从海平面开始的远征，最后抵达了世界最高处，也抵达了一个病房。对外界来说，它是一项50天的纪录；对奥利弗和家人来说，它也是一个约定的完成：他活着回来，她等到了那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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