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节选自《小说写作入门》
伊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方言的运用
中国文学的书写在进入现代之前是二水分流：一是文言文，是书面语；二是白话，在通俗文学中大行其道。但是进入现代之后，文言文被摒弃，文言小说成为绝响，而现代文学则运用以普通话为基石、在北方方言的改良下形成的书面语体。
因此，在小说写作上，北方方言的使用者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方言的运用上，一些北方作家非常出彩。老舍的北京方言就非常地道、有韵味。
当然，小说写作的文字和语言并不完全一致。鲁迅虽然用普通话写作，但也能看出他对绍兴方言的熟悉带来了创作上的益处。张爱玲生活在上海，不知是否因为小时候接触安徽话较多，她的字句中有时候会露出一些安徽话的特色。而她最喜欢的《海上花列传》，是以吴语为特色的小说。
也有南方人北上、吸收当地方言并写出成功作品的案例，比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他是湖南人，到东北之后吸收了当地的方言，据说写作时还请教了一些本地人，创作出这部极具语言张力的巨著。南方人的方言写作也有成功案例，比如李劼人在《死水微澜》里使用的四川方言。沙汀小说里也常用四川方言，比如《兽道》，连故事里的核心台词“我跟你们来哩！”都透着浓郁的地方色彩。
本文配图：电影《椒麻堂会》
彭家煌则在短篇小说里融入湖南方言，做了语体实验。他的短篇小说似乎没有办法快速阅读，读者必须跟着他的文字节奏走，而那种节奏，又是带有湖南方言的语法特色的。他不单单是在小说的人物对话中用方言，叙述也用方言，那就意味着，这不仅仅是在写方言味儿的小说，而是在运用以方言为主导的叙述机制了。比如《怂恿》中的这一段：“买猪，禧宝是老手，政屏自然弄不过他。譬如人家一注牛头对马尾的生意，有他在中间，没得不服服贴贴成功的。”
还有《晚餐》里，彭家煌这样写：“下午，两点钟，这家人家总算用过了早晚，早餐有大黄鱼，有青菜，有荷包蛋，是破釜沉舟的尽半元财产办的；未来的命运并不知道怎么样，也权且偷安享乐着再说。”语言节奏感很强，分段式推进，每个有内容指向的部分都停顿一下，一点一点把这个家的窘况摆出来。彭家煌三十五岁就离世了，非常可惜。他对于语言的直觉，是天才式的。
所以说，语言是不断流动的，把方言融入小说创作，是激发小说整体滋味和活力的方式之一。
我在创作和改编《六姊妹》剧本的时候，也很注意把淮南方言注入小说和剧本当中，以增强作品的活力。当然这里面要考虑接受度的问题（《海上花列传》用方言写，就限制了传播性），目前看反馈还不错。过去经济落后地区的人羞于说方言，这种状况需要扭转。方言本身不应该带有等级性，不应分高低贵贱。实际上，不论是南方方言还是北方方言，各地方言与普通话写作都有一定的融合基础。我认为其中的底线是读者能够理解。只要理解无障碍，文本的语言拓展就是值得尝试的。
小说创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内容的发现，另一个是语言和叙事层面的建设。中国的方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何妙用方言并将其融入创作中，也是一个值得不断探讨的命题。
一个作家对于方言的接受和运用是有阶段性的。比如周立波，《暴风骤雨》用的是地道的东北方言，到了《山乡巨变》则用的是湖南方言。每一部作品语言的选择，跟作家的生活流动密切相关。
我个人也很喜欢并关注北方方言，比如北京话、河南话，尤其喜欢北京话。晚清有一部小说《小额》，那种地道的北京口语的运用甚至比后来的“京味小说”还要浓郁一层。而且，《小额》好就好在它是叙述和对话的双重阵地，传到现在都能算是一种史料的存在。比如这段叙述：“喝，他这位少爷，比他还亡道，真是神偷一枝梅（真正的遗传性），那一溜儿街房，都让他偷的怕怕儿的，外带着是谎皮流儿，连他爹都教他冤的大头蚊子似的，所以那一带的街房，有房都不敢租给他们。”这种叙述属于拟口语叙述，让人感觉跟着人物一起站到了当年的北京街头。
人物对白也精彩。“我说你们错翻了眼皮啦，硬打软熟和是怎么着？要打算赔不是，那是你们自己去，我认得你们是谁呀？率料子活，我简直的伺候不着！”真是满嘴的京腔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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