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好的、最坚定的和最脆弱的｜专访李宏伟

当我们阅读小说家李宏伟的小说，从他以往的《平行蚀》《国王与抒情诗》《信天翁要发芽》，到他最新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激情》，会感受到一位和我们同时代的人，他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的体察，对人类和世界未来的猜测、设计和关切。

无论中外，小说并不是一个多么古老的事物。作为一门技艺或一个行当，小说家的历史要远远晚于诗人、剧作家或演说家。而作为一种创作的艺术，求新与求变，鲜明的风格，又似乎总是在要求着小说和小说家。读者和媒介都是挑剔的。发展到如今，私人言语和大众舆论，对小说家或者作家来说，更是形成了一种难以忽视的环境。作家面对世界和自身所处的位置，他创作过、正在书写的和渴望写出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信念和信心？卡尔维诺在他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写道：“我对文学的信心，包含在这样一个认识中，也即有些东西是只有文学通过它独特的方式才能够给予我们的。”

文学因人而存在，我们对文学的信心，到底还是对人本身的信心。对普遍的人而言，他们不会因为失去了文学，没有小说可读，而失去了自身存在根基。但我们处在各自的环境里，在自己的乡村或城市，我们发展至今的世界，它们的现在和过去在精神世界中得以保存，除了依赖终究会断裂的记忆，便有赖于我们的艺术作品。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也在访谈中说过，“一件好的艺术品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引领你的思想”。好的艺术品，好的小说和诗，需要小说家和诗人建立信心去创作，去激动人的思想。

我们阅读小说家李宏伟的小说，从他小说使用的变幻而又充满生机的语言，他的小说精密的结构，到他关心的人与事物，无不体现出一位自觉而有创造力、对文学有信念和信心的作家的优秀品质。他的小说极少纠缠和沉迷于自我，而是像杰出的前沿科学家的实验室，实验室中正在进行或刚刚完成的实验，有着新生的新鲜、活力。正如他的《激情》，会让读者对当今的北京和生活在北京的各式各样的人有一个深切的认识、共鸣和思想——这个北京依然是那个古老的一身历史尘埃的北京，却也是新鲜的从老舍的《茶馆》、王朔的小说中一路走来的北京，依然带着类似骆驼祥子的沉重，承受和赋予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的爱与恨。

采访｜严彬

李宏伟，作家，诗人。1978年生于四川江油，现居北京。著有长篇小说《激情》《信天翁要发芽》《国王与抒情诗》《引路人》《灰衣简史》《平行蚀》，小说集《暗经验》《雨果的迷宫》《假时间聚会》，诗集《你是我所有的女性称谓》《有关可能生活的十种想象》等作品；获徐志摩诗歌奖、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郁达夫小说奖、花城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说、收获文学榜、《扬子江文学评论》文学排行榜、城市文学榜等年度榜单。《激情》，首发于《十月·长篇小说》2026年第1期。

《激情》

作者：李宏伟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6年8月版

严彬：作为小说家，当你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动笔之前，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或者是在一个怎样的状态下开始创作？

李宏伟：从念头上来说，开始会有某一个点触动了我，它就像一颗种子，我会去想由它生发下去。然后，我会考虑一个表述方式，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尤其涉及长篇小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到某个阶段，觉得可以开始的时候，那我可能就要找到这个小说的语言或者语调，尤其是第一句嘛。我写《激情》这个小说，第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那个调子，后面写起来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激情》跟我第一个长篇小说《平行蚀》（2014年，作家出版社）是有关系的。不只是人物之间，这个作品要表达的整个状况，或者说对我所理解的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它从某一个角度是有观照的。我想关注在中国我们某一些人，他跟某一类激情，激情对他的影响和他如何对待激情——我们不一定说是人的相处吧，就激情对人的控制，以及人对激情的认知，最初是这么来的，我希望通过一部小说去探究它。

更具体一点说，《激情》主要是三条线的。开始起念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一条线：一个人民大学在读的博士。最开始我是从他这儿开始起念的，这个人物在《平行蚀》里已经出现了，两个小说之间存在一种暗示。

严彬：三条线，对应三组人物，他们之间在小说中，分别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和意义？

李宏伟：这三条线其实是他们跟北京的关系。

白约翰是在北京长大的，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他很少把北京当成一个对象来看待的，北京于他而言就是一些具体的地方，或者说跟人与事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地方。

周全和马达，尤其是周全这儿，他其实是跟我们的经历差不多的嘛，到北京读书，然后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活。他是有一个对北京认知和接纳的过程。所以他有些时候会将北京作为一个对象和课题，于他而言是难以忽视的。但是他还好，他跟北京整体上达成了一种和谐，他有效地安放了自身。

而来自四川的秦志刚，他到这座城市的时间太短了。所以他会感受到那种对他的排斥，对他的另眼相看。他会有不安，会有不自在。他希望要把这一点给去掉。

所以这三条线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成同一件事情的三个不同阶段而已。

严彬：在小说中北京这个场域里，其中的人物不仅有外地人、劳动者，还有相对理想化的诗人、有信仰的人，有劳动者的朴素的情感，也有诗人激烈的情感和欲望等等这些，并且这些人与事都被置于“七天”这样一个似乎有象征性的时间里，你将这部作品命名为《激情》。如何解题？

李宏伟：我想我不需要为读者解这个题，或者是说，首先你可以把《激情》看作它其实写的是北京，而不是其中某一个具体的人。或者说它写的是我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激情性的表达，对它怀有的激情。我从念大学就到了北京，那时候很年轻，十几岁。我对我待了七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也有深厚的情感。

也是因为考虑，小说里面会有一些北京的场景，一些角落。这些场景和角落，它未必在小说里面跟这些主人公有关，但它是我心目中这座城市必备的一些部分。还有一个，因为我们生而为人嘛，会在大多数时候对某些人与某些事，以及乃至高于人和事的存在，充满了想象，充满着燃烧的意愿，不管是为它燃烧，还是希望它为我燃烧。写这个小说，我也是想看看，当一些人在这个意愿的笼罩之下，他们的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说这种燃烧的意愿会推动着它走到什么程度？

严彬：《激情》开篇，是一大段四川方言的发泄式的骂人话独白，“你这么个鬼眉日眼没得河没得水只有口水没得山没得岭没得地只有坟坡坡的破城市……”；《激情》的结束，是一章关于死亡的宣告和祈愿式的内容。二者都让人感受到饱满的情绪与情感，甚至有很强的戏剧性。这好像也是你文学语言上的风格。不知道你自己是怎样看这点的？

李宏伟：我其实后来也意识到你刚才说的这个状况。我的理解是，从一个成熟作家的层面来说，我可能比较关注一些祈愿性、祈祷性的表达。另外一个可能，我稍擅长一点用这种方式来调动语言。那从我个人写作时的状态来说，进入到这些层面的表达的时候，我也确实精神会比较饱满，读者阅读的时候很明显也会感觉到，因为你必须跟着这个语言走嘛，有一种出神。我小说里面确实会有一些迷醉时刻。

《激情》开篇（《十月·长篇小说》2026年第1期）

严彬：北京在你的生命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李宏伟：北京，最简单来说，北京就是我现在在其中，还比较自得其乐的。

严彬：具体一点说呢？

李宏伟：假设我是一尾鱼，我觉得北京是最适合我的大海，我在其中，自得其乐。当然，面对海洋，有些时候也会有那种茫然乃至恐惧，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非常自在的。比如说我现在每天上班下班要花三个小时在路上，其实想起来这是一件非常让人疲累的事情。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式我还能够相处下来，我也没有因为这个漫长的通勤时间，动过一次念头，说我要离开这座城市。因为我觉得我不能用抒情的方式说这座城市如何接纳了我，或者说包容了我。我觉得北京给我最好的感受、最大的安全感就是，我对你没有要求啊。因为这个没有要求，让我自在。而我到别的地方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好像那个地方对我有要求。

严彬：小说里有时会表露你对这座城市细节的体察，比如我注意到外来打工人秦日刚多次用“您”这个称呼。长时间在北京的人对此可能都会会心一笑，因为在北京，“您”遍地都是，它既是北京的语言，可能也是它的文化。但对外地偶然来到北京的人，可能会对它感到一点点不适。

李宏伟：“您”，说实话，到现在来说，某些时候对我还会有一个困扰。因为我觉得在称谓上这个词是最清晰的，体现了语言对人的塑造。回到四川，四川话里面好像没有“您”这个字儿。所以我回去过后，不管是跟长辈还是平辈、晚辈说话，基本上都是用“你”，只要我用四川话说，都是“你”。但如果在北京，我跟人交往，哪怕是单位刚来的实习生，如果要通过微信文字跟他说事情，我其实仍旧会纠结用“你”还是用“您”。因为这种语言的塑造，会让我觉得用“你”来跟人打交道的时候，第一是不礼貌，第二好像这个关系太近了。所以大多数时候我还是会用“您”。如果大家熟悉到一定程度，甚至对方会跟我说，你就用“你”就行了。那我可能会做一个调整。

严彬：小说写到后面，你让这三组人坐到同一辆公交车上，车在深夜北京三环路上走。“如同一艘在内陆河航行的简易客船，一辆黄色的公交车行驶在北三环上，由东向西。”

李宏伟：最后那个场景未必是实际存在的。

严彬：小说里的诗人马达是一个很鲜明的人物，虽然大多数时候他是以一个自杀的校园诗人身份存在。围绕着他和周全，构成了小说中大学生校园生活的部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包括他的死，是否与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活有关呢？是否承载着你的大学记忆？

李宏伟：马达的生活节奏其实是跟我同步的嘛。从这个设想上来说，他跟我是同一级的学生。所以他对这所学校，对人民大学的理解也好，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好，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了我那个阶段的一些侧面，是九七级大学生。

所以那个时候，包括那个年龄段的人，可能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懵懂的成长史。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世界，我们是用力地，甚至用尽浑身力气去拥抱迎面而来的很多东西。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拥抱会给他不同的反馈，反馈有乐观的，有悲观的，有能接受的，有不能接受的，甚至是会磕得头破血流的。这个其实也是成长的题中之义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从情感上来说，我们在大学里面还挺无所畏惧的。当然，它不意味着说你在具体形式上好像要为非作歹。

严彬：你在小说里写到过，你说，“只有人民大学的人才能够评价人民大学。”这所大学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

李宏伟：小说里面其实也写到了。就是比我们高大概两到三届，有位校园诗人叫凯雷。他有一首在人民大学范围内比较有名的诗，叫《人大是我的祖国》。从诗歌上来说它是一首比较传统的抒情诗，但是我觉得他写的那个情感，其实大体上是成立的，或者对我而言，人民大学既是人民大学，是北京这座城市于我而言的具象化，它是我地理上的第二故乡，是我精神上的原乡。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的精神的根，至少有一部分仍然扎在人民大学几百亩的土地上，我时不时还是会回人大里面去溜达溜达。每次看到西门的那棵槐树，我会拍一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像打卡。

另外一个就是，我到现在走在人民大学的校园里面，人就觉得非常放松。嗯，用一个稍显肉麻一点的抒情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我走进了人民大学的校园里面，就好像感觉到了拥抱。

这是一种令人赞叹和羡慕的归属感。像我虽然也在人民大学里求学了近三年，我就好像没有这种被拥抱的感觉。

这个是实打实的。因为我是19岁就开始在人大待了七年嘛，精神的成长和自我认知的确认过程是在这个地方。

严彬：再聊一点小说的细节。《激情》里面有几个章节，像“掠影”系列，“梦”系列，我其实看不到里面有小说常见的叙事性的东西，而是比较独立的散文性的，甚至诗性的成分更多。你是怎么样考虑这些内容的？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里。

李宏伟：这也跟我对长篇小说的理解有关。我觉得长篇小说，它用植物来比喻，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某种程度它都可以是修剪过的树，或者说它是一个人工的花园，不管它再大，都是人为的花园，都要修剪的。而原始的森林，或者说一棵天然的树，按照修剪的原则去看，它其实都有一些冗余的部分，有一些似乎相扰的部分。长篇小说其实有些时候是需要有这些东西在的，它们甚至是一些不能很顺畅地归纳到这个小说的主干上去的内容。

严彬：那是一些看上去突兀、冗余的内容，但给人阅读的感受我觉得却是很奇妙的，有一种停顿的、看到了别样风景的呼吸感。

李宏伟：我的小说，它往往不是一个如实的描写，不是拍照。很大程度上，它是绘画，甚至是偏向抽象一点的绘画。可能对读者的感受上来说，首先会感觉到好像我的目光、我的语气在里面，哪怕是一个客观的事物，它好像带着情感的。但它也不是一个我们简单说的拟人化，而是情感的注入。

比如小说里我写“枝条突破水”，是菊秀跟秦日刚他们在休息嘛，菊秀从四川带过来的一根枝条，杜仲树的枝条。这个意象是这样来的。因为菊秀在小说里面，她是一个跟植物有很深情连接的。她有这样一个特性。所以在这个场景里面，简单来说，我可能是希望菊秀也得到爱人的安慰，或者说她的世界也能够被打得更开。那么可能在她熟睡的时候，这个植物是跟她有一个互动。

严彬：我们来谈另一个话题，就是你在小说中对时间的安排，是一个七天的概念，这使我想到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个小说的时间线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就是七天。只不过从顺序上来说，我是把第六天提前了，先讲的第六天的事，然后是一二三四五，然后是七。它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

李宏伟：关于七天，我们都知道，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七都是关联着重大事情的一个数。但我想说是在写的时候意识到的一个点，当我把第六天搁到前面来，作为小说第一章，它所产生的作用，不是说我好像只是做一个位置的变动，而是当这段时间先发生的时候，它对后面是有影响的。第六天的故事发生之后，我写第一天，第一天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天从中午开始。我当时就意识到好像不太合适，再让这一天从早上开始。但这个地方很微妙，就是一时之间还不知道怎么来，我很难把它说清楚。

严彬：那到最后31号，从零点到五点，接着是六点过一分。你为什么会这样设置呢？

李宏伟：第七天的写法，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最开始的设想，是把这一部分处理成一个很具体的戏剧。但是我后来意识到这个太拘泥了。所以后来是用了一些时间点。前面应该都是以整点为截止。到后面，是六点零一分，因为那天北京的日出应该是在六点零一分。也就是说，这个是从零点开始，从早上到凌晨，用最后的话说，它是一个复苏。

李宏伟出版的部分小说与诗集

严彬：你认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通常会具备什么样的品性？

李宏伟：这个其实很难一概而论，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不同的小说家有不同的方式，对吧。特别简单地，还不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同的方式，哪怕像当代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作者，像莫言，像余华啊，阎连科啊，每个人也是有不同的面貌，我相信他们的写作方式也不太一样，甚至区别很大。

或者我们在说到一个更加具体的人，一个小说家可以称之为优秀小说家，尤其是优秀长篇小说家的话，他一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方式，跟他所处的那个时空有深入的精神上的往还和现实上的对照与调整，然后他以他的文本把这个往还与调整展现了出来。这样说可能抽象了一点，那最直接来说，就是这个作品它跟一部分人有关，这部分人读了这个作品后，他也能意识到作品是跟自己有关的，同时深化了他对自我的理解。

严彬：你看重的好小说的品质呢？

李宏伟：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是准确的。当然这个准确可以阐发的地方也很多，不同的小说家有不同的准确，对吧？甚至准确它也不是一个标准件，没有标准答案。好的小说家一定是在提供新的关于准确的定义和呈现。

严彬：你有没有想过，把你放在某一个作家的谱系里面，你身处其中，或者也从这些作家里得到了营养？

李宏伟：以前其实要清晰一点。现在好像这个观念有一些认知有了变化。我觉得我经常在想的是，我们把古往今来的这些作家，真正能够成立的作家，有不同的殿堂。他们身处在不同的殿堂。那么我觉得至少我愿意走进去，注视，甚至向他们致敬的这个殿堂里面，作家或者作品，我们可以数出来很多，对吧？像刚才说到的两位tuo大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我们以前说到的，乔伊斯呀，加缪呀，福克纳呀，包括李白、杜甫，我这几年特别喜欢的像《西游记》，乃至我们作为一个作品去看待的佛经或者圣经……我觉得我愿意走进这样一个殿堂。但是我很难判断说，自己是否受到了足够的影响，以及是否在这个谱系上。

严彬：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尤其这两年，写作受AI的影响。畅想未来，你对小说家这个身份，以及写作这个行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它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宏伟：要说得绝对一点，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可以是没有影响的，或者说跟我无关的。因为不管写作怎么样发展，或者说，不管科技怎么发展，我需要通过写作这种方式，来确认自己是谁。这个确认首先是面向我自己的。如果我还有写作的渴望，还有与渴望相匹配的能力，我就往下写。如果什么时候这个欲望或能力丧失掉了，那就停下来不写嘛。

这个其实都还好，我觉得从特别大的趋势上来说，以前老是开玩笑说，AI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人类本身都只是整个宇宙当中的一个瞬间。具体到每个人来说，对吧，波伏娃的那个小说题目——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很多东西在这个大前提下来考量，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在我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些东西已经不太能够干扰到我了。嗯，说干扰可能也不太准确，就是我也不必再为此而忧心忡忡了。我会去考虑，但是，也不会因此而有多少畏惧和忧虑。

严彬：写作和文学行当，或者文学作品，你觉得在未来，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李宏伟：表达始终会存在的。我觉得如果碳基生命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之前，一定是需要表达的。这个表达它除了一个自我确证以外，也是我们跟其他的碳基生命，和其他人建立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所以表达一定是存在的。然后作为表达的深入与高阶表达写作，也应该是会存在的，只不过写作它是以什么方式存在，我们很难说。包括写作群体，它是以什么方式存在，那也很难说。因为职业作家或者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晚近的事情。我们去看，不说国外的，我们看中国的文学传统里面，到1911年之前，纯粹以写作这件事情本身为职业的其实并不多。那今后，这个群体是不是还要以现在的方式存在，我们也不知道。是否还要以文字来做表达和写作，或者说文字是否也是必要的一个表达方式，我也不太清楚，不太好下判断。如果作家群体消失，也就消失了嘛。但表达一定是在的。表达是大于这个作家群体，大于文学的。

严彬：这么多年以来，你的小说表现出一种很可贵的品质，从形式到内容，始终在探索，新的内容，新的形式，经验之上的事物。这是否属于以前常说的先锋性，或者说是属于某种现代小说的方向？

李宏伟：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聊过很多回嘛，我不知道别人啊，我自己不太会说这个。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我说我这次要探索一下，我要玩一把先锋的。没有这个概念。我只是希望找到一个自己想要抵达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合适的方式，最准确的方式。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访：严彬；编辑：李阳；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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