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反合作化的论调如出一辙之思

《山乡巨变》是中国作家周立波所写的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小说。

小说受到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很大影响，这在学界已有公论。

但有一个趋向值得注意。周立波在写作《暴风骤雨》时，还部分地采用了欧化风格，沿袭了肖洛霍夫的习惯性的叙事技巧，导致了小说与肖氏作品在用语中时常有撞车的现象。

比如，《暴风骤雨》里曾经用过这样一个比喻：“她瞅着年轻结实的郭全海，就像干渴的人看見一个霜紅的山梨似的欢喜。”

这个比喻，典型的是一个欧化的句型。它的真正来源，出自周立波翻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中：“他觉得这个比自己大十岁的女人的爱是甜蜜的：正像一个经了初霜的冬天的林间苹果一样的甜蜜。”

周立波用的是“霜红的山梨”，肖洛霍夫用的是“经了初霜的冬天的林间苹果”，分别来比喻“爱的欢喜”与“爱的甜蜜”。喻体与喻象存有遥相呼应的内在联系。

到了《山乡巨变》时，周立波有意在叙事上向中国传统小说笔法倾斜，努力减少欧化句式在文章中的占比，这使得《山乡巨变》在小说的民族化道路上有了比《暴风骤雨》更为明显的贴近，不过，缺点也是明显的，就是《山乡巨变》缺乏《暴风骤雨》中时有惊艳的描写段落，显得过于平淡。

刘心武在《向周立波约稿》一文中说过：“我不仅读过周立波获奖的那部长篇（《暴风骤雨》），他1949年以前的老作品《铁门里》，1955年的长篇《铁水奔流》，我都通读过，但是要承认，他1963年前后写成出版的《山乡巨变》，则未能卒读。”

这是一个懂得文学的人的正常的感受，但在陈思和主编的复旦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同，却贬低《暴风骤雨》，夸赞《山乡巨变》，可见，陈思和的欣赏能力，肯定与一名作家的理解感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也使得他的文学史评骘的质量，萦绕着质疑的迷雾重重。

但《山乡巨变》毕竟与《被开垦的处女地》有着共同的文学主题，所以，两书不谋而合地有着相似的口吻与语句。

《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肖氏的小说，至今仍是一个阅读之谜，难以搞清楚肖氏的真正写作动机是什么。肖氏的白描手法，对人物的心理动向尽量着意遮掩，使得小说里大段自然主义的描写，难以锚定它背后的作者意图，这也便得《被开垦的处女地》里记录下太多的现实实况，并且执拗地以这种实录反映了当年那个时代的各种思潮的激烈撞击。

《被开垦的处女地》反映的是苏联时代的集体化运动，小说里如实记录的反对集体化运动的声音与行动，至今看来依然触目惊心。

同样，《山乡巨变》在描写中国的合作运动的时候，同样遭遇到《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描写的类似心理与行径的冲击。

因此两书中的分隔数千里之遥的顿河农民与湖南乡民的说话口径，竟然大同小异。

《被开垦的处女地》里写到农民们反对集体化运动，强调的是人多嘴杂，行动难以统一。其中一个农民用家庭里的内部团结都难以搞好，来说明集体化运动必定走向穷途末路：

——“我要对你们说说我自己的事，公民们。我和我的兄弟批奥妥，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合不来。起初是女人吵架，你用水也泼不开她们。她们互相扭打。这样我和批奥妥，我们不能在一道住下去了。而这里他们要把全村的人搅到一团；你们会弄得这样的乱七八糟，使我们再也收拾不了的。我们到草原里去耕种的时候，我们每次都会吵架。——

《山乡巨变》也同样注意到了“人多乱，龙多旱”的集体劳作的缺陷症结，小说里写道：

——“比方说：陈先晋老驾，就算得一户。他对人说：‘亲兄嫡弟在一起，也过不得，一下子把十几户人家扯到一块，不吵场合，天都不黑了！……’”——

中苏农民的口吻何其相似。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其实两书的强调的解决方案是一样的，而且事实来看，这个解决方案恰恰在今天得到了实现，至少证明了书中提出的合作化运动的未来方向，恰恰是今天走到的必由之路。

在《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派到乡下的达维达夫，是一个工人代表，他的出现意味着是工业对农业的扶持，而他提出的方略，就是农业机械化，他说：“实行集体化，这样，使你们有拖拉机使用，把你们从贫困里救出来。”

在小说的语境里，“只有拖拉机能够使我们摆脱困难”，也就是说，实行集体化之后，工业扶持紧随其后，用强大的机械化作业，来代替小农经济的分割经营。

在1953年中国公映的《被开垦的处女地》（1939年拍摄）的最后一幕场景中，电影里平空加添了农庄两年后，实行了拖拉机的机械化作业，展现出农业生产伴随着大工业体系支撑的集体作业方式。

《山乡巨变》里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理念。

小说里有一段看似是男女相亲相爱的闲笔，就是大春与淑君罕见地在山乡的夜间“亲吻”这一段非常辣眼的描写中，其实作者真实的意图，是通过两个山村里的年轻男女，来揭示出合作化运动的真正解决方案。

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一段对话：

——（大春）“农业社成立以后，我打算提议，把所有的田塍都通开，小丘改大丘。田改大了，铁牛就好下水了。”

“（淑君）什么铁牛？”

“就是拖拉机。这种铁牛不晓得累，能日夜操田。到那时候，村里所有的田，都插双季稻。”——

这就是合作化的意义。而今天看来，农村耕作正发生着由机械代替人力的一场生产革命，应和了小说里的人物的设想，也就是作者指明的合作化运动的未来发展走向。

而值得注意的是，《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是工人被委派到乡间，支持农村的集体化运动，而在《山乡巨变》里，却是农民们去支持城市的工业经济建设。小说里的大春，对家乡的发展，有着明确的规划，就是实现机械化作业，带动家乡的农业生产，但是大春本人却被抽调到城里去当了产业工人。

小说里没有点明他到城里去了哪一个工厂，只是笼统地说他到了株州的工厂上班，但在小说里提到了株州的工业生产传言：“听说，株州工厂造了一种万能拖拉机，能耖田，又能搬运。将来，运灰送粪都不必要挑肩压膀了。”（下卷16章）。

因此，《山乡巨变》将立志用机械化作业改变山村面貌的大春支派到城里，成为一个产业工人，正是用这一个人物设计，点明了合作化运动真正实现生产力激发的发展路径，就是生产拖拉机，代替人畜耕作。

这也是周立波在人物设置方面服务于小说主题与意旨的一种巧妙的安排与伏脉吧。

如此看来，《山乡巨变》与《被开垦的处女地》在语境上遥相呼应，体现了那个时代对农业生产的一种现实认知与未来设想，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设想正是当下农村变革的一种现实常态。

《山乡巨变》里面的农村发展走向的预示，也意味着小说本身的价值不会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