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枪已上膛！继低空、航天后，国家级产业棋局落子重庆

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

生物制造风口来了？璧山做对了什么？平台价值何在？

文 | 罗提

前两天发生了一件小事，但它可能改变中国西部产业的格局。

既没有重磅企业签约，也没有百亿项目落地，核心信息一句话：

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正式投用。

该平台由重庆璧山区联手华东理工大学共同建设，落地于重庆生命科技城，获 国家发改委“两重”领域专项资金支持， 总投资约6.25亿元，总建筑面积达3.9万平方米，具备从克级到吨级的规模化放大验证能力。

如果不是刻意关注生物医药或合成生物领域，大多数人甚至很难理解这句话在说什么。

“中试平台”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天然的距离感，既不属于资本市场的热词，也不属于产业招商的主角，更不属于公众讨论的议题。

它与城市竞争、区域经济之间，似乎隔着一整层专业壁垒。

但有意思的是，在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产业变化中，真正改变格局的，往往不是那些喧嚣的“高光时刻”。

而是某种长期被忽视的基础能力，开始悄然就位。

就像一枚轻轻落在棋盘中央的黑子。落子很轻，却可能改变整盘局势。

因为在中国战略级产业的演进过程中，真正决定一条赛道何时从“概念”变成“产业”的，从来不是故事讲得多响，而是谁先把“看不见的路”修出来。

重庆这座中试平台，修的正是生物制造最难、也最关键的那一段路。

而要理解它的价值，就得先回答一个问题：风，到底从哪里来？

风口不是凭空吹起来的。

过去十年，中国几乎所有战略级产业的起势，都遵循着同一条路径：政策定调→基础设施先行→产业爆发。

把时间拨回2023年岁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通稿里，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一行表述：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三者首次并列出现在国家最高层级的经济工作文件中。

如果你熟悉中国产业政策的发令枪节奏，就会知道这绝非随意排列，而是一份被精心设计的“赛道轮流启动”时间表。

低空经济在2024年迅速升温，空域管理改革破冰、试点城市获批、eVTOL密集取证，年底发改委专门设立低空经济发展司；商业航天紧随其后，2024年11月海南商业发射场首发成功，2025年高密度发射逐步常态化，今年6月12日，SpaceX以“史上最大IPO”登陆资本市场，将这股浪潮推向巅峰。

如今，轮盘转到了生物制造。

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以“普通新赛道”的身份出现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生物制造一边被放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边又被放进“未来产业”——这是一种并不多见的双重定位。前者意味着它是今天必须攻下的底层能力，后者意味着它又是未来必须提前下注的方向。

6月1日，《求是》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明确生物制造是“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之一，要聚焦发力、精准施策。

但真正让这个行业从“政策热词”走向“产业现实”的，不是定调本身，而是基础设施开始到位。

低空经济真正起飞，靠的是空域和起降网络；商业航天真正放量，靠的是发射场和测控体系。

生物制造也一样，它需要的不是一句“前景广阔”，而是一整套能把实验室成果推向工厂的工程化基础设施。

2025年，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开展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培育工作，明确到2027年“力争培育中试能力建设平台20个以上，服务企业数量超过200家，孵化产品400个以上”，首批公示的43家单位已入选。

一张覆盖“筛选—验证—放大”的产业网络正在成形：天津有华熙生物中试转化平台，其医药级车间于2024年6月竣工投产；深圳有合成生物大科学装置，已在2024年底对外开放；而重庆璧山的中试平台则在2025年破土，并于今日正式投用。

据麦肯锡预测，未来10至20年，全球60%的产品可采用生物制造方法生产，将创造约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工信部数据也显示，2025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大关。

前两枪已经响过。第三枪，已经上膛。

生物制造的基础设施，为什么集中体现为中试平台？

过去十年，中国从来不缺生命科学成果，高校实验室里堆满专利，科研院所里摆满论文。

真正稀缺的，是把这些成果送进工厂的桥梁，行业把这段距离称为：

死亡之谷。

很多项目能够在实验室生产出1克样品，却始终无法稳定生产1000吨产品。

很多菌株能够在培养皿中表现优异，一旦进入工业环境，便面临产率骤降、成本失控、工艺失效等问题。

实验室里的成功，并不等于产业上的成功。而生物制造真正的门槛，恰恰就在这里。

因此，当国家决定推动生物制造产业化时，最先建设的并不是工厂，而是一批帮助成果跨越死亡之谷的创新服务平台。

最早看懂这一规律的城市之一，是深圳。

2024年底，深圳光明科学城，一座总投资7.222亿元、建筑面积3.36万平方米的庞然大物正式投入运行。

这个合成生物大科学装置，是全球首个自动化、标准化、高通量的合成生物公共研发平台，看起来像实验室，本质上更像一座创新工厂。

首先是降本。初创企业无需购买设备，无需搭建庞大的湿实验团队，只需租用“功能岛机时”即可开展研发，省掉了高通量测序仪、自动化工作站、发酵系统数千万元投入。

其次是增效。40个自动化功能岛构成了一条完整的DBTL循环链路——设计、构建、测试、学习。过去依赖科学家手工完成的研发流程，被自动化系统接管。

原本两周只能完成20个蛋白实验，如今能够完成超过4000个蛋白的完整流程验证，效率提升约200倍。原本需要数月甚至一年完成的一轮菌种筛选，如今最快仅需数天到两周。

最后是立标。统一实验标准和流程，使其能够持续输出高质量生物数据集，为生物AI模型训练提供底层燃料，也为行业建立统一评测标准。

创新像云计算一样成为一种公共服务。

当创新成本下降、研发效率提升、数据标准统一之后，死亡之谷开始被一点点填平，产业集聚便开始发生。

据统计，近三年深圳市新成立的合成生物企业约80%落户在光明区，截至今年3月超过150家企业形成集聚，总估值约420亿元。

从上游设备与酶制剂，到中游研发平台，再到下游医药、食品、新材料应用，逐渐形成完整产业生态。

表面上看，是企业聚集形成了产业。实际上，是基础设施吸附了企业。路修通了，产业才有可能真正爆发。

但深圳解决的，只是“从0到1”，故事并没有结束。

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还有另一段更长的路要走。

菌株能否稳定放大？工艺能否持续复制？成本能否达到商业化要求？产品能否满足GMP标准？

这些问题，大科学装置回答不了，只能交给中试平台。

它不是实验室的简单复制，而是产业化前的最后一次实战演习。很多项目死，不是死在没有科学原理，而是死在没有工程条件；不是死在论文不够漂亮，而是死在工业世界不相信“差不多”。中试平台的价值，正是把“差不多”变成“可以复制”，把“偶然成功”变成“稳定可交付”。

中试的意义，就在这里。

这也是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的使命，其底层逻辑与深圳大科学装置相似。

同样是数亿元级重型基础设施投入，同样面向企业开放服务能力，同样承担降低创新门槛的使命。

但两者承担着截然不同的产业分工。

如果把深圳的合成生物大科学装置比作点火装置，那么重庆的生物制造中试平台，更像变速箱。

深圳创造可能，重庆创造产能。

因此，在国家生物制造基础设施版图中，深圳与重庆从来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一场接力赛。

深圳完成从0到1，重庆完成从1到10。深圳负责DBTL循环、高通量筛选与概念验证；重庆负责工艺放大、中试熟化与产业化验证。

深圳负责点燃火种，重庆负责让火势蔓延。这正是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的战略意义。

该平台不仅可以解决行业“小试易、中试难、放大不稳、转化不畅”的普遍痛点，也将填补西南地区专业化中试载体空白。

平台分两期建设。一期位于重庆生命科技城成果转化中心，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重点打造生物过程智能控制与优化、自动化发酵样品处理与多尺度传感检测、生物过程智能数据模型三大技术平台，配备1L至500L梯度发酵罐182台及各类专业设备1300余台/套；二期选址生命科技城康湖片区，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布局3吨至30吨大型发酵模块8个及柔性分离纯化模块16个。

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外景

它与深圳大科学装置的分工，并非理论推演，而正在变成现实。

平台已经与全球生命科学巨头丹纳赫签订合作协议，共建西部创新中心。

双方将围绕高通量菌株筛选平台打造智能化研发体系，并建设全自动无人化“菌种构建智能功能岛”。

通过AI数字孪生与高通量DBTL技术，预计将研发周期进一步缩短50%以上。

与此同时，华东理工大学深度参与平台建设，挂牌成立“华理—璧山研究院”。

首批已吸引叶邦策（长江学者）、刘琴（国家杰青）、王泽建（东方英才）、张立新（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等9个科研团队参与联合攻关。

覆盖中药有效成分生物合成、RNA农药、珍稀中草药细胞培养、卟啉类化合物生物制造、植物天然产物生物合成等多个方向。

这些项目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已经走出实验室，正在寻找产业化出口。而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正是这条出口。

所以，6月23日平台正式投用，意义从来不只是多了一栋楼、多了一批设备。它意味着，在中国生物制造的基础设施地图上，有人开始系统补上“从1到10”这段最难的路。

深圳的大科学装置修通了创新高速公路的前半段，重庆正在建设后半段。

而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为什么重庆把这张牌打在了璧山？

任何产业基础设施都需要产业腹地。

港口需要货源，机场需要航线，发射场需要火箭公司。

中试平台同样如此。否则，再先进的设备也只是一座昂贵的孤岛。

重庆将其置于璧山，在于璧山的生命科技城，给出了四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第一，是空间载体。

生命科技产业最大的痛点之一，是成果转化没有落脚点。很多项目完成中试后，还需要重新寻找厂房、园区和生产基地。

结果导致创新链与产业链断裂。

而在璧山，这个问题提前被解决。生命科技城已建成约10万平方米成果转化中心，集研发、办公、展示于一体。

同时配套3.4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及产业承载空间，药食同源创新示范基地已经投入使用。

中试平台验证成功的项目，不需要再寻找下一站。实验室与工厂之间，被压缩成一条马路的距离。

对生物制造而言，这种空间上的“近”，本质上就是时间和成本上的“省”。

第二，是创新源头。

许多产业园区的问题在于只有厂房，没有科研。只有生产，没有创新。

但璧山不同，这里拥有重庆唯一独立设置的中医药本科院校——重庆中医药学院。

拥有60万份中药标本资源，拥有30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拥中医药产业创新综合体。

作为覆盖中医药全产业链的综合科研与转化平台，康湖实验室正在构建“种、研、产、销、医”全链条创新体系。

合成生物学遇上中医药资源宝库，这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一次方向上的乘法。

对于天然产物转化、中药有效成分生物合成、功能性健康产品开发而言，这样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璧山不是一块普通园区，而是独具特色的创新源头。

这意味着，中试平台背后连接着源源不断的创新供给。

第三，是产业闭环。

中试平台最大的价值，不是证明技术可行，而是让技术找到市场。

而璧山已经提前聚集起一批关键产业节点。

丹纳赫落地西部创新中心、植恩生物打造研发总部及CDMO基地、浦洛通建设生物芯片总部项目、吉林敖东布局现代中药生产基地、恒昌医药建设西南总部及分销中心。

这些企业看似分散，实际上共同构成了成果转化的第一批需求方。

对于科研团队而言，中试成功后最难的是寻找客户。而在生命科技城里，客户已经坐在隔壁。

生命科技城没有把生物制造简单理解为一个项目，而是围绕“械、药、养、乐”构建完整产业生态。

中医药创新综合体负责源头创新，生物制造中试平台负责工程放大，药食同源产业园、中医药产业园等专业载体负责产业集聚。

三者首尾衔接，形成从“0到1”原始创新，到“1到10”工程验证，再到“10到100”产业集聚的完整路径。

第四，是市场机制。

项目建设业主沪渝创智，由绿发集团与华东理工大学团队共同组建。

其中绿发集团控股70%、华东理工大学技术团队持股30%。国资托底，高校出智，平台经营则走市场化路径。

围绕CRO、CDMO、联合开发、技术授权、成果转化等业务提供全周期服务。

因此，重庆选择璧山，本质上不是选择一块土地。

而是选择一套已经能够持续产生项目、放大项目、承接项目的产业系统。

因为中试平台最大的价值，除了设备，还在于设备周围有没有足够肥沃的土壤。

而生命科技城，恰恰已经把这片土壤提前准备好了。

平台放在这里，才不会成为孤岛；放在这里，价值才可能被最大化释放。

璧山生物制造中试平台的最大价值，不是服务璧山，而是服务整个生物制造产业。

从全国布局看，首批国家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共43家，主要分布于长三角、环渤海和华中地区。

它们大多数，是服务于企业自身需要的封闭平台。

西部地区布局极少，重庆仅此一家，而且还是一个开放平台。这种稀缺性，天然赋予了平台产业磁吸效应。

一期平台尚未全面释放产能，已有上述叶邦策、刘琴、王泽建、张立新等团队确定入驻。

二期建设阶段，巨子生物、弈柯莱生物、依诺基科等行业标杆企业也已达成入驻意向，同时正积极对接云南白药、广药集团等龙头企业。

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建成投用活动现场签约

璧山吸引的不仅是项目，更是未来产业链中的关键节点。

研发端，重庆生命科技城依托全市唯一独立设置的重庆中医药学院，以及华东理工、重大、浙工大等合作高校，从技术攻关到人才输送，解决企业“招工难、缺专家”的痛点，并引入上海轶诺药业胃肠型疾病创新药在研管线，与安愈康合作落地AI赋能的优质仿制药孵化平台。

服务端，高标准建设GLP实验室、CRO中心等专业服务平台，引入市药监局创新发展服务中心驻场办公，为企业提供注册申报预辅导和绿色审批通道。

资本端，设立10亿规模生命科技专项产业基金，探索“中试服务+基金跟投”模式，对在平台验证成功并实现本地转化的项目优先给予股权投资支持。

这些布局，正在共同构建一条完整成长路径：

概念验证→中试放大→资本加持→注册申报→产业落地→市场拓展。

企业进入生命科技城后，不只是租用一个发酵罐，而是在同一生态体系中完成成长。

这正是生命科技城最大的竞争力。

更深一层看，璧山争夺的，也并非某一个产业环节，而是一条产业迁徙路线。

过去二十年，中国创新资源持续向长三角和珠三角聚集。

未来二十年，随着产业成熟和成本上升，创新成果将开始沿产业链重新流动。

谁掌握工程化能力，谁就拥有承接产业外溢的资格。中试平台，正是这场产业迁徙中的关键节点。

东部科研团队完成概念验证后，可以来到璧山完成中试。中试成功后，生产基地、供应链体系、资本资源又会沿着最小阻力路径逐步聚集。

事实上，这种东西协同有着现实的轮廓。

深圳光明的大科学装置负责高通量筛选、菌株优化和标准化数据生产。重庆璧山中试平台负责工艺放大、成本核算和产业验证。

创新成果从珠江口出发，经由产学研合作网络向西流动，在长江上游完成产业化接力。

这是一种新的产业分工，也是未来中国生物制造最有可能形成的空间格局。

深圳光明科学城，不必建设大规模工业发酵体系；重庆生命科技城，也无需从头培育庞大的基础科研力量。

两者各自发挥优势，共同完成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闭环。

再把视野拉高一点，重庆还有更大的可能——出海。

作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重要承载地，重庆拥有连接东南亚市场的独特开放优势。

未来，生命科技城完全有机会成为中国生物制造企业出海前的重要一站。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这里不仅是产业化节点，更可能成为全球化起点。

回头看，重庆把国家级生物制造中试平台放在璧山，表面上是在建设一个项目。

实际上是在长江上游布局一座产业港口，科研成果从全国汇聚而来，资金、人才、企业沿着产业链不断集聚。

历史上真正改变城市命运的，往往不是工厂，而是港口。

因为工厂创造产品，港口决定流向。

当下一轮生物制造浪潮真正到来时，人们或许会发现：

勇立潮头者，有重庆生命科技城。

潮水来临时，有港者先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