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编的文学史缺乏客观性，与他对文革期间写作的遮蔽存在关联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有许多令人咋舌、啼笑皆非的论点，比如，将《铁道游击队》里的革命女战士芳林嫂说成是“准风尘女子”，就在读者层面上受到强烈反弹，也变相地应证了这样的文学史著作，必定烙上是否能够准确反映文学史实的质疑。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最大问题，是书中描述的文学史实，没有按照文学的真正影响与实际地位，来陈述它们的存在，而完全是按照作者的主观意图，打压真正的文学真相，拉扯一些毫无影响力的边缘皮毛，摆放在文学C位，使得全书里的所谓创新的文学史布局与排列方式，根本不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学主线、主体与主流。

就像《水浒传》，不去论述梁山好汉的生存轨迹的主线，而是专注于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恩怨纠结，那么，这样得出的文学史梳理，还能真正地反映出《水浒传》的特点与内涵吗？

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叙述倾斜与误差，这里面，不能不说与陈思和在文革期间的文学参与有一定的关系。

陈思和在文革期间，曾经在《朝霞》杂志上发表过声嘶力竭的大批判雄文，此文即使到了今天，也无法通过平台的审核，展现它的全部内容。足见此文的信口雌黄，依然不容于今天相对自由的互联网空间。

在评《水浒》运动中，陈思和也是一位得力干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月曾经出版过一本评论集，名为：“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水浒》选评”，其中赫然可以看到陈思和的大名，所在单位标明“卢湾区图书馆工人书评组”。

当年在评《水浒》活动中，也曾经大力参与过的画家戴敦邦，对他的这一段经历曾经深感愧疚，多次在他的文章中表达了歉意。在《亵渎》一文中，他写道：

——在今天不少读者观众首肯吾绘制的《水浒》画时，你们是否知道，吾曾在“文革”后期全国掀起“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中，画了不少迎合或讨好的政治图画。当时绘者不具名，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务必自我反省和忏悔。尤其是今天，当吾之《水浒》画人们给予各种褒奖时，吾在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曾经亵渎神圣的烦恼。若要说为了自我解脱一吐为快，求得一种心净，如佛家所言：“今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的干净，不如说自愿暴露，自我剖析，自责自赎，更能记取教训触及灵魂，萌我良知。——

可是，当年参与过评《水浒》类似的口诛笔伐活动的文人墨客中，又有几个运用他们的如椽之笔，表达他们对曾经的投机劣迹的悔意与歉意呢？

不但没有，反而采用一切手段，来隐蔽当年的所作所为。

我们注意一下陈思和对当代文学史的解读中，他刻意地回避他当年炮轰与挞伐的青春年代的文学现象，就可以看出，他写出的当代文学史还能反映出几许真实的文学轨迹与遗痕呢？

因为太近，因为曾经亲身参与，所以必须回避，必须护痛，这样的文学史，试图引用一个“民间概念”就能使它的叙述开拓出新意，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宏观层面上的陈思和的文学史的编写，就无法有一个超然的、客观的、准确的天然的内在维度，支撑它能够树立起来，自成体系，经受文学实践的检验。

这是陈思和的文学史本质上的先天残缺，这尚可原谅，毕竟他无法超脱自己的站位，掰掉自己的人生前本，来建构他经历的时代的真实的实在纪录案卷。

而陈思和另一种细节上的误读，就叫人不可原谅了。

他总是把作者与读者都能读出的信息，给刻意地予以歪解，好像他心不在焉，读的是另一部文学著作一样，如此粗心大意又不求甚解的文学内涵的解读，已经超出了常识的范围。

这其中将芳林嫂界定成“准风尘女子”是典型的一例，将《红日》中的石东根醉后骑马说成是“农民传统”的发作，也让人无语。

总之，陈思和在文学史的编写与定性过程中，玩的太嗨，随心所欲地摆布文学现象板块，搭积木似地堆放互不关联的文学存在，使得他的文学史，找不到真实的文学轨迹，对巨大影响的文学作品，视而不见。而这种佯装不见，追溯起来，是他不想让人看到他在特殊年代对文学的边缘参与，于是，受此影响，他将他那个时代的文学现象统统实行了团灭，要毁灭大家一起毁灭，谁的声音都不留下一点痕迹。

这样的文学史，有什么用？你想知道的，在他的史志里根本找不到正确的解读，而那些根本不为人知、毫无影响的文本，被他翻箱倒柜翻出来，隆重介绍，但谁都知道，这些边缘化的文本，根本无关主体流动，对认清时代的文学走向，更是毫无作用。

陈思和以“重写文学史”喧嚣了一气文坛，但是对他的“重写文学史”的再重写，是他自己的实践运作，逼迫着必须去实行的更为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