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鹰派反思中国优势　建言全面进攻的遏制抓手

作者：跋公

“2025年的对华贸易战仅持续了不到一个月，中国出台的稀土出口管制举措，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政界。美国政府迅速认识到，仅靠关税战不足以对抗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形成的压倒性优势。釜山峰会后，中国也仅仅是同意暂时放宽为期一年的稀土出口限制。华盛顿十分清楚，中国随时都可能重新启动稀土管制这张牌”。这是美国《外交事务》网站6月10日一篇文章的观点。作者是美国前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马拉松倡议（Marathon Initiative）主任拉特纳（Ely Ratner）以及该智库研究助理、前美国海军情报军官丹比（Nick Danby）。

智库马拉松倡议（Marathon Initiative）成立于2019年，专注于大国竞争、美国国安战略和印太安全等议题。成员多为前政府官员和战略专家，立场整体偏向现实主义和强硬竞争路线。美国战争部三号人物、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 是创始人之一。他现在是特朗普政府推行MAGA路线、聚焦西半球、强化对华威慑的主要幕僚。

在对华科技竞争领域，美国两党以及自由派与保守派存在一定共识。因此，此类文章的建议，可作为判断未来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参考。

▲受中国出口管制影响，非中国地区的稀土价格（尤其是钇氧化物）自2025年4月起出现剧烈飙升。

两人认为，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对美形成的卡脖子压力，重新塑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具体体现在：特朗普对华口吻缓和，降低对台支持度、放宽部分先进技术管制限制、甚至在新版国安战略中提出了寻求对华“战略稳定”，此趋势一直延续到了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中国进一步掌握了双边关系的主导权，重新设定了双边关系的运行规则，并持续压缩华盛顿的战略选择空间。

这一点符合美国国内主流智库的总体论断。不过，和其他智库观点稍有不同的是，两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此次较量中迫使特朗普政府让步，更深层原因在于：美国战略本身存在严重缺陷。

两人认为，中国多年来都在研究美国的软肋是什么，而美国却没有认真研究中国的软肋是什么，进而缺乏施加有效压力的竞争性杠杆。美国的这种战略盲区（blind spot）存在数十年之久。两党长期缺乏系统性对华竞争战略，决策者也不敢主动利用或挖掘中国的软肋，一些反制措施零散且未让中国付出实质代价，导致美国的绝对优势被弱化，并在关键矿产领域受制于中国。

比如，美国政府过去依赖强化军事实力、巩固盟友关系和“去风险”等“防御型”策略应对中国，见效缓慢，且中国能够迅速找到漏洞进行反击。所以，两人认为现在两党决策者必须由防御型策略转向全面进攻的战术，主动打造并利用“攻势杠杆”切中中国痛点。

两人提到了“进攻”的三个原则：第一，越是中国政府关心解决的问题，就越是美国决策者应该寻找的中国软肋，比如粮食与能源安全、技术依赖和社会稳定等。美国可以放大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弱点，从而增加中国的应对成本，分散中国在其他关键领域的资源分配；第二，美国可以专攻美国政策工具或盟友能够切实施加影响的领域，比如金融、技术、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等；第三，美国施压要可控且适度，必须确保收益大于风险，避免刺激过度引发更强的反制或升级为冲突，同时要恪守道德底线，避免因伤及平民而有损美国形象和盟友的信任。

具体策略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继续完善“小院高墙”，在半导体与人工智能领域发起攻势，限制中国的科技能力。两人认为，拜登时期的“小院高墙”战略虽然减少了美国企业的收入，但也增加了中国寻求技术自主的成本，也就是中国必须投入更多资金和精力获取原本可以通过进购获得的东西，同时也打击了中国国内AI大模型的发展。他们建议在数据中心、云端访问和模型蒸馏等领域进行精准打击。另外，美方须施压荷兰和日本修补对华设备和维护服务的出口漏洞，必要时动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强制域外管辖；同时美国国会应立法严禁行政层面向华发放先进芯片出口许可，保持美国的算力优势。

▲长鑫存储（CXMT）生产的内存条，显著缩小了与行业领导者三星和SK海力士之间的差距。

二是对中国的出口进行“国际协同的反制”。两人认为，中国对海外出口市场的严重依赖，为美国提供了重要战略杠杆。中国制造业占GDP近25%（全球平均15%），国内消费仅占GDP约40%（全球平均60%），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2025年其全球顺差达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结构性失衡成其软肋。他们建议美国联合G7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关税（主要是电池、无人机和钢铁等行业）、原产地规则、投资审查、反规避机制等构建“反中国产能联盟”，压缩中国制造业发展空间，打破中国在事关美国安全与繁荣的关键行业的主导地位。

三是强化美元体系的“威慑力”。两人认为，中国国际贸易近70%以美元结算，外汇储备约一半为美元资产，这是中国的“最大软肋”，也是美国最应该利用的软肋。人民币短期内无法国际化，“去美元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无法实现。如果美国限制美元准入，可以对中国带来无法接受的金融和经济冲击。不过，他们认为，美国应将此作为“危机时刻”（如针对盟友的武装攻击或对美国的大规模网络攻击）的威慑工具，协同盟友建立统一战线，并通过压力测试、央行流动性协调以及巩固供应链，确保将金融反制作为可信的终极底牌。

四是利用中国在能源、大宗商品及国防供应链方面对外部的依赖，构建资源杠杆和威慑力。两人提到，中国约75%原油、80%铁矿石依赖进口，主要经马六甲等海峡运输。尽管中国有100天以上的战略储备，但不足以应对长期冲突。美国还可以通过OFAC进行海事制裁，提高中国的能源运输成本。考虑到美国盟友也依赖同样的海峡运输能源，两人建议五角大楼演练海峡拦截能力，优先识别和保护盟友船只运输能源。另外，他们还建议美国与澳大利亚、智利、秘鲁等国合作，在危机时限制供应，以瘫痪中国的工业和国防生产。比如，在航空工业，中国C919客机超60%的核心部件依赖外国，两人建议美国在危机前和盟友协调行动，确保切断技术供应，让中国在核心支柱产业上付出高昂代价。

五是强化信息战，削弱中国海外形象和影响力。两人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应该通过曝光中国海外影响力行动、统战、媒体宣传等，削弱中国信誉。比如，菲律宾2023年通过直接公布中国海警船在南海的影像，赢得了国内民意，让中国在外交上推向被动境地。两人建议美国设立指定牵头机构，协同盟友及独立学者、记者，通过各种叙事削弱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一家芯片制造厂的工人。

总体上，两人的建议综合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鹰派立场，主张利用和攻击他们眼中的中国软肋，增加中国的成本，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从而获取战略优势。这说明在技术领域，中美将保持长期激烈竞争的态势。

但是，两人的建议夸大了中国的脆弱性，同时淡化了美国的脆弱性。中国确实在美元体系、外部能源供应以及部分高科技领域存在依赖和差距，但这种依赖是相互的。例如，美国对中国稀土加工能力的依赖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年来也多次提到，两国在一些领域不太可能脱钩。

其次，用美元体系威慑中国的思路同样站不住脚。美国将美元制裁武器化，使用频率越高，越可能侵蚀美元的信誉和美国的霸权地位。俄乌冲突后，美国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反而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便是明证。

至于打造“反华联盟”，更是自由派冷战思维的老套路，与当前多极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东南亚和全球南方国家不可能参与围堵中国。作为超过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不仅是竞争者，更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市场、投资来源和基础设施合作伙伴。

此外，根据国际法和战略实践，对大国实施能源封锁通常被视为军事冲突的前兆。而从此次伊朗战争中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情况看，美军也根本无法通过低成本的封锁，有效切断他国的能源运输和迫使伊朗就范。

所以，两人提出的芯片封锁、美元制裁、联盟围堵等工具并无新意。这些短期举措且不说能否付诸实施，即便实施，虽能制造短期痛感，却也会加速中国自主化、全球供应链重组与去美元化进程，最终削弱美国自身信誉与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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