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与钱袋子：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了什么

周五晚上八点，我和田毅做了一场直播，聊他的新书《红鞋城》。

田毅是我十年前在《Vista看天下》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们同住北京通州的时候，两家人周末经常带着孩子一起玩。后来我去了新京报"我们视频"，再后来去了加拿大陪读，两个人就很少联系了。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三五年不通电话也不会觉得生疏。

今年他的新书出了，我读了，觉得值得认真聊一次。

一、财税视角为什么重要

田毅做过十几年财经记者，在中央财经大学读的税务专业，毕业后还在一个区的财政局工作了三年。

我们聊的起点，是我最近一两年关心农民养老金和随迁子女教育的问题时，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感受：财税意识比我之前以为的重要得多。

我做过二十年媒体，但说实话，职业生涯很少碰过财经新闻。税收、预算、分税制、土地财政……这些词我过去基本不关心，直到我开始关心农民养老金问题。

结合财政部和人社部的数据：2005年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每人每月从财政拿到的养老金补贴约为3500元；企业职工500多元；城乡居民——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农民——不到200元。

这三个数字摆在一起，分配的巨大悬殊一目了然。但如果你不关心财税，不去看决算表，这个问题你根本无从回答。我经常写农民养老金的文章，评论区里总有人问："这钱谁来掏？"——实际上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数据清清楚楚。

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一样。中央财政一年转移支付超过10万亿，但在教育这条线上，中央直接给的补贴每个孩子只有几百块每年，而地方政府实际要承担的老师工资、学校建设等开支，大城市一年得两三万。这笔账算下来，地方政府当然没有积极性。钱的分配逻辑不改变，随迁子女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

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财税不是什么专业门槛高、普通人不必关心的东西。恰恰相反，它和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直接挂钩。 它是最贴近普通人的一个视角。

但这场直播聊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东西浮现了出来。

二、“钱袋子”背后具体的人

田毅两本书的书名，已经说明了他的兴趣所在。《他乡之税》写的是1976年到2006年，一个乡镇三十年的"隐秘"财政史；《红鞋城》写的是1906年到1950年，一个北方小镇在四十多年间的兴衰。两本书的核心，都是"钱袋子"——财税——如何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对具体的人，产生具体的影响。

《红鞋城》的简介里有一句话：

“枪杆子”和“钱袋子”是撬动近代中国变局的两大杠杆。前者的轰轰烈烈、万众瞩目，而“钱袋子”争夺战总被当权者刻意掩盖。

我们从小到大读教科书、看战争片，关注的都是枪杆子——哪个大英雄率一支队伍、打了哪场仗、夺取了哪座城。军事、战争、英雄人物，这些东西天然有戏剧性，适合拍电影，也容易被人记住。

但钱袋子呢？

田毅在书里写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教科书里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在红鞋城这个地方，普通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革命之后，县里的开支一下子多了三笔：第一笔是军费，要买新式弹药、步枪、大衣、靴子；第二笔是清军预支了几个月的军饷，因为他们知道打不过，提前把钱领了就跑；第三笔是阎锡山的队伍来了之后要的"筹款"。

三笔钱加起来，接近当地全年的财政收入。

"辛亥送过来了这三份意外的‘革命亏空’。" 田毅在书里这样写。

从1906年到1950年，红鞋城经历了清政府、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再加上土匪，轮番来要钱要物。

每一次政权更迭，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什么"历史的进步"或"反动的逆流"，而是：又要多交一种税了。

印花税——今天说起印花税，大家想到的是股票交易。但在民国初年的红鞋城，你写一封信都要贴印花税票。有一个做买卖的人，账本上要不要贴印花税，他写信给县长请示。县长直接批了一顿。

财税视角的意义就在这里：它让你看到，每一次"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辛亥革命是"伟大的"——但对红鞋城的农民来说，它意味着军费、预支、筹款，意味着本来就已经过不下去的日子变得更加过不下去。

这不是说辛亥革命不好，或者不应该发生。而是说，我们的历史认知里，普通人的代价，一直以来都被低估了、被忽视了。

这几年学术界也在讲类似的话。王笛老师写《茶馆》，强调的是要关注历史当中的人，不要只关注大历史。项飙老师提"附近"的概念，也是说我们要关心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还有谌旭彬老师，因为明粉清粉吵得一塌糊涂，但谌旭彬说，你先看看明朝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财税视角的独特价值就在这里：它强迫你去关心普通人，因为税是从普通人身上收的，你一研究财税，那些宏大叙事里被遮蔽的人，就一个个浮现出来了。

三、“爷爷”的录音

但《红鞋城》最打动我的，不是财税分析，而是书里对那些普通人的命运的书写。

他写到了红鞋城里的几代"名人"——用引号，是因为这些人放到大历史里根本排不上号，但在红鞋城，他们就是。

第一个是侯大红。按照我们过去受的教育，这种人应该被叫作"土豪劣绅"——建国后土改时期，传统的乡绅阶层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标签就是"土豪劣绅"，没有好东西。

但田毅书里写的侯大红，完全不是这样。他修堤坝，泡水里干了三天三夜，衣裤尽烂，第四天傍晚回家，全家人惊讶发现老汉居然一丝不挂，而他浑然不知。

这样的人，在传统叙事里只有一个脸谱化的名字，但在田毅的书里，他是具体的、有温度的、有人性的。当然他也有复杂的一面——他能在那个地方成为"名人"，有钱有势，必然也有他的生存技巧和复杂考量。但至少，他不是非黑即白的。

田毅在直播里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好：

"我在选主题的时候，比较喜欢去寻找那些多重面向的主题。也就是说如果它特别单一，好坏分明，那我觉得写作空间就很小。相反，如果它是丰富的，是层层叠叠的，被政治、文化、记忆所叠加和处理过的东西，你拨开之后，原来那个是那么复杂——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人。"

这段话其实也是在说历史观。我们过去受的教育，太习惯于二极管思维了——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这个是进步的，那个是落后的。 标签一打，事情就结束了。但真实的人、真实的历史，从来不是这样的。

《红鞋城》里还写到了一个叫李马驹的人，他是侯大红的帮手。辛亥革命之后，老百姓负担一下子增加了很多，侯大红等“四大名人”一道成立了“农会”，李马驹负责日常事务。他们初衷只是想把正税之外的各种摊派规整起来，统一交给县政府，减少麻烦，当然也想跟县政府谈一谈，看能不能少交一点。

但县政府不这么想。县政府觉得他们在"作梗"。

最后李马驹被抓进县城的监狱，死了。怎么死的，档案里没有明确记载。农会自然也被迫停止活动。

田毅在书里写了一句话："李马驹的尸体终于从县城运回故乡，一路东南，九十里……因为税，李马驹屡屡往来于这条颠簸的土路上，如今他也因‘税’而亡。"

田毅在直播里讲了一个细节。有一个老人，采访的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讲到1929年春天的大旱：

"地里没有一点水珠珠。从立春到清明再到谷雨，一天天的熬，整个春天都不见下雨……人们愣呆呆地看着，无法下种，无法下楼，一有点云彩就起风，一起风就连那点云彩都没有了，天空干净得吓人。"

这段话，90%是老人的原话。田毅只做了极个别的字词处理。

他说："这些句子，超越了我看到的所有书里对农村的描写。就是这么简单的句子。"

田毅说，这本书虽然署着田毅和赵旭的名字，但背后站着的是那两百多个被采访的老人，还有那些已经无处可寻的档案里的人。他写的时候，经常把档案打印出来剪贴好、铺在地上，觉得那些人好像会说话——"他们会说话"。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们过去总说，中国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后来我们觉得这不对，就开始写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但说实话，即便不是帝王将相，我们的历史书写很多时候仍然是一种"宏大叙事"——现代化进程、国家建构、制度变迁……人在里面仍然很渺小。

田毅和赵旭做的，是用一种近乎偏执的笨功夫，把那些本来会永远沉默的人，一个一个地打捞出来。

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有一个读者跟田毅留言，说他家就在附近，自己从来不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这些故事，问田毅："我爷爷是在他生前采访的吗？"田毅说，当然是，而且当时采访绝大多数都留了录音——也就是说，这位读者如果想听爷爷的声音，是能找到的。

"我觉得这个让我很感动，"田毅说，"通过我们的这样一种记忆，把真正的普通人，而且是普通人共同的记忆……传递给了他的孙子、孙女儿。他的孙子孙女可能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以前他爷爷的这种经历，但他现在就知道了。"

四、你这一辈子最害怕的是什么时候？

说起来有点疯狂。田毅和他的合作者赵旭——赵旭是红鞋城本地人，这本书的第二作者——从2010年左右开始采访，持续到2014、15年。最多的时候一年去两三次，单次最长的一次待了三周。他们把当地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能访的都访了，有两百多个人。

查几十年的档案，做两三百人的访谈，几千万字的资料，最后写出来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可能卖几千本、一万本——《他乡之税》到目前为止卖了大约15000本，在学术类图书里已经算不错了，但放到版税来计算，花七八年写一本书，挣了两三万块钱。

我说，我把田毅两本书都看了一遍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写书。 因为太累了。

这是什么行为？只能用"兴趣"来解释。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兴趣"呢？ 我觉得它超越了个人兴趣。它是在做一种"打捞"的工作——把那些本来会被遗忘的人、会被湮灭的记忆，用一种尽可能扎实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方式，固定下来。

田毅在直播里还说，他在红鞋城采访那些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的老人时，发现他们特别愿意说。不像在城里做记者采访，经常被拒绝。老人家一听说你想听他们讲过去的事，大多数都非常愿意。

为什么？因为那些记忆一直在那里，但没有人问过他们。

这里我想多说一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不一定非要写书，但可以试着跟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认真聊聊天。不是闲聊，是有意识的、有方法的聊。

我前两年跟我爸聊过一些事。我让他把大饥荒年代村里饿死的人的名字，一个一个说给我听。他点出来了至少十个人的名字。

我爸反复给我讲过一个细节，60年集体食堂快断粮了，只能煮粥，打到碗里只有几粒米，我爸把自己的喝完了，把他奶奶的那份带回去，到了家，看见奶奶的手指头放在床头那个糠碗里——人已经死了。

这件事在我爸的人生里，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

田毅在直播里分享了一个采访技巧，我觉得特别实用。他说，如果你想让老人家打开话匣子，又不是泛泛而谈，可以问这么一个问题："你这一辈子，最害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他没有带价值判断，对方可以任意回答，只要回答是真实的，就能够切入到这个人生命深处去。

他问过一个老汉这个问题，老汉马上就说：1937年，日本的飞机飞过红鞋城上空，投了炸弹。当时他和同龄的孩子在一个小学校的厕所里解大手，炸弹刚好把厕所炸了，那个孩子就死了。而就在炸弹投下来之前，老师还带着他们到院子里来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飞机。

"他一生中最害怕的时候，就是这一刻。"田毅说。

你看，这就是具体的人的历史。它不是教科书上"1937年日本侵华"那一行字。它是一个孩子在上厕所的时候被炸死，是其他孩子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恐惧。

五、推荐《红鞋城》

写到最后，我要认真推荐一下田毅的这本书。

《他乡之税》2008年出版之后，在乡镇财政研究领域已经是经典性的作品，而《红鞋城》，我觉得它有成为经典的潜质。

这个判断不是基于田毅是我的朋友，而是基于这本书的"打法"。它做到了几件很难同时做到的事：

第一，大量使用档案。 县档案馆、镇档案室，甚至没有编号、没有整理的地下室里的民国档案，田毅都翻过。这类用档案说话的书，质量通常不会差。

第二，大量的口述史访谈。 两百多个人，涵盖了几代红鞋城的居民和周边的农民。口述史加档案互证，这个方法在学术上是很"硬"的。

第三，叙事可读性强。 这跟田毅的媒体人背景有关系。他不是学院里的学者，不需要用晦涩的语言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性"。他是写给普通人看的，所以文字干净、故事性强，但同时又经得起专业研究者的检验。

这三件事加在一起，其实非常难得。学者往往不善叙事，记者往往不善用档案，能用档案又能做口述史、还能写得好看的，我见过的真不多。

广东人民出版社这次出版《红鞋城》，田毅说编辑几乎没有删减，能基本完整地出来，不容易。

我们这代人，包括更年轻的一代，对自己的祖辈到底经历过什么，其实知道的太少。

教科书教每一个人"我爱北京天安门"，但没有人教过你"我爱我村旁的那条小河沟"。你的曾祖父可能在那片河滩上救过全村人的命，但如果没有人记录，这件事就等同于没有发生过。

一个人的命运，如果没有被倾听、没有被记录，那他在历史中就等于不存在。

田毅和赵旭用七八年的时间，做了一次"打捞"。他们打捞出来的，不只是一个北方小镇四十多年的兴衰，更是那些本来会永远沉默的普通人的命运。

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自己的"打捞"工作。从跟父母聊聊天开始，从问一句"你这辈子最害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或许是我们能送给他们、也送给自己的，最有价值的礼物。

下面这条视频是周五直播田毅的一段表述，我觉得很精彩，把它单独摘了出来，这本书的购买链接也在这条视频下方。

《红鞋城：包税人与一个中国北方小镇的兴衰（1906-1950）》，田毅、赵旭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