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西北：大学逆向地域求学的体验生成与策略调适

刘平剑，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青年文化；

马成俊，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关系、民族地区。

［摘 要］文章基于生态系统理论，通过对多名就读西北高校的中东部生源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发现，逆向求学者面临三类核心挑战：地理区位引发的身体适应困境、院校声誉诱发的心理分流体验、城市资源匮乏导致的社会化期望落空。然而，学生并非被动承受结构性限制，而是通过积极策略实现情境适应，具体包括：认知重构，将地域劣势转化为成长契机，重新定义“见世面”与成功标准；深度卷入，通过深度参与课堂与课外实践，将注意力转向可控的自我提升；政策套利，利用西北高校在录取分数、保研比例和对口支援等方面的制度优势，实现学历资本跃迁。研究进一步揭示，院校声誉和社会化期望等因素在逆向求学这一独特语境下形成了弹性解释特征，以及学生存在“嵌入性脱嵌”的教育认同困境。“逆向地域求学”视角不仅揭示了学生在地理边缘与制度缝隙中展现的能动性与实践智慧，也为优化区域教育政策、提升学生成长支持体系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求学体验；择校策略；教育流动；西部高校；教育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跨地域就学已成为常态。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截至2024年，全国高等学校达3119所，在学总规模4846万人（教育部，2024）。庞大的学生群体使其大学经历成为焦点，作为洞察教育过程性质量、学生发展与教育公平的重要窗口，求学体验与学习活动发生的环境密不可分。“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地域迁移，而不同的迁移方向却存在巨大差异。研究表明，地区的经济、教育、城市发展水平等因素深刻影响着学生的择校决策、生活适应与未来生涯（Ma，2023），生源地和院校地的区域差异是推动高等教育流动的主要力量（孙亚梅，2019）。基于此，大学生的迁移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向京津及东南沿海等高校密集地流动。

当前研究大多聚焦于从欠发达地区向中心城市流动的顺向模式，却相对忽视了一个独特群体：那些来自中东部三线以上城市、选择赴西北高校求学的学生。相对滞后的教育发展现状折射出西北地区在自然、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制约，国家政策强调优化高等教育布局，要求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倾斜（教育部，2025），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教育流动的反常态与非常规。“逆向地域求学”强调一种与主流趋势相悖的教育流动方向，其核心在于两方面：一是地理流向的逆向，即从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教育资源集中的中东部地区流向被视为边缘的西北地区；二是社会心理预期的逆向，即背离从边缘到中心的常规上升叙事，因而在个体心理与社会评价层面承受着独特张力。

本研究聚焦上述这一特定学生群体，探讨在逆向流动框架下，其求学体验的生成逻辑与主体性的策略调适。具体问题包括：逆向求学者的体验如何在多重环境互动中生成？面对加剧的地理、心理与社会化挑战，他们发展出何种策略予以调适？其策略又反映了怎样的行动逻辑与教育认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试图揭示在非主流流动路径中，学生如何与地域结构及院校制度协商互动，从而丰富对高等教育过程、学生能动性与区域发展的理解。

二、文献回顾

（一）求学体验：从质量评估到个体叙事的新视角

在“以学生为中心”和顾客体验理论影响下，求学体验（Study Experience）被界定为学习者对教育实践的各类交互活动、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或者其他经历产生的体验（The Glossary of Education Reform，2013）。随着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和多元化发展，求学体验逐渐被纳入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并成为高校吸引生源、实现差异化竞争的关键指标之一（陈萍，2016）。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就读经验问卷》（CSEQ）、全国大学生学习参与度调查（NSSE）、研究型大学学生就读经验调查（SERU）等标准化测量工具先后得到开发和应用，旨在通过量化数据评估学生 在 课 堂 互 动、师 生 交 流、科 研 训 练 等 维 度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满 意 度（Wood &Shirazi，2020）。然而，将求学体验研究等同于课堂或学校满意度评价的做法常常受到批评（高耀等，2018），这种取向被认为旨在服务于相关机构和行业，而不是对学生的真正关心（Sabri，2011）。这表明学校资源、口碑等外部条件并不能够成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唯一尺度，教育质量评估应从对“物”的评价转移到对“人”的关怀上来（周作宇、周廷勇，2007）。

“学生体验”（Student Experience）概念进一步启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求学体验的内涵。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强调，求学体验本质上是个体与多重环境之间复杂且动态的互动关系（Bronfenbrenner，2005；Jones，2018）。有学者借用这一框架，将求学体验划分为学生个体因素、机构因素、行业因素及外部因素四个维度（Benckendorff et al.，2009）。例如，个体因素中的个人动机、背景和心理韧性会影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而涉及教学质量、校园文化和支持服务的机构因素直接塑造日常学习互动（Renn & Smith，2023）。从时间动态视角看，求学体验亦是一个连贯的“旅程”，涵盖从入学前期待、在校学习生活到毕业过渡乃至校友身份认同等多个阶段（Forbes，2009），而入学作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该阶段的适应体验通常受到更多关注（Meehan &Howells，2018）。

在此理论背景下，求学体验的重心从结构化的满意度测量转向对日常生活的微观叙事与深度诠释。“成为大学生”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身份认同与适应的持续过程（扈海鹂，2006）。在教育分层与区隔的理论视域下，我国学者对寒门子弟的求学体验进行了丰富的质性刻画。农家子弟在融入以城市文化为主导的大学场域时，常面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重困境（潘小芳，2025），其既有的生存心态与新的学术环境之间存在张力，易导致社会生活层面的不适应与情感上的焦虑、孤独（张茜、刘庆帅，2021）。这些被称为“小镇做题家”的群体，他们的求学之路往往交织着结构性约束与个体奋斗的复杂叙事，因而充满了艰辛、风险与不确定性（朱镕君，2021；鞠法胜、刘卫平，2023）。这些研究揭示出求学体验是社交、情感以及身体的，其深植于个体与环境实时的互动之中（Shahijanet al.，2018），而非一些形式化的调查量表所能反映。

（二）求学策略：从择校考量到毕业规划的动机调适

求学策略是学生为实现特定教育目标，在与环境互动中采取的系列认知与行动方案，其运用贯穿于从择校到毕业的整个生涯规划过程。择校构成了求学策略的关键起点，影响该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群体因素、个体动机、入读城市以及大学条件（李强、孙亚梅，2018）。在我国高考录取制度的框架下，学生及其家庭往往基于高考分数发展出一套“不吃亏”的选择逻辑，旨在最大化高等教育的象征性价值（蔡真亮，2019），因此教育水平、学校声望和院校层次通常成为首要考量，而在研究生教育阶段，院校的学科优势、科研水平以及导师的学术资源等因素则受到相对更多的重视（逄红梅等，2016）。有研究根据个体抉择时的理性偏好和外部影响程度，将专业和院校选择类型划分为自发型、适应型、策略型和从众型四类（方芳、宋玲玲，2025）。由此可见，求学策略是学生在多重环境因素下的权衡结果（孙亚梅，2019）。这一因升学需求而引发的地域迁徙行为可视为基于个体偏好和迁徙能力对成本与收益进行的理性计算（Guo et al.，2025）。

在整个高等教育求学过程中，求学动机作为核心驱动力深刻影响着学生的策略选择与调适。一方面，通过调节自身的学习投入行为，入学动机持续影响学生的在学状态（王颖、李慧清，2018），从而塑造其学习体验与成就感（池丽萍、辛自强，2006）。内在动机（如兴趣、求知欲）驱动的教育实践更易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与心理福祉（Milyavskaya & Koestner，2011）。另一方面，不同的动机导向催生差异化的行动策略，塑造着个体适应新环境的方式（Janke，2020）。外在动机（如获取文凭、谋求好职业）多引发工具理性主导的策略，注重效率与回报；而内在动机则更可能导向价值理性主导的实践，关注成长与意义本身。有研究将大学生行动策略概括为“得过且过”“主动出击”“迷途知返”三种典型状态（王燕敏，2022）；亦有研究关注寒门子弟群体在互动中展现的“期望—满足型”与“资源—维持型”两种向学动力（鞠法胜、余秀兰，2024）。这些分类表明，对求学动机的审视与调整本身就是一项关键元策略。此外，求学动机还蕴含一种时间视野，是自我成长和生涯规划紧密相连的动态筹划过程（蓝丽娇、卢晓东，2022）。

（三）研究评述

当前研究有几点值得反思。第一，在概念内涵的解读上，求学体验大体上可归纳为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多重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下生成的情绪与感受，其强调阶段性而非场景性，这要求将课堂及校园之外的经历纳入研究范畴。第二，在研究应用与取向上，虽然求学体验已被视为评估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但若将体验研究等同于满意度测量，则容易导致对学生个体层面关切不足；同时，求学体验及策略均呈现长期动态过程，而非某一特定时刻的瞬时决定，这需要更多的质性书写来捕捉其复杂脉络。第三，在研究切入点上，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农家子弟首次进入大学，尤其是城市精英大学所面临的城乡文化适应与阶层区隔问题，而对拥有都市生活经历的学生转向条件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的独特经历却鲜有探讨。就此而言，这一“逆向”不仅体现在地理流动上，也反映在研究选题上。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旨在深入理解逆向地域求学体验的生成机制与调适策略。研究通过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招募了15名来自西北地区高校（分布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在校学生作为访谈对象。样本选择的主要标准为：生源地或本科教育经历位于中东部三线及以上城市，从而确保其赴西北求学经历符合“逆向地域”的特征。为捕捉求学体验的多样性，样本在年级、性别、专业以及院校层次等维度上保持异质性，访谈对象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访谈提纲围绕学生的求学决策过程、日常学习生活体验、面临的挑战、适应策略以及对未来的规划等核心主题展开。每次访谈时长约为60~90分钟，经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并转录为文本用于后续分析。此外，还辅以相关的政策文件、院校管理文件等二手数据进行三角验证，以增强研究的信效度。

（二）分析框架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发展深受其身处的一系列相互嵌套的环境系统（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和时间系统）影响（Bronfenbrenner，2005），这为我们理解学生与多重环境互动下的体验生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透镜。本研究借鉴并改造该模型，构建出一个适用于逆向地域求学场景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该框架旨在从空间（系统的层次性）、互动（个体与环境的作用过程）与时间（体验的动态性）三个维度，捕捉求学体验与调适策略的复杂性。

在此框架下，我们将“逆向地域求学体验”定义为：个体在从相对发达地区向西北高校进行地理流动的时间脉络下，与个体系统、机构系统、社区系统及社会系统构成的空间嵌套结构中各种要素持续互动，从而动态生成的一系列认知、情感与身体感受，以及为应对此过程而采取的调适策略。这一框架指导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直接的校园生活，更要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区域差异、制度安排与文化叙事中加以理解，从而实现对其求学体验的多层次、动态化剖析。

四、逆向异域求学中的

适应与挑战

（一）地理区位下的身体适应困境

传统的教育评估框架偏向可量化的学术产出和机构效能，将教育环境抽象为一个纯粹的社会文化空间，而学生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引发的身心体验则长期处于视野边缘。在教育实践中，求学体验通常不是评价院校综合实力以及择校决策考量的重要指标，但其对于学生的影响却是真切和具体的。教育生态理论提示我们，自然生态环境（如地理区位、气候条件）同样是构成教育实践的基底，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活动的组织方式，也会直接参与塑造学习者的日常体验与身心状态（谈晓奇，2006）。异地求学首先是一次深刻的地理感知的唤醒过程，当学生们从东、中部跨越几千公里来到干旱辽阔的西北，巨变的地理空间不再是背景板而成为一种强干预变量。将身体置于地理环境与心理体验的交汇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地域流动中那些具身与情感性的，却又被宏观叙事所遮蔽的微观实践。

逆向地域求学面临的第一关便是空间距离，这一障碍不仅是物理上的跨越，更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考验。西北地区的广袤地理属性将求学之路变成一次长途迁徙，遥远的距离往往转化为出行成本的累积，例如高昂的交通费用和漫长的旅行时间，不仅消耗学生的体力，还放大了分离焦虑，影响他们初始适应阶段的稳定性。“从家到学校四千多公里，火车硬座要坐两天一夜，途中的拥挤与颠簸让人在开学前就已筋疲力尽。”（C4-ZYW）这种身体影响延伸至心理层面，遥远的事物常常与不确定性和心理陌生感相联系，这种距离威慑效应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持续的空间断裂感，尤其当景观从绿意盎然的东部平原转向西北的黄土高原，这一骤变诱发一种“景观震惊”的异化感，导致学生初抵学校时产生孤独感和不安全感，简单的环境适应上升为身份认同的重构过程。

独特的气候特征进一步提高了学生们的适应挑战难度，诸如高海拔引发的缺氧、极端温差和干燥风沙，不仅考验生理耐受力，还迫使学生进行全面的生活方式重构。高原反应如头痛和鼻出血常见于初来者，干扰了他们的日常学习节奏，而冬季的刺骨寒冷和夏季的强烈紫外线则加剧了身体不适，潜在地影响认知效率和情绪稳定。“每学期初到学校，总要先发高烧，夏天稍不注意防护就会被晒伤。来这里不仅是上学，更是学习一种生活方式。从怎么穿衣、怎么吃饭到如何安排课余时间，都需要重新摸索。”（P3-QL）生活环境的变化还会引发从饮食（由米食转向面食和牛羊肉为主）到作息（适应高原昼夜温差）等习惯的整体调整，这不仅是生理适应，更是文化的再社会化过程。不适者通常要经历一学期甚至更长周期，才能使不良的身心反应逐渐减弱，建立起新的日常生活节奏，从而完成初始冲击阶段向平稳适应期的过渡。由此可见，自然条件的适应深刻地嵌入求学生活的肌理之中，促使学生进行一场从身体到行为的全面调适，这也成为理解其异地融入过程的关键切口。

（二）院校声誉诱发的心理分流体验

在高等教育场域中，院校声誉作为一种关键的象征资本，不仅是吸引生源的核心要素，更是深刻塑造学生求学体验的社会资本形式。尤其在我国，高校的声誉往往与阶层流动和职业前景紧密捆绑，形成潜在的学历标签。然而，当教育质量与区域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知名度挂钩时，便易形成偏见，使来自中东部地区的学生天然携带对西北高校“欠发达”的预判。“我告诉亲戚在青海读书，但下次联系时他们又会说成‘青岛’，有时感觉挺无语的……”（C2-WMY）这种身边人的评价与外界反馈会强化一种心理暗示：选择西北高校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是高考或考研竞争中未能跻身核心地域精英高校的妥协结果。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宣传进一步强化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叙事。辗转西北的求学之路被内化为一种心理上的地位分流，学生虽身处大学校园，却将自己标注在一条隐形学历等级链条的特定位置，承受着制度性自我贬损的求学体验。

为促进教育公平与区域协调发展，西北部分高校在招生录取中采取一定的政策倾斜，如对本地生源或特定民族考生实行较低的录取分数线。然而，这一旨在宏观调控的善政在微观的学生互动层面却可能制造出相对不公感。内地高分生源可能将这一政策机制解读为一种逆向歧视，在与本地同学的日常比较中，生成一种努力与回报不成正比的挫败感。“我高考五百多分，而本地不少同学却是两三百分，然而我们现在却在同一所学校，这很难评。”（C3-ZHR）这种由制度性安排引发的横向比较，使得宏观的公平逻辑与微观的个体公平感知之间产生断裂，成为消极体验的重要来源。对于通过考研调剂入学的学生而言，这种落差更为强烈。他们通常以冲刺东部名校为目标，分数可能远超调剂院校的常规水平，其入学带有明显的“意外”色彩。“每当想起其实只差几分就能去到目标院校，就会觉得自己的分数被浪费了。”（P3-SZY）由此，他们可能陷入一种制度性弱势认知，即并非主动选择西北，而是招生体系所致，这种被动体验抑制了归属感的生成。

校园的基础建设和管理风格同样制约着求学体验的品质，落后设施与严格制度共同制造出束缚感，将心理落差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具身体验。图书馆藏规模、实验室设备、体育场馆等教学科研资源的相对匮乏，导致学生在日常学习中遭遇“硬件瓶颈”，制约了学业追求的深度与广度。“学校的实验室设备比较陈旧，很多前沿的实验无法开展。想深入学习却常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力感。”（P2-ZBW）更深刻的影响来自院校的管理风格。出于多重维度的地方性考量，部分西北高校的管理制度呈现出保守倾向，如严格的请假程序、定期的宿舍检查、统一的作息管理等。“正常节假日要请假条和家长同意书，每天查寝，像高中而不是大学，没什么自由空间。”（C3-LYQ）这种规训的环境与学生期望中大学应有的自由开放的精神气质格格不入（马成俊、刘平剑，2025）。当学生被迫将遵守规则等同于“合格大学生”时，便陷入地域认同困境：他们不是在适应环境，而是在不断确认自己选择失当的择校决策。

（三）城市资源匮乏导致社会化期望落空

高校所在城市的建设水平与资源禀赋构成了求学体验的外部生态系统，其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青年成长所需的物质支持与文化滋养。然而，西北地区城市功能的“洼地效应”使求学者在日常生活、文化参与及发展机会上面临系统性限制。例如，城市能级的局限直接体现在交通、物流等基础服务的薄弱上。“校区离市中心远，打车难且费用高，高峰期根本叫不到车。网购经常要等上一周，有时还要额外付一笔不菲的运费。”（C3-ZHR）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不便持续消耗着学生的精力与耐心，削弱了其对城市的归属感。更深层的是，当代青年的成长发展不仅依赖于课堂知识，还需通过丰富的文化消费与实践来构建身份认同、实现社会融入。然而，西北城市在文化场馆、展览演出、创意市集等现代化文化消费供给上存在明显短板。“除了几个稍微大点的商业广场，几乎找不到像样的书店、美术馆或 Livehouse，周末想去看场话剧或脱口秀还得跨省，感觉大学生活少了灵魂。”（P2-HWT）这种文化生活的贫瘠，使得大学阶段本应提供的社会化体验大打折扣，大学生的精神成长需求在单一的环境中难以得到充分满足。

高等教育的一个显性功能在于为职业发展做准备，而城市的产业生态与就业市场则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关键条件。在哪里上学会增加留在就学地就业的机会（岳昌君，2011），然而西北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提供优质就业与实习资源的能力。数据显示，西北地区 GDP仅占全国的5.5%，产业结构中传统产业占比较高，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马文锋等，2023），这直接反映在就业市场的结构上。“校招时来的企业质量和数量都与一线城市没法比，心仪的大公司基本只在一线城市设点招聘。”（P3-QL）实习作为连接学业与就业的桥梁，其机会的多寡与质量的高低深刻影响学生的职业资本积累。西北城市所能提供的高质量实习岗位相对有限，且由于城市空间布局分散、交通不便，即便存在少数优质机会，通勤时间与经济成本也构成巨大障碍。此外，面向学生的兼职机会也多以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为主，难以与专业学习形成良性互动。就业与实习资源的结构性匮乏，不仅削弱了赴远求学的实用性价值，还引发了学生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焦虑，动摇其选择和扎根西北的信心。

在我国社会语境中，高等教育还被赋予了一项重要的社会化期望——见世面，即通过接触更广阔的世界以开阔眼界、习得复杂的为人处世之道、提升环境适应能力。而西北地区部分城市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及历史积淀等因素，其城市氛围相对内敛，信息流通速率与观念更新节奏可能慢于东部前沿地带。“这里的人们很淳朴，但感觉整体文化思维保守一些，对新业态、新思潮的敏感度和讨论热度不如沿海地区。大学四年，除了专业知识，我更担心自己会错过捕捉时代前沿变化的那种敏锐感。”（P3-SSY）这种差距并非源于个体能力的优劣，而是地域性信息环境与社交圈层差异的客观结果。当学生感受到所在城市难以提供他们期望中的现代化、前沿性体验时，便容易产生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焦虑，质疑求学之地能否真正助力其实现个人成长的社会化期望。在部分学生及其家庭看来，选择大学也是选择一种未来的生活圈层，如果周围环境无法提供所期待的视野和人脉，即便是“双一流”，也可能意味着丧失某种潜在的成长机会成本。这种期望还体现出随个人发展时序而重点转移的特征：入学初期，关注点多在生活便利性的落差上；随着年级升高，学生对实习、就业资源和文化氛围的焦虑则日益凸显。可见，城市资源是促进教育作为社会化通道的深层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

五、多重挑战下的

行动逻辑与策略调适

诚然，不利的地域性因素对于适应能力差的逆向求学生更可能构成消极的求学体验，当他们长期无法完成心理调适时，就会陷入理想与现实落差的挣扎之中。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悲观，不仅是因为入学西北本身具有各种积极的补偿因素，更重要的是多数学生能通过自我调适后完成对情景的适应，实现从消极体验到积极行动策略的转变。

（一）认知重构：基于自我定位的体验再定义

当代青年对求学体验的理解呈现出高度的理性化与现代性特征，他们不再被动接受环境的赋予，而是主动参与意义的建构与诠释。在逆向求学的独特语境下，这种认知调适首先表现为对“见世面”这一传统期望的创造性重构。区别于单纯追求大都市的繁华，“见世面”被定义为对多元社会形态与生命样态的深度感知。学生们往往将西北的烟火气和人情味视为东部城市难以提供的独特体验，从而通过这种认知框架的转换，将潜在的劣势转化为独特的成长资本。其次，善于运用独特性来消解地域的偏僻性，西北辽阔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文化积淀，被重新解读为一种稀缺的体验资源。“我从小生活在平原，所以非常喜欢山、草原和湖泊。假期能去各个景点转转，每处景观都很美，这种体验是内地城市没有的。”（C3-LYQ）最后，他们将适应过程本身视为成长的必修课，将适应能力的提升视为教育收获的一部分，从而能坦然接受起始阶段的暂时不适感。这种认知框架的转换标志着青年主体性的增强，他们通过意义的再生产将潜在的劣势转化为独特的成长资本。

面对客观存在的挑战，逆向求学者展现出强大的能动性，积极识别并利用地域和院校层面的补偿性资源以优化求学体验。在地域层面，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构成了重要的非物质性补偿。学生们普遍将西北壮美的山川地貌视为一种稀缺的“恢复性环境”，通过深度游览来缓解学业压力、获得情感慰藉，并将其内化为独特的人生阅历。独具特色的地方饮食文化也常被学生视为一种日常的、有效的情绪调节与在地文化融入的媒介。“虽然我是江苏人，但是北方胃，喜欢吃羊肉串、拉条子，特别是八元一碗的兰州拉面，感觉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C2-WMY）在院校层面，那些无法被排名量化的软性环境因素成为提升体验满意度的关键。例如，教师尽职尽责的教学态度、相对朴实的学风，以及院校管理中对学生诉求的积极回应，这些积极因素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支持系统，有效对冲了硬件条件上的不足，让学生感受到超越物质条件的教育温度，有效地促进了其对院校的情感认同与归属感。

求学体验的调适更深层地源于学生清晰的自我定位和对现实条件的策略性接纳。这种接纳并非消极“认命”，而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与未来生涯规划的主动选择，体现了其在结构约束中寻求最优解的实践理性。首先，风险规避构成了重要的决策动机。对于许多经历过激烈升学竞争的学生而言，选择西北高校是规避“二次备考”所带来的巨大沉没成本与结果不确定性的理性策略（闫淑情，2023）。有人坦言，“备考太辛苦，真的不想再经历一次了。既然来了，还是把握好当下吧。”（P2-LXM）这反映了其对决策风险与稳定收益的权衡。其次，这种选择是一种基于自身竞争位势评估的积极妥协。学生们普遍对自身在全国性教育竞争中的位置有清醒认知，他们将选择西北高校视为在既定条件下实现学历资本跃升、避免滑向更低层次院校的最优解。对生活风格与职业压力的前瞻性预判也深刻影响了其适应策略，部分学生开始有意识地融入并内化西北地区相对舒缓的生活节奏，将其视为对抗普遍性“内卷”压力的替代性方案。这种将地域特征与个人发展愿景相结合的思考，标志着其求学策略从短期的、工具理性的机会计算开始转向与长期生涯规划和生命价值追求相整合的价值理性探索。

（二）深度卷入：专注自我提升下的注意力分配

在应对逆向地域求学带来的挑战时，学生们通过系统深度地参与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实现对消极环境体验的替代性消解。这种投入超越了被动完成学业任务的范畴，表现为一种主动的、针对性的自我提升实践。这种投入除了深度的课堂参与，即学生们通过积极互动、主动寻求导师指导、高质量完成课业来确立自身的学业价值，还包括积极参与各类学科竞赛、科研项目及社团活动，借此构建一个以发展为核心的注意力分配框架。“我在学校的融媒体中心负责运营官方账号，策划选题、拍摄剪辑、分析数据，这些实践不仅让我技能拉满，也让我没太多时间去纠结这里的实习机会不如东部多这些问题。”（C3-CYF）通过将精力聚焦于可掌控的成长维度，他们将求学体验的重心从外部环境评价转向了内部能力建构上，从而分散了对地域劣势的过度感知。

对自我提升与外在环境关系的理性思考，是支撑学生持续投入的关键认知基础。他们开始认识到，环境虽是重要影响因素，但并非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变量，真正的成长引擎在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策略性选择。基于此，西北地区高校的某些地域特征被学生们创造性地解释为促进学业投入的独特优势而非劣势。“这里（兰州）少了些大城市的浮华与喧嚣，反而让我能沉下心来读书。在昆仑堂图书馆埋头苦读的日日夜夜，是我最充实、最接近学术本真的状态。”（P2-LXM）这种认知将地理区位的偏远转化为精神空间的专注，将文化消费的相对单一解读为深度学习的机会窗口，更有学生能从批判视角反思单一的都市中心主义成长观。总之，在学生的意义重构下，西北的地域特征从制约因素转变为激发专注、促进深度学习的优势场景。

在实践层面，学生展现出强大的资源识别与整合能力，并体现出深度的行动卷入与情感参与特征。首先，他们善于识别并利用西北高校的特色学术资源。尽管所在学校综合排名不具优势，但学生们会识别和依托其国家重点学科、高水平实验室等特色平台，认为这些平台能提供一流的设备、导师与项目支持，从而在特定领域获得深度发展。其次，这种策略的应用进一步激发了情感的参与。持续的学业投入往往带来显著的成就感，例如通过完成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竞赛获奖，学生们获得自我效能的强化，增强了追求知识的热情。同时，在集体项目或社团活动中，他们与同学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结，这种基于共同奋斗的互助关系不仅缓解了异域适应的孤独感，还转化为持久的动力，推动个体从单纯的任务完成转向情感驱动的自我实现。这些行动共同塑造了积极的求学体验，实现了全方位和真正意义上的场域适应。

（三）政策套利：精细时空规划中的权且利用

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受益于中央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对口支援政策。这一机制不仅缓解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还为逆向求学者提供了独特的制度性机会结构。敏锐的学生及其家庭能主动识别并利用这些政策与区域间的“差价”，进行一种精明的教育策略实践。这种政策套利行为通过暂时性地接受地域上的劣势，来换取学历层次、升学机会或符号资本上的超额收益。其政策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录取分数差，即同等级别的高校（尤其是“双一流”高校）在西北地区的录取分数线普遍低于中东部竞争激烈省份，实现了“低分高就”；二是对口支援计划，国内著名高校（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对西北高校有援建任务，派驻教师、提供交流学习机会；三是特殊的升学与就业政策，包括更高的保研比例、面向西部的人才培养项目（如“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以及基层就业补偿代偿政策。这些政策共同构成一个资源包，被学生视为可资利用的制度资本。

学生们对政策机会的利用是贯穿于求学全过程的一场精细化的时空规划，其策略的核心在于将西北求学经历建构为个人发展路径中的策略性跳板。在择校阶段，他们往往以“低分高就”为切入点，选择西北“双一流”高校作为学历升级的低风险选项。“我的分数冲刺一线城市名校差一点，调剂回家乡省市的普通院校又不甘心。这里毕竟是‘双一流’，能提供我需要的科研平台和导师资源，权衡之下是最优解。”（P3-QL）在校期间，他们积极争取通过对口支援项目到东部名校交流访学，同时竭力保持高绩点，为保研做准备。“学校对口支援让我硕士期间去外地名校交流了两次，不仅拓宽了视野，还直接获得了申博推荐信的可靠来源。”（P3-SSY）临近毕业阶段，他们的目标高度集中于通过保研或考研“回流”到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校。凭借“双一流”高校平台的科研成果和学历背书，寻求东部更优质的就业市场。部分学生也会利用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政策，在满足特定服务期后获得经济补偿。

这种以政策套利为核心的教育实践呈现出以下鲜明特征。首先是显著的工具理性。学生的求学选择和行为逻辑紧紧围绕成本—收益计算，将教育投入视为一种旨在最大化未来收益的投资。阶段性的区位不便和文化不适都被折现为换取更高学历符号、更优升学机会的必要成本。“说实话，来这里读书主要是用四年的地域苦换一个211的title，为下一站铺路。”（C3-LYQ）其次，这种实践体现出相当的权宜性。学生们善于将各种政策碎片、制度缝隙和资源片段拼凑起来，组合成一条服务于个人目标的独特路径。他们未必对所在院校或地区有深厚的情感认同，而是权且利用现有条件达成阶段性目标。最后是潜在的脱嵌性。当过度聚焦于跳板功能时，部分学生的学业参与可能呈现工具性参与而非价值性卷入。他们的学习动力可能主要来自外部考核（如绩点、保研资格），而非对知识本身的内在兴趣，与当下的学术共同体和校园生活产生疏离。然而，这种看似功利的行为，在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构性压力下，无疑是许多学生及家庭一种现实且理性的生存智慧。

六、结论与讨论

（一）求学体验是多重系统互动下的适应与调适

逆向地域求学体验并非静态的满意度评分，而是在个体与嵌套的多重环境系统持续互动中动态生成的过程。不同的初始体验会激活差异化的求学动机，并作为关键中介变量和动机，继而引导个体采取相应的学业参与模式与求学策略。从最初的“景观震惊”与心理落差到启动认知重构，再到发展为深度卷入或政策套利的持续性实践的过程，展现了体验与策略随个体生涯阶段推移而演进的动态图景。初始的消极体验往往激发防御性策略，而求学动机在此扮演了中介角色：内在动机强化积极参与，推动体验从负面转向正面；反之，外在动机可能导致浅层策略，维持体验的工具性平衡。例如，将地域劣势解读为专注契机的学生，更易激发内在动机，转向深度学术投入；而持跳板作用心态的学生，则可能表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策略性地利用各类政策红利。这种“系统—体验—动机—策略”的连锁反应，勾勒出一个以个体能动性为核心、与环境系统不断调试的反馈循环模型（如图2所示）。

基于逆向地域求学这一特定情境，可归纳出学生的三种主要教育实践策略。一是整合平衡型策略，通过认知重构主动寻求地域文化中的积极元素，并将其与个人志趣相结合，力求在既有环境中实现学业与生活的均衡发展。二是价值内生型策略，聚焦于积极参与课堂、科研与社团活动，以自我提升为核心来分散对地域劣势的关注，或主动选择与地域特征相契合的生活节奏与价值观念，从而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的转变。三是工具套利型策略，其核心逻辑在于精明的“政策套利”与资本积累，聚焦于利用西北高校的录取分数差、保研政策和对口支援资源，将此地求学明确视为实现向东部名校或就业市场再次跃迁的过渡阶段，其特征是浓厚的目标导向与计算理性。这些策略并非彼此排斥，同一个体在不同阶段可能灵活运用多种策略，展现了其在结构约束下寻求最优解的实践智慧。

（二）院校声誉等关键因素的“权变性权重”

在求学体验的生成机制中，院校声誉和社会化期望作为两大关键因素，展现出独特的解释空间与弹性。院校声誉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质量评估标尺，而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能级乃至就业市场潜力深度捆绑的符号，这导致学生在择校决策中常常面临“沿海普通高校”与“西北211高校”间的权衡困境。对于将西北高校纳入考量范围的学生而言，院校声誉的决策权重被显著抬高，成为对冲地理区位劣势、实现学历资本跃升的关键砝码。而当学生入学后，若能通过保研、对口支援交流或借助“双一流”平台在升学就业中切实获益，这种基于政策套利的成功体验会进一步反向放大院校声誉的功能效用，使其在个体的意义诠释中从“不得已的妥协”转变为“精明的策略选择”。院校声誉从一种外在、静态的标签转化为一种可被个体叙事激活并强化的内生资本。

高等教育所承载的“见世面”这一社会化期望，在逆向求学过程中的地位则更为微妙且充满张力。在实践层面，学生对开阔眼界、接触前沿、体验多元文化的渴望，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越对院校声誉的单一追求，而现行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却几乎彻底忽略了这一维度。学生虽面临城市资源匮乏导致的期望落空，但在后亚文化认知框架下，当代青年愈发倾向于对体验进行主动的、具身性的建构。西北地区在“见世面”暴露上的客观不足（如文化生活相对单一、信息流速较慢）不仅被弱化，甚至反被重新诠释为一种独特的成长优势，“见世面”的内涵从对都市繁华的被动消费，转向对多元社会形态的主动探索。总之，学生的评价并非遵循固定不变的标准，而是根据自身处境、阶段性目标与获益体验进行动态调整，呈现出一种“权变的权重”与巨大的自我解释弹性，深刻地印证了自我说服效应与自我概念维护的心理机制。

（三）教育认同中的“嵌入性脱嵌”困境

在逆向地域求学这一特殊场域中，教育认同是由地理区位、社会评价、城市资源、管理风格与人文关怀等多重因素交织，并共同构建的复杂价值判断。学生不仅在意院校的学术声誉（身份认同），亦深切感受着所在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地域认同），并敏感于外界对自身求学选择的目光与评价（“认同”的认同）。这种认同的多维性表明，提升求学体验、培育学生对院校和地区的归属感，是一项超越课堂教学的系统性工程。它既对高等教育管理者提出了更全面、更精细化的要求，同时也为打破唯排名论的传统质量观，通过营造特色地域文化、构建温暖校园等软实力来赢得学生认同，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

教育认同折射出高等教育中深层的结构性问题。首先，它揭示了具身体验与教育象征价值之间的尖锐矛盾。学生的日常感受与其所追逐的学历符号之间存在持续拉扯，“选城市”还是“选学校”的困境，实则是身体感知的即时性与文凭资本的长远性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其次，策略分化反映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教育实践中的复杂交织。套利型策略将教育工具化，体现了对效率逻辑的极致遵从，而价值型策略则试图在工具性压力之外开辟一片价值理性的飞地。这种交织导致了一种“积极的疏离”或“嵌入性脱嵌”的悖论状态：学生为了更好地嵌入未来的理想轨道需要有选择地脱嵌于当下的生活共同体与文化氛围，其高度的学业参与可能伴随着对院校情感认同的淡漠。

（四）研究不足与反思

本研究通过聚焦“逆向地域求学”这一现象，揭示了地理迁移、院校层级与个体能动性交织下的复杂体验，但亦存在若干局限。首先，为凸显西北地域的特殊性，本文将论述重心置于自然环境、城市资源与宏观政策等外部生态，而相对弱化了高校内部生态的一般性要素，如导师的指导风格、同辈群体的互动模式以及具体的科研训练体验。这些要素是构成求学体验的基本面，其缺失使得对体验生成的微观机制剖析不够完整。其次，本研究虽在取样时考虑了异质性，但未在分析中对本科生与研究生群体进行类型学的区分与比较。事实上，两者的求学动机、生涯阶段目标与院校依赖度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本科生的适应更多关乎生活融入与身份转变，而研究生的体验则更紧密地与导师、科研平台及职业前景绑定，这种差异有待进一步探讨。最后，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限于在读学生，未能追踪已毕业学生的生涯轨迹与追溯性评价。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地域流动及其对西北求学经历的长期价值重估，是检验逆向地域求学影响的关键证据，其缺席限制了对这一议题完整阶段周期的理解。

七、结语

求学体验作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核心维度，不仅关乎学生个体成长的微观叙事，更在教育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宏大议题中具有特殊价值与深远意义。提升教学水平与学术资源供给无疑是保证办学质量与吸引生源的根本举措，但仅聚焦于可量化的学术产出或硬件投入，易忽略学生日常生活的细微纹理与情感需求。正如本研究所揭示的，西北地区逆向求学者的具身体验、心理落差与文化适应共同构成了求学旅程的真实图景。倾听学生的声音，从日常表达中的资源诉求到对人文关怀的渴望，不仅是优化教育服务的重要信息来源，更是对教育公平理念的践行。特别是在西北及类西北地区，高等教育承载着区域振兴的战略使命，忽视这些体验可能导致政策执行的断裂，削弱学生的归属感与地方认同。教育管理者与院校需将学生体验置于改革议程的核心，赋予边缘地区的求学故事以应有的关怀与书写空间，以此推动高等教育的温度与区域发展的厚度相辅相成。

对学生而言，当逆向求学成为人生旅程的一段既定事实，其核心课题便从“为何至此”的追问转向“如何在此”的建构。这意味着需要一种清醒的自觉：认识到环境与自我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的辩证关系。西北的广阔天地可能意味着文化生活的相对单调，却也提供了沉淀思想、远离喧嚣的独特空间；院校的层次标签或许是一种社会约束，但其中的师生互动、学术资源仍可成为个体成长的杠杆。成功的调适在于发展出一套灵活的“生存智慧”——既能理性利用政策红利等工具性策略为未来铺路，也能向内进行价值探索，在慢节奏中重新定义成功与幸福，培育出一种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在不确定性中坚持行动的心理韧性。最终，这段独特的逆向经历恰恰可能成为一次深刻的自我淬炼。它使学生跳出惯常的轨道，在与不同环境的对话中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正如古语所云，“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真正的成长并非全然避免磨砺，而是在历经风沙洗礼后，内心那份对知识的渴求、对自我的坚守愈发笃定与澄明。

责任编辑：邢婷婷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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