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鸡叫的“周扒皮”，真实身份是什么？他的后人过得怎么样？

作者：张龙杰

在中国，提起“周扒皮”三个字，几乎是无人不知。在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中，周扒皮是那个半夜钻进鸡窝学鸡叫、逼迫长工摸黑下地干活的地主老财，是和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并称的文学作品中“四大地主”之一，更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活招牌”。然而，当历史的烟尘渐渐散去，围绕这个人物形象的真伪之争，却成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罗生门——一个“恶霸地主的艺术典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真实故事？那个被钉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周扒皮”，到底是谁？

一、闯关东的庄稼人：真实人物周春富

在今天的辽宁省瓦房店市阎店乡和平村（旧称黄店屯村），曾住着一户姓周的人家。周春富，便是户主之名。这个日后因文学作品声名狼藉的人，其祖上并非辽宁本土人。清朝初年，黄河泛滥，北方连年干旱，战乱不断，许多山东百姓背井离乡，奔赴人烟稀少的东北谋求生路。据当地老人回忆，周家正是那批“闯关东”的移民之一，在黄店屯定居下来后，开荒垦地，繁衍生息。经过几代人“累死累活打拼”，到周春富这一辈，终于攒下了些家业。

真实历史中的周春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据当地健在的老人描述，他是一个勤俭到近乎苛刻的农家子弟。“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在黄店屯，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普遍印象是：此人抠门，但并无欺压乡里的恶行。

周家的产业状况，按照当时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并不算惊人大户。周春富先后继承了数十亩祖产，后靠着一家人的精耕细作和勤俭持家，又在经商中渐有起色，陆续添置土地，最终拥有约240亩耕地，另外还经营着油坊、磨坊、染坊、粉坊各一，以及一家杂货铺。周家共有二三十口人，大部分土地均由自家人耕种，只在农忙时节才雇佣少量长工。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大概算得上是一个殷实的乡村中产家庭，距离刘文彩那种坐拥万亩良田的“巨富”相去甚远。

二、一个文盲战士的文学逆袭

真正让“周扒皮”这个名字响彻全国的，是一个名叫高玉宝的人。

高玉宝1927年出生于辽宁孙家屯的一户贫苦农家。他自幼家境困顿，连馒头都吃不上，更别提上学读书。但他对知识的渴望却异常炽烈，常常趴在学堂窗外偷听，教书先生见他诚心求学，破例允许他免费旁听。然而好景不长，父亲遭人迫害欠下巨债，年仅9岁的高玉宝不得不离开学堂，到村里地主家做起了长工。

据高玉宝本人叙述，他曾在周春富家放牛割草，目睹了地主对长工的种种盘剥。1947年，20岁的高玉宝参军入伍，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多次立功受奖。但有一件事让他刻骨铭心：在平津战役期间，作为通信员的高玉宝，由于识字太少，将三份重要情报的顺序搞混，险些贻误战机。这次经历让他下定决心学习文化。

在部队里，高玉宝开始了近乎“疯狂”的自学。他识字太少，连“半夜鸡叫”四个字都写不出来，就在稿纸上画图——画半个窝头代表“半”字，画星星代表“夜”，画只鸡代表“鸡”，画张嘴代表“叫”。1951年，仅上过一个月的学的他，硬是靠着这种“图文并茂”的原始方式，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的初稿。《半夜鸡叫》便是其中的第九章。

三、荒唐的剥削术：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学符号

高玉宝笔下塑造出的“周扒皮”，集贪婪、刻薄、猥琐、狡诈于一身。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长工的劳动力，他发明了一种极其“聪明”的手段——半夜学鸡叫。

根据小说的经典情节：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溜到鸡窝边，伸长脖子学公鸡打鸣，再用竹竿捅鸡窝，引得全村的公鸡一起叫唤。长工们被早早地唤醒，摸黑下地，一直劳作到日落。而那个最终发现秘密的小长工，正是高玉宝本人——书中名叫“小宝”。在摸清地主的把戏后，长工们合伙将周扒皮痛打了一顿，为故事画上了一个大快人心的句号。

这个情节听上去荒诞不经，偏偏又带着某种令人切齿的真实感。1955年《高玉宝》小说出版后，《半夜鸡叫》很快被各大报刊转载。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1963年，这篇课文被正式编入全国小学语文教材，此后两度入选，直到2000年前后才逐步淡出教材体系。

更让“周扒皮”家喻户晓的，是1964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木偶动画片《半夜鸡叫》。这部改编自高玉宝同名小说的作品，以精美的木偶造型和生动的叙事手法，将“周扒皮学鸡叫”这个荒唐场景直观地呈现在银幕上。全国观众在银幕上看到那个弓着腰、钻进鸡窝、捏着鼻子学鸡叫的秃顶老头，无不对其嗤之以鼻。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也备受认可，曾入围第1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短片金棕榈奖并获得技术大奖。就这样，“周扒皮”成了上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头脑中地主剥削阶级最直观的形象符号之一，甚至作为一个文学意象深深植根于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当中。

四、艺术、记忆与另一个版本的真相

然而，故事并未到此为止。当高玉宝的文学作品走红全国、“周扒皮”恶名远扬的时候，在辽宁瓦房店的黄店屯村里，真实的周家却正在经历一场无妄之灾。

1955年小说出版后，周家从此陷入了漫长的屈辱。“各种骂名、诅咒接踵而至，甚至还有人上门闹事，打砸周家的房子”。1947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周家因被划为“地主”成分，周春富在批斗大会上遭受了非正常的对待。而小说出版后，周家后人在村里更加抬不起头来，“大半辈子都活在了屈辱之下”。

更令周家后人难以接受的是，当他们的长辈诉说不公时，外界的人往往以嘲讽的眼神反问：那个坏透了的“周扒皮”的后人也想翻案？而且越到后来，故事离真相越远。有研究者甚至指出：艺术归艺术，历史归历史，文艺作品固然可以展现阶级压迫的主题，但不应该让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和他的后代，被钉在恶名的耻辱柱上。

直到2009年，事情发生了新的转折。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在中央文献出版社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半夜鸡不叫》的文章。他直指高玉宝的小说不负责任，给周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孟令骞为太姥爷辩解说，周家的财富靠的是几代人勤劳节俭的积累，而非像小说中那样靠克扣和盘剥。他还举出诸多证据：当地老人都记得周春富只是个勤俭朴实的农民，从没听说过什么“半夜鸡叫”的事。

面对周家后人的指控，高玉宝的反应耐人寻味。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然承认，小说中确实有一部分情节是“文学创作”的产物，但也坚持说，当时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据媒体报道，1990年高玉宝回到周家老宅参观时，面对周家后人指着墙上“周扒皮抢棉袄”的连环画质问“这故事是真还是假”之时，他一时语塞，只说出一句：“那是时代的笔，不是我的笔。”

五、最后一页：高玉宝的愧疚与周家的和解

2019年12月5日，92岁的高玉宝因病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这位将“周扒皮”三个字深深刻进中国集体记忆的作家，留下了一句引人深思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写道：“对周家后人，我心怀愧疚。愿历史能还每个人公道。”

几乎在同一年，清明节那一天，周春富的孙子周明轩带着孩子们来到祖坟前，将一本《高玉宝》的书烧在了爷爷的墓碑旁边。他对孩子们说的话，或许比任何争论都更能为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恩怨画上一个具有宽容意味的句号：“你太爷爷不是英雄，也不是坏蛋，他只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庄稼人。”

而今天，在辽宁瓦房店那个名叫“黄店屯”的小村里，当年曾作为特定历史展示场所的周家老宅的周家老宅，也早已关闭展览、恢复了普通民房的模样。偶尔有寻访的外地游客找到这里打听往事，村里的老人会平静地说：“高玉宝不容易，周家也不容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六、结语：文学的价值与历史的温度

“周扒皮”的故事，实际上是一场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长时间拉锯。从艺术成就看，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浓缩了旧中国剥削阶级各种特征的角色，以其鲜明的讽刺性成为揭露旧社会黑暗面的一面旗帜，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教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收回到现实的土地上，聚焦到瓦房店那个名叫周春富的普通庄稼人身上时，另一个维度的问题便浮现出来——用真实人物的姓名来承载文学虚构的罪恶，这样做，到底公平吗？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化创作手法无可厚非，高玉宝的创作初衷也符合那个年代的时代主题。然而，当周春富这个名字被永久地锚定在“周扒皮”三个字后面，当一个普通的东北农民被永久地钉在恶霸地主的耻辱柱上，这个文学符号本身就超越了艺术，变成了一个影响真实人生的“咒语”。

或许，高玉宝晚年那句“那是时代的笔，不是我的笔”，正是对这一困境最真切的写照。时代需要一个“靶子”来集中宣泄对旧制度的愤怒，于是“周扒皮”应运而生；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又开始追问被符号遮蔽的个人命运——这种追问，不是对历史的“反攻倒算”，而恰恰是历史成熟的标志。

周春富的孙子对他后辈说出的那番话，或许才是最值得我们细品的历史智慧——“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坏蛋，他只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庄稼人。”在英雄叙事与妖魔化叙事之间，或许还有一种更接近真实的可能：一个普通的人在特殊的历史激流中所经历的、超出他个人掌控的命运。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当我们学会用理解和同情的眼光去审视那些被符号化的人物时，我们离真正的历史真相，也就更近了一步。

正如瓦房店老宅褪色的院墙上，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所说的一般——文学与历史各得其所，可以告慰生者与死者，也该让这场百年的唇枪舌剑归于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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