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洋楼老弄堂步步藏杀局，红色银行家暗夜突围上海滩

文│严柏华

战火纷飞，烽烟遍地，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依仗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好钢用到刀刃上”，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上的捷报频传。追本溯源，他们与党的“初心之地”上海也曾有过不解之缘。

毛泽民三度闯滩“筹头寸”

真是雪中送炭啊！1937年乍暖还寒时节，长期遭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又刚刚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消耗的中央红军，物资匮乏，经费奇缺，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来花。紧要关头，一笔凝结着国际工人阶级深情厚谊的巨额美钞，从法国秘密地运到了上海，这是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而募集的。

谁来上海取这笔巨额捐款？党中央想到了天生有着经济头脑、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十里洋场上海滩，对于毛泽民来说并不陌生。1925年冬和1931初，毛泽民曾两度来到申城，出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担负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筹建秘密印刷厂。此番重回黄浦滩头，毛泽民的头衔已变作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的“大掌柜”，他这个行长的“上海之旅”，并非如旁人想象的那么潇洒光鲜，更觉肩上的责任重大。

说起来，要把这笔巨额美钞捐款转化成“革命资本”，首先要在上海兑成当时国内通用的法币，然后设法送到设在西安的红军联络处，再由联络处购置部队急需的军用物资，转运支援前线。不过，从上海到西安，从美钞到法币，地理的跨越和币种的转换的背后，更有着风潇雨晦的政治阻难。蒋介石虽然表面赞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实质上其“剿共”之心依然根深蒂固。

上海大通里毛泽民旧居遗址旧照

为使钱款尽快变为痛击日寇的枪炮子弹，毛泽民也曾琢磨过“摆得上桌面”的正规操作路径，即在西安开设一个钱庄，按照钱庄的业务手续，将捐款从上海划至西安，汇路畅达，万无一失，既稳妥，又便捷。只是，他试图以西安某家媒体的名义向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但未获批准。无奈之下，只好采取“暗度陈仓”的地下运送方式了。

1937年元宵节刚过，毛泽民率领中华苏维埃政府负责经贸工作的几员精兵强将从延安出发，风尘苦旅到达上海，为了遮人耳目，夫人钱希钧也一起随行。

初抵申城，在上海地下党的协助下，他们对外开设了一家纸行，专营批发业务，毛泽民化名周彬充当“老板”，钱希钧自然就成了“老板娘”，夫妻俩还在愚园路永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作“公馆”。

如何将美元兑换成法币？毛泽民煞费苦心，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大行“蚂蚁搬家”之道。白天，他西装革履装扮成“大款”模样，前往各家银行或交易所兑换钞票，为怕露出破绽，每次兑换的金额还不能太多，因此他一天进进出出要跑好几趟。由于小额兑付进展较慢，毛泽民再生一计，干脆将钱买成公债，翌日抛出兑成现钞。隔段时间，他又将钱藏入夹层皮箱里，遣人分批送往西安红军联络处。临行前，毛泽民用暗语向西安发去电报，联络处便派小车到站台来接应，免除了出站时繁复盘查。

神不知鬼不觉，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运作，巨额捐款终于从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悉数运出。“八一三”之战打响，陆续送别几位伙伴，毛泽民最后撤离。那天，上海火车站逃难人群簇拥成团，满目狼藉，车门堵了个水泄不通。毛泽民急中生智，佯称自己是新闻记者赶着去采访，一片混乱之中，从窗口爬进了缓缓驶动的列车，日夜兼程赶赴延安……

南汉宸沪上惊险“半日游”

毛泽东与南汉宸

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下，曾化名王剑秋周旋于北平、天津、上海之间从事特科工作，勇猛果敢，机智过人，为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竭尽心力。

1934年4月，南汉宸在上海火车站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刻。其时，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为增强在北方实施中原大暴动的力量，成立了由南汉宸任书记的5人领导小组。南汉宸前往山东泰安拜会冯玉祥将军，共策抗日大计，组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又派地下党员茹志章持南汉宸亲笔信前往西安，联系杨虎城统一行动，杨虎城表示同意并当即交给来者一大笔现金，嘱其转交南汉宸作为行动经费。

很不幸，正当暴动准备工作紧锣密鼓推进之际，党内出了叛徒告密，引起国民党方面极度警惕，开始撒网抓捕暴动主要领导人。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立马通知南汉宸、吉鸿昌等人尽快撤离。因吉鸿昌已与李宗仁的代表约定接洽一批军火，让南汉宸先撤，过后在上海会合。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北站毁于日军战火，1934年重建。

情急之下，南汉宸坐火车由津浦线赶赴上海，列车到达浦口，在等待长江轮渡的当口，南汉宸给吉鸿昌发了一封电报：“生意已成交，急速来沪。”列车缓缓驶入上海站，南汉宸下车后见到一位戴墨镜的接应人员，于人头攒动的混乱中塞给他一个火柴盒，悄悄打开看到“吉被捕”字样，大吃一惊，毫不犹豫转身折返车站，登上了回往天津的列车。途经泰安，他下车直奔冯玉祥公馆，商量营救方案，但吉鸿昌还是在同年11月被国民党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

1939年之后，抗战进入了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军政人员的温饱都成了问题。经毛泽东点将，“军政经济多面手”南汉宸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提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举措，缓解了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开创了我党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开展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

高捷成浦江乔装“夜行侠”

高捷成（右）战地留影（来源：福建纪检监察）

高捷成，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的冀南银行首任行长，被称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虽然他的名字渐渐被人淡忘，但在建国后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他是唯一烙有“金融印记”的人士。

1928年，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的高捷成，考入了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未毕业便只身来到上海中南银行谋职。工作之余，他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白天吃银行饭，晚上乔装成人力车夫，在申城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却不幸被捕。彼时的上海滩，时局动荡，出狱后的高捷成不得不回到漳州老家，在叔父开办的百川银庄里，谋到了一份月薪20块的出纳工作。

相对平静安逸的生活，显然不是高捷成所冀求的。当高捷成去漳州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因为没有急需的药品医治而痛苦不堪，真是心急如焚。他突然想到银庄里贮存的银元，正是革命队伍眼巴巴盼望的救命“及时雨”，借经管业务之便，从银庄借用2万元巨款，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武器，解了燃眉之急。若干年后，高捷成在写给叔父的信中依然惦记此事：“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

冀南银行旧址

弃商从戎的高捷成踏上瑞金这片红土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银行，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太行山，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边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的精神，1939年10月，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经129师政委邓小平举荐，高捷成出任行长。

“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在一次遭遇敌军对冀南地区大规模的扫荡时，高捷成率领银行工作人员全力奔往山顶突围，到达村外，发现警卫员没有跟上来，冒着子弹在耳边呼啸的危险，又返回村庄寻找，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长眠不起，年仅34岁。

朱理治申城巧送“密电码”

1940年1月，朱理治（左三）与新组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合影。

后来成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南通人朱理治，1927年3月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一年级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大革命期间，朱理治在清华大学从事革命活动时暴露，被反动军阀追捕，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黄浦怒潮，风急浪高。通过各种渠道，朱理治深入上海老北门民用无线电总台和外滩国际电台，开展党团组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民用无线电总台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分会，经常召集进步青年举办读书会，邀请革命人士到职工集体宿舍做报告，秘密开展为红军捐募公债活动；组织送报员为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递送密件，并以递送电报为名，探查地下党重要机关周围的敌情，以保证党组织安全；动员和输送无线电报务员开赴中央苏区，壮大了党的无线通信工作队伍。直至1934年3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调派朱理治到天津、西安等地工作。

一路栉风沐雨，朱理治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那时的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财政寅吃卯粮，边区银行惟有依靠发行来接济，造成边币贬值。1941年3月，朱理治挑起了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重任。“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头一把“火”直指“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为此，“窑洞银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并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小诸葛”朱理治的“普惠金融”实践，创造性与灵活性兼而有之，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改观。

朱理治出任“窑洞银行”行长尽管只有短短两年，却是边区银行最活跃的光景。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

陈云坐镇打响经济“三连炮”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云

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店员岗位上走出来的陈云，长年主持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显露出卓越的金融管理才能。

百废待兴的1949年，共产党虽然在军事战场上节节胜利，但在经济战线却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刚刚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赶赴上海，坐镇指挥了这场平抑物价的战斗。当时，陈云每天三张报表不离手：一是沪津京汉等主要城市的物价变动情况统计表；二是这些主要城市国营贸易公司的重要物资库存情况统计表；三是各地的税收收入、货币投放和财政收支情况统计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一些投机商人兴风作浪，操控物价，谋取暴利，一时间物价飞涨，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在“共和国掌柜”陈云观来，“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他文韬武略，足智多谋，打响了三次金融保卫战，迅速稳定了申城经济秩序，人心随之安定。

第一仗“银元之战”。上海是金融资本集中之地，由于投机资本家的操纵，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从10∶1一路猛涨到30∶1，而且许多店家只用银元标价商品，初来乍到的人民币在市场上几乎站不稳脚跟。当机立断！陈云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动用军事力量，查封了投机分子聚集于汉口路的证券大楼“大本营”，逮捕法办首要投机分子238名，并取缔了一批流窜在街头巷尾的银元贩子，给了破坏金融秩序的投机商以致命一击，人民币重新回归市民的经济生活。

第二仗“棉纱之战”。利欲熏心的资本家为扰乱市场，大量买进纱布，造成奇货可居，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叫板，上海解放短短数月间，纱价上涨4.5倍。国民党特务趁机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和煤炭），就能置共产党于死地。关键时刻，陈云给全国各地下达了12条指令，包括加强棉花收购、对商人自备外汇进口棉花予以免税、对存棉分配采取国营私营兼顾的方针、对船舶进出口采取扶助政策等措施，大批棉花、纱布调运上海，源源不断向市场抛售，棉纱价格瞬间恢复正常水平，令囤货的资本家血本无归，哭爹喊娘。

第三仗“粮食之战”。上海解放之初，大米存量仅够市民吃5天，投机商利用手中对粮食渠道的控制和各种非法倒买手段，大肆囤积粮食，情况十万火急！陈云再次出手，近至江浙周边，远至东北西南，掌握的周转粮食约有十几亿斤，集中抛售，平抑米价。一开始，投机商见政府运来粮食，即组织高价收购，企图“吸光”粮源，岂料打错了算盘，当他们“吃进”大批粮食后才发现，共产党组织调运的粮食“根本停不下来”，并且平价销售，投机商又吃了一次大亏。

三场战役，三次较量，斗智斗勇，大获全胜。毛泽东对陈云领导的上海经济保卫战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