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真相不再，共识已死，AI如何重新“编码”政治逻辑？

对话郑永年：

真相不再，共识已死，

AI如何重新“编码”政治逻辑？

Dialogue 2026.6.30

世界｜对话｜观点

本期对话亮点

HIGHLIGHTS

当“共同事实”基础被AI瓦解，西方代议制民主将走向何方？

技术赋权是悖论吗？

未来的国家形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科技寡头与国家将会是怎样的关系？

作为人类，什么是我们最应该守住的底线？

编者按

2026.06.30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选战正酣，AI生成的深度伪造视频已直接介入选举活动，被公开指责误导选民、操纵选情。另一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每天利用AI生成上百条攻击对手的视频。这些事件共同指向同一个深层趋势：A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编码”政治逻辑，民主赖以运转的“共同事实”基础正在瓦解。

当科技寡头同时掌控技术、资本与平台权力，西方代议制民主将走向何方？国家形态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大湾区评论与郑永年教授展开对话。

前文回顾：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真相不再，共识已死

民主根基正在被动摇

大湾区评论：

上一期聊了AI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今天咱们聊聊政治。2024年《纽约时报》就曾讨论《对人工智能的痴迷可能导致民主的终结》。今年美国很多选举里，AI生成的内容已经开始被用来抹黑候选人、伪造声明。如果说民主是建立在共同事实基础上的，那么当“共同事实”不再存在，西方代议制民主将走向何方？

郑永年：

实际情况可能比这更糟糕。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基本可以宣告濒临消亡了。人工智能赋能的社交媒体，已经导致传统民主形式的“死亡”。尽管有人会说，这也是一种新形式的民主，甚至是直接民主，但迄今表现为民粹主义形式的民主是否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得以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制度，其运行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民主存在一个底层预设，即公众能够基于事实做出理性判断。然而这一预设本身便存在逻辑缺陷，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充分的事实，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完全理性的判断。从“乌合之众”和“政治中的人性”等西方经典概念中可以看出，很多人从来没有把民众的理性视为是民主的基础。事实上，过去的民主大多是精英们设计的，他们压根没怎么想过普通老百姓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究其本质来说，民主对政治精英们来说，只不过是自己获取权力的一种工具罢了。经济学家熊彼特对民主的经典定义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即民主（体现为选举）是政治人物获取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

现在更麻烦的是，连事实本身都快不存在了。如果在AI时代，一切事实皆可虚拟，那么真相将不复存在。而一旦失去客观事实，民主就更难站住脚了。

这一困境不仅体现在选举运作中，更广泛地表现在舆论场域内。你看，现在网上造谣毫无成本，但谣言是有后果的，等真相查清楚，谣言被证伪，但受害者早就被舆论“绞杀”了。不要认为这只是发生在美国，所有拥有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社会都在发生，只不过一些社会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状态了。这种状态对民主是致命的。今年《科学》杂志上就有文章发出警告：AI集群可以伪造公众共识，制造出一种“所有人都在这么说”的幻觉，从而悄无声息地扭曲民主。AI大规模制造虚假内容的能力，对社会信任和政治秩序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当公众不再信任自己看到、听到的任何东西时，民主赖以运转的“共同事实”基础就崩塌了。没有共同事实，就没有共同讨论的前提。没有共同讨论的前提，民主就只是一场各说各话的“噪音”。

根据最新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错误与虚假信息位列全球最严重的短期风险之一（图源：世界经济论坛）

技术看似给每个人

都发了话筒，然后呢？

大湾区评论：

您曾经深入研究过“技术赋权”，民主其实在不断变化的，古希腊是“直接民主”，到近代的“精英民主”或者“共和民主”，二战后的中产民主，再到今天的“民粹民主”。技术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郑永年：

从西方民主历史来看，古希腊城邦小，雅典鼎盛时期拥有公民权的也不过几万人，大家可以聚在广场上直接投票——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民主”。近代法国的卢梭也主张直接民主，但他只给日内瓦设计方案，也是因为日内瓦小。所以，直接民主是受条件限制的。

后来近代产生的美式民主或西式民主，本质上都是“精英民主”，精英群体认知相近、教育背景差不多、思想意识也较为一致。究其本质来说，是精英“共和”，是精英分享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到了二战之后，随着中产的壮大，中产成为西方民主的基础。中产不仅拥有相当的财产，而且大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可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但中产民主依然是精英民主。尽管当时出现了人们所说的“大众传媒”，即报纸、广播、电视等，但是这些名义上是大众传播，实际上是精英向大众传播，大众本身没什么参与权。大众若需要表达意愿，只能通过街头运动、抗议（如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1968年革命等）来实现。所以，受限于技术与基础条件，当时并不具备实现现代意义上“直接民主”的可能。

但互联网时代以后情况变了，人工智能时代更不一样。今天，每个人都有一个话筒，一个键盘，一张报纸，一个屏幕，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每时每刻都在表达。现在的技术条件使“直接民主”在形式上又重新有了可能性。

我在2014年出版的《技术赋权》一书中就曾探讨过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认为互联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具民主性质的技术——它让国家和社会都能够对自身进行赋权。社交媒体的崛起赋权了大众，或者说赋权每一个“个体”。但问题是，技术赋权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一方面让社会获得了最便捷的表达工具，另一方面也滋生了民粹主义，并且是一种极端形式的民粹主义，迄今依然深不见底。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民主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形式。从现状上看，民粹民主正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现实。如何使其稳定下来，不仅要看民主形式本身，更要看支撑这种民主形式背后的社会经济条件。

今天，“牧民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尽管在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可以说话，看似各抒己见，但就其本质而言，大多数人只是成为了“会说话的羊群”。“精英民主”和“中产民主”时代还是精英控制信息，而“民粹民主”时代是算法控制信息——前者是自上而下灌输，后者是看似自由、实则被精准投喂的“自由”。对自上而下的灌输，人们会反感，会说“不”，但对算法“投喂”，人们表现为愿意和傻乐。

在这样的“民主”裹挟下，人性最光辉的一面——理性被彻底消失了，而最丑陋的一面——非理性得到张扬。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人类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大湾区评论：

是的，表面上看每个人都有话筒，实际上平台和科技寡头在决定你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这种“技术赋权”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郑永年：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看起来在赋权每一个人，实际上把权力集中到了更少的人手里。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信息收集、集成、搭建能力都很强，但更不可忽视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人思考的能力本身。它不光替你干活，还在替你判断、替你选择、替你“想好”了答案。你以为自己在做决定，其实你只是在它给你划好的范围内做一个“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完全被塑造的。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但现在的情况是“我在故被思”，你只是一种被（算法）思考的对象。

我很多年前在研究技术赋权时就观察到一个现象：西方的政党叫“platform”，互联网平台也叫“platform”。并且相信平台可以替代政党。现在回头看，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并且平台的动员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党。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平台几乎已经替代了政党，当然也可以说，政党已经平台化。特朗普有自己的传播渠道，马斯克也有自己的传播渠道——这是一种必然的技术结果。

比如2025年英国政治右转，表面上是改革党在搞，深层驱动力则是算法。社交媒体取代电视、短视频吞噬公共空间之后，政治逻辑的代码已经被彻底改写——今天的政治不看你议会上辩论得多好，但看你算法玩得有多溜。

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种愉悦的过程中被塑造。过去我们讲民粹主义，每个人都能发言、都有一个话筒，看起来是分散的、群龙无首的。但问题是，你的思维，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的？你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其实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知到什么，很大程度上是人家给你选好的。

过去的民众可能是乌合之众，是“散兵游勇”；但现在背后却可能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这更危险。而且它已经不只是一国之内的事了，以后可能牵涉全世界。一个平台的算法改动，可以同时影响几十个国家几亿人的信息环境。这种权力，任何一个传统政府都不曾拥有过。

谁来制衡这种权力？西方制度讲“制衡”，过去有三权分立、“第四权”媒体监督、社会制衡。现在呢？政府离了AI玩不转，媒体被寡头捏在手里，社会碎成一盘散沙。任何制度设计，当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变了，都必须与时俱进。技术就是工具，关键看谁在用、怎么用。如果连“谁在用”都看不清，连“怎么用”都不由你决定，那这个工具就不再是工具，而是主人。

社交媒体通过奖励机制与推送机制，塑造着使用者的言论与信息环境（图源：BBC）

传统国家功能会弱化，

主权首先是思想上的主权

大湾区评论：

如果平台的组织动员能力已经超越政党，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还会存在吗？未来的国家形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郑永年：

传统功能的国家主权在迅速弱化。尽管当前社会仍在强调主权国家概念，但这或许仅是一种过渡性现象。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往往建基于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语言以及共同的政治结构与统治集团。“主权”，无论作为概念还是实体国家，都是一种政治建构，而政党则是国家的组织主体。然而，AI缺乏物理边界，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在智能上抹平了差异，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乃至不同个体，都吸纳至同一个信息系统之中。

国家的表层物理形态也许还在，但其实质内涵将被大模型与平台深刻重塑。你看欧洲，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法案》中构建伦理高地；另一方面，欧洲2/3的云计算市场被美国企业垄断。这就是主权被侵蚀的现实——你在法律上拥有主权，但在技术上已经完全依赖别人。这还能叫主权吗？主权是一种权力(power)或者权利(right)，但如果你没有能力(capacity)，你能够把权力或者权利现实化吗？

除了主权的物质基础，主权的意识前提是什么？是差异性和主体性。如果大家接触的信息都一样、思维方式都一样、不再有独立的新思考——主权的根基就没了。AI时代的知识生产是趋同的，不是发散的。全世界的人用同样的大模型，看同样的信息，想同样的逻辑——国家之间的“差异”还剩下什么？

正因为“主权”是建构的，它首先体现在思想层面。一旦思维被高度统一化，主权必然随之弱化。

在AI时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主的知识体系，就谈不上真正的思想主权。主权不是一个空洞的法律概念，它首先是认知上的独立——你能不能用自己的框架理解世界，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如果这些能力都被外部平台剥夺了，那主权也就只剩下一副“皮囊”了。

“硅谷”正在悄悄取代“华盛顿”

大湾区评论：

AI的发展将对未来的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看科技寡头和国家的关系？

郑永年：

你看一下今天美国的科技公司就知道了。马斯克这样的科技企业家，在乌克兰的星链通信、伊朗的卫星监控、地震救援、军事应用等很多领域，都在发挥着传统上只有大国才能发挥的作用。一个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财富，可能就是很多中小国家GDP的总和。科技寡头已是现实，不是未来。

反垄断？此前已经讨论过了，现在基本没有什么有效办法。从微软之后，美国反垄断用“开放”取代“拆分”。但开放反而让平台越来越大——开放会产生虹吸效应，越开放资源越多，平台越强大。尤其在虚拟空间里，大多数国家没有自己的AI能力，又不能完全封闭自己的互联网。所以它们只能向美国平台开放，结果就是美国的科技公司越来越大，其他国家的数字主权越来越弱，甚至消失。AI的技术结构就是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这天然有利于寡头，不利于制衡。

5月特朗普访华，随行阵容里是特斯拉马斯克、苹果库克、英伟达黄仁勋，还有高通、美光等芯片巨头的掌门人。这已经不是一次普通的“商业陪同访问”，科技寡头不仅已经坐在了国家外交的谈判桌上，而且在背后主导美国的外交。

其实，二战以后，美国跨国公司就已经在国家经济中处于很重要的位置了。但今天的科技寡头，作用要远远大于过去的跨国公司。过去跨国公司再大，也有物理边界——工厂、油田、矿产，看得见摸得着。今天的科技寡头掌控的是数据、算法、平台——没有物理边界。一个平台可以同时覆盖全球几十亿人，这种权力是任何传统跨国公司都无法想象的。

过去不同帝国主义之间还有矛盾，因为它们争夺的是有边界的领土和资源。但现在呢？很多所谓“小帝国主义”都依附于美国这个大帝国主义，美国可以调配使用这些力量。你看乌克兰、伊朗、委内瑞拉等问题，科技寡头发挥的作用是看得见的——星链决定战场通信，算法决定舆论走向，数据决定金融制裁的精准度。金融战略也是一样，谁掌握了数字货币和跨境支付的数据流，谁就掌握了金融战争的制高点。

更麻烦的是，过去政治和资本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分。在中产民主时代，选举和社会力量使政治权力能够相对独立于资本权力。但今天，硅谷和华盛顿越来越合一了。特朗普的团队基本上是一个企业家的团队，基本上来自硅谷。科技寡头不仅有钱，还有平台、有数据、有话语权——他们正在从“影响政治”走向“成为政治”。这个趋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

说到底，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根本性的权力转移——从国家向平台转移，从政府向寡头转移。主权国家还能不能守住自己？这个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紧迫得多。

2025年1月，在告别演说上，拜登表达了对美国正落入“寡头政治”的担忧，矛头指向唐纳德·特朗普和他身后的科技界亿万富翁（图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大湾区评论：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从技术内核到社会结构、国家形态都被重塑的大变革，作为人类，最应该守住的底线是什么？

郑永年：

越是技术狂奔的时代，越要回到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技术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是什么？

耗费巨资乃至倾举国之力，去发展一项可能完全取代人类自身的技术，究竟是否值得？如果为了国际层面的生存而不得不去发展这项技术，那么如何用其“赋能”而避免其“去能”？这是非常根本的问题。

人类发明技术，本质目的只有一个——为人服务，为了增进人类的福利。从犁到机器，技术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有更多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这是技术的“初心”。

技术固然需要发展，但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技术变革主要由资本主导，真正进行深度反思的人极少。资本只关心一件事：技术能不能更快地迭代，能不能更高效地覆盖世界。至于人被取代之后怎么办、人的意义在哪里——这些不在资本的考量范围之内。资本不会主动刹车，因为刹车不符合资本的逻辑。就美国而言，今天，资本刹车这件事情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资本已经把全社会绑在这架战车上了。

然而，更可悲的是，多数人都在随波逐流，盲目追赶人工智能的浪潮。如今，许多人已对人工智能产生深度依赖，从普通白领到学术界，无一例外。在此过程中，人类自身的各项能力已在不自觉中开始退化。

工具理性不能吞噬价值理性。希望人类在退化至“动物状态”之前，能够找到一个机会清醒地意识到——这绝对不可以，也不可能是我们真正向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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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为《大湾区评论》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GBA 新传媒

整理 | 冯箫凝 伍子尧 杨芸淞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王炳云

终审 | 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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