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启蒙运动究竟改变了什么？｜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

法国大革命前夕，经济繁荣、科技领先，为何偏偏在此时爆发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三个问题，至今仍是理解这场革命的关键。

金观涛老师系统剖析了法国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内在逻辑。他指出，宗教战争后法国回归天主教，建立起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制，天主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这一体制日益成为桎梏。18世纪的启蒙运动正是以反天主教为核心，将现代价值与基督教超越视野相剥离，使个人权利、理性成为普世价值。

但当法国试图通过大革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时，却因缺乏英美两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的基础，只能依靠单一的民族主义作为正当性来源。结果，革命在“君主”与“共和”之间长期振荡，最终指向民族英雄为核心的皇权—官僚统治。直到天主教退出政治领域，代议制民主才真正走向成熟。

图：维米尔 《戴红帽子的女人 》

为什么发生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文/金观涛

法国大革命之谜

17世纪西方社会变迁的主线是宗教战争和英国清教革命，但直到20世纪美国才成为世界体系的核心。那么18—19世纪西方社会演化的主线又是什么呢？如前所述，现代民族国家的优势是在主权国家竞争中显示出来的。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掌握了全球的商业霸权，18世纪能与英国争雄的欧洲国家只有法国。西班牙在17世纪虽然风光一时，但其市场经济和科技增长受到传统社会有机体的限制，因此在18世纪迅速走向衰落。

法国曾受过宗教改革的洗礼，拥有大批加尔文宗信徒，只是后来又回归了天主教，其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强劲，可以与英国一较高下。但是法国不同于英国，没有将契约社会视作应然社会，而是如东正教国家那样，推行君权神授体制。法国在17世纪迅速演化成一个强大的绝对君主制国家。

绝对君主制的法国能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英国竞争吗？实际上，18世纪欧洲社会变迁的主线，可以归结为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主权国家不断发展，以及二者间的实力拉锯。英法竞争中的优胜劣败，一方面表现为战争的胜负，另一方面反映在战争导致的财政困难对国内政治体制的冲击。英国光荣革命以后，无论对外战争导致何等严重的内部危机，代议制政体都不会遭到颠覆。法国则不然，财政危机引发了法国社会结构的巨变。如前所述，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导致英国财政危机，这促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加税，最终引发美国的独立战争。

撇开思想原因不谈，美国革命还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因为法国是英国的对手，它直接参与并支持了美国革命，进而导致法国财政的破产，法国大革命就是由路易十六征税引起的。由此可见18世纪以后天主教文明演化的整体性：美国革命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引领了欧洲的革命高潮；法国大革命以后，欧陆各国陆续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下面通过剖析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试图揭示英国、美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巨变的内在一致性，其核心是统治正当性的来源发生变化，其大方向是现代价值建立相应的应然社会。

法国大革命一直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热点，其中奠基性的作品便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小书的历史叙述比很多鸿篇巨制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托克维尔很有历史感，他在书中一连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法国大革命反天主教，但天主教真的那么可恶吗？它后来真的被反掉了吗？法国大革命是由于知识分子和人民对天主教的反感引起的，但是我们对比法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发现，天主教在法国并没有特别多的财产，而且革命过去后几十年，天主教仍是法国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既然天主教没有被反掉，法国大革命又在做什么呢？

第二，法国大革命爆发虽源于国家财政困难，但大革命前夕却是法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光。法国即使比不上英国，但位居第二毫无问题，而且很多方面比英国还强，科技进步亦是如此。一个国家为什么在经济最好的时候发生革命？有一种说法认为，法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当然不错，但非契约社会都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扩张。我想，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在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方都很严重，为什么只有在法国才被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呢？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第三，法国大革命到底改变了什么？法国在大革命前就建立了强大的官僚机构，首都成为国家一切的中心，甚至吸干了全国的精华。大革命时这些都被视为旧制度甚至封建专制的象征。但是，大革命后官僚社会和其他社会弊病依旧。那么，翻天覆地的大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

实际上，上述三个问题背后均涉及宗教战争后法国社会走向绝对君主制这一变化的本质。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赦令》，赦免新教徒，宣布法国回归天主教，结束了数十年的宗教战争。这时的法国面临两个难题：第一，法国新教徒的数量非常多，新教徒接受了现代价值，积极推动法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促使法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但必须有一种制度来容纳这些发展；第二，虽然法国回归了天主教，但原有的天主教神学已不足以为政治秩序提供正当性了。法国亟须一种意识形态来为王权统治提供正当性。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法国社会形成了一种颇为特殊的结构。我在《历史的巨镜》一书中，将其称为天主教社会，这是不准确的。天主教原本并不倡导君权神授体制，但宗教战争以后，罗马教廷面临新教国家的挑战，只能同意法国和西班牙推行这一体制。对法国来讲，君权神授观念的确立使得天主教教义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红衣主教掌管的教会组织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整个国家迅速走向官僚化。法国从法治封建社会演化为中央集权和官僚统治的社会。

图：伦勃朗 《月亮与狩猎女神 》

天主教会本是为了等待上帝救赎而设立的组织，以法治作为统治此世的原则，严格来说，天主教教义算不上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红衣主教的产生，表面上依旧遵循原来的程序，但实际上却是由国王任命的。国王把君权神授原则和天主教教义联系起来，从相应的观念中很快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衣主教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执行人，国王通过天主教会来控制社会思想。

17世纪末，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取消了《南特赦令》，进而否定了宗教宽容的政策。这时，天主教是法国君权神授制的正当性来源，它必须为该体制的所有弊病负责，因而成为众矢之的。天主教文明原本蕴含着两种超越视野（只是它们没有呈现出二元分离的状态而已），后来不仅与新教相互对立，还与现代价值（如个人观念、自由和理性）势同水火。无论是为了现代观念的展开，还是为了摆脱绝对王权的统治，法国都必须突破天主教意识形态的桎梏。

本来在法治封建社会中，法律（而非政治权力）是统治的核心。王权要对抗诸侯的分裂倾向，必须与市民结盟。王权、市民和诸侯这三种力量均是在法治框架中发展的，市场经济亦是如此。路易十四宣布“朕即国家”，利用官僚机构来统治国家，法治传统立即遭到破坏。国王成为立法者，还能用行政权干预司法，掌握了绝对的权力，法国成了一个用行政权力来解决政治、经济纷争的国度。在短时间内，这有助于解决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但也带来一系列法治封建社会所没有的弊病，例如官僚腐败、农民负担日益加重、民间自治窒息等。

中国皇帝曾依靠大一统的官僚机构和儒家意识形态治国，虽然法国不具备儒家意识形态和家国同构的结构，但宗教战争后的法国政治体制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用儒生为官，法国则以贵族（以及成为新贵族的资产阶级）作为官僚的来源。贵族和官僚的结合，一方面导致贵族阶层的内部分化，另一方面强化了贵族的封建特权，进而导致封建制度的僵化。

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世纪的封建关系持续弱化，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处于瓦解状态中。随着绝对王权的形成，贵族特权得到再次强化，特别是因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通货膨胀，贵族便以此为由修改税负比例。税负比例原本已经通过习惯法固定下来，修改税负的行为在农民看来极不合理，僵化的封建制度被普遍视为经济发展的枷锁，这时，在上述各种力量推动下，法国社会会如何呢？

在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社会中，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与希伯来超越视野原本是分离共存的，建立在两种超越视野之上的现代观念与基督教亦是不相矛盾的。但法国的情况不同，现代观念与天主教文明的关系势同水火，前者所推动的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亦成为否定天主教的力量，这促使所有立足于两种超越视野的现代观念开始纯化自身，力图把希伯来超越视野排除出去。最终的结果就是启蒙运动和不断壮大的欧陆理性主义。

法国社会变迁背后的另一个长程动力，是君权神授制和官僚政治所释放出的无组织力量，以及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要求冲破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在中国社会演化过程中，无组织力量指的是民众造反或起义，其后果是王朝的周期性更替。法国社会则不同，启蒙运动可以为新的统治秩序提供正当性，所有这一切推动法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独特的道路——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后政体在“君主”和“共和”之间长期振荡。

启蒙运动：现代价值的普世化

我们先来看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首先要澄清一个关于启蒙运动的流行说法，即存在两种类型的启蒙运动：一是英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是不反宗教的；二是反宗教的法国启蒙运动。我曾经也接受过这个说法，后来才觉得它有问题。所谓的苏格兰启蒙，有三个代表人物：洛克、休谟和亚当 ·斯密。洛克和休谟都是新教徒，亚当 ·斯密的思想则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才产生广泛影响。

这样来看，苏格兰“启蒙”实际上只是新教哲学家阐述其思想，我在之前已讨论过这一过程，它和启蒙运动没有关系。为什么将其视为启蒙？我认为：历史学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启蒙运动才能促成现代价值的形成，才能塑造出现代社会。英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比法国早100多年，为了寻找英国现代价值的起源和传播机制，历史研究者认为在法国启蒙运动以前，英国一定也发生过一场类似的启蒙运动，这就是“苏格兰启蒙”的来历。

流行观点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有两点差别：一是前者的经验主义特征；二是前者不反对宗教，后者反对宗教。实际上，苏格兰启蒙运动之所以具备上述特征，正是因为英国的现代观念是基于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其哲学论述既不可能反对宗教，也不会从理性推出道德。所以，英国现代思想的展开方向只能是怀疑论和经验主义式的。

法国启蒙运动源于对天主教成为绝对王权正当性根据的批判，它是1700年后法国官僚机构强化意识形态控制、扼杀新教以及新观念所导致的巨大反弹。启蒙运动在1750年左右走向高潮，这也正是法国君权神授制弊病丛生、日益束缚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时期。宗教改革以后，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从天主教神学中分离出来，其中的认知理性在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运动中迅速发展。正因如此，法国的现代价值力图与希伯来超越视野划清界限，并成为欧陆理性主义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思潮和代表人物，皆是如此。

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被视为现代社会“三权分立”（权力制衡） 观念的创立者。我要提一个问题：《论法的精神》为何可以提出“权力制衡”的观念？要知道，法治（法的精神） 和权力制衡并没有直接关系。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正是基于对法国绝对君主制的批评和否定。他意识到，在绝对君主制中，如果不让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立和互相制衡，法治就会遭到破坏。前面讨论美国代议政治三权分立时我已讲过， 表面上它来自孟德斯鸠的思想，实际上美国围绕三权分立的政治实践与孟德斯鸠的主张有根本性不同。美国改进了英国的代议制，建立了不同于内阁制的总统制，规定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亦必须经民选产生，这才真正建成了权力制衡的体制。

以天主教和君权神授制为靶子（主要针对封建特权而非君主制本身），阐述现代价值，这在启蒙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伏尔泰那里反映得更为明显。在法国大革命中，伏尔泰被神化了，被称为“教人民如何争取自由”的思想家。其实，伏尔泰只是一位文学家和诗人，代表着社会良心。1728年，伏尔泰以史诗《亨利亚德》（Henriade）一举成名，该作品以法国16世纪宗教战争为题材，歌颂亨利四世颁布《南特赦令》保障信仰自由，是一位开明的君主，其目的是否定当时的君权神授制。

除此之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伏尔泰终身拒绝成为天主教徒，坚信现代价值和天主教势不两立。伏尔泰参加过牛顿的葬礼，极为钦佩英国的科学理论。评介英国科学的发展状况是伏尔泰在启蒙运动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他最早介绍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过程。他在伦敦时，从牛顿的侄女处得知，牛顿的灵感来自苹果从树上落下。他将该故事写进《论诗学》（Essai sur lapoésie épique）中，使其广为人知。

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性事件是《百科全书》（Encyclopedie）的出版，其目的正是用科学理性的新知识来反对天主教，使前者成为塑造新道德的基础，这一点在《百科全书》的编写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745年，狄德罗和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 Alembert）应出版商的邀请，着手翻译英国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创作的《百科全书》Chamber’s Encyclopaedia），在翻译过程中，他们认为钱伯斯的价值立场有问题。

毕竟英国的《百科全书》不可能包含反宗教的内容，也不可能指向包含道德的宇宙观，这与法国启蒙运动的大方向（反宗教；从理性推出道德）不合。所以，狄德罗组织一批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决定编写一套新的《百科全书》，其中包括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工程师、航海家、军事专家、医生等100多人，并在编辑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形成了“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es）。正是在百科全书运动中，欧陆理性主义形成了，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成为科学理性所反对的对象。只有一种超越视野的现代观念，开始建构出新道德和新的社会组织蓝图。

历史学家常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来代表法国启蒙思想家对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想象。1749年，卢梭曾参与《百科全书》中音乐和经济学方面稿件的编写。他通过批评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和休谟的思想来阐明其不同于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卢梭基于国民公意的社会契约论所刻画的应然社会，很容易偏离契约社会，成为某种新的社会有机体（道德理想国）。因为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社会组织蓝图的基础只有认知理性这一种超越视野，由一种超越视野规定的应然社会与传统社会相同，都是社会有机体。

廓清法国启蒙运动的本质以后，启蒙运动与现代社会起源的关系也就浮出了水面：现代价值并非产生于启蒙运动，只有当轴心文明传统阻碍现代价值的传播时，才会发生将现代观念建立在一种超越视野之上的启蒙运动。加尔文宗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化，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因此不需要启蒙运动。尼德兰社会未曾发生启蒙运动，光荣革命以前的英国也没有发生过启蒙运动。

美国的独立战争，虽然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但其现代观念早已形成，无须借助启蒙运动来塑造。路德宗社会亦蕴含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只是缺乏圣约观念，所以才没有出现类似加尔文宗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转化的历史过程；其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民族主义以及相应观念系统的催化，其中同样看不到法国式的启蒙运动。

但这是否意味着法国启蒙运动对现代社会的起源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有负面影响呢？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法国启蒙运动，只有英美自由主义推动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当前的现代社会将会更健康。这种观点大错特错。如果没有法国启蒙运动，现代观念系统就不会走向成熟，也不可能成为普遍价值。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的观念都起源于新教社会，圣约观念更与加尔文宗密不可分。

现代民族国家最早是在加尔文宗社会中形成的，整合性契约社会本是建立在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希伯来救赎宗教T1和古希腊罗马认知理性T3）之上（图4.7）。这时，无论是现代民族国家，还是现代价值系统，都与加尔文宗密不可分，它们还不是普世的，不能为天主教社会以及其他轴心文明所接受。

图4.7：加尔文宗契约社会的正当性

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反宗教撇清了现代价值系统与基督教超越视野的关系。例如，我在第四讲中曾讨论过自然权利向个人权利的转化，其中权利（Rights）取代“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就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成果，其背后是普遍价值独立于新教。如果要在现代价值系统之上建立民族国家，且宪法不再等同于圣约，只能把它视为国民公意，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正当性从加尔文宗社会中独立出来。

这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开始立足于民族主义（图 5.2）。这意味着现代价值系统可以为加尔文宗以外的社会甚至所有的轴心文明所接受，也就是说，现代契约社会的建立可以通过民族主义运动来实现。从此以后，民族主义的时代来临了。我会在第六讲中证明，它使得源于天主教文明的现代社会成为所有轴心文明进一步演化的目标。

图5.2： 民族主义成为建立现代社会的基础

启蒙运动使现代价值系统撇清了与基督教的关系。现代契约社会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这必然会带来新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只要民族主义不包含超越视野T1（或不同于T3的其他超越视野），或者现代价值系统只承认T3这一种超越视野，工具理性就会从T3和T1的分离共存转化为“大分离”（Big Separation），其后果是科学主义的兴起。科学主义成为现代价值系统的基础，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相结合，它导致现代价值系统发生畸变。一种超越视野对应然社会的想象再也不是契约共同体，而是新的有机体，极权主义社会随之出现（图5.3）。

图5.3： 科学主义和现代价值系统的畸变

民族主义以及对它的反思

事实不正是如此吗？世界近现代史中，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法国启蒙运动后，欧洲迎来了民族主义时代，在民族主义勃兴并普遍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中，各种“主义”通过法国大革命突然涌现出来。到19世纪上半叶，它们已如潮水般席卷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最明显的例子。

托克维尔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将其归为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们之偏激和脱离实际。他这样论述：“（他们）看到那些从往昔时代沿袭下来的凌乱古怪的制度，从来无人希图加以整饬，使之适应新的需要。这些制度虽已丧失效力，却仿佛还要垂诸万世，因此他们很容易对旧事务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

其实，情况远比托克维尔想象的复杂和严重，因为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告结束。为什么会这样？这正是现代价值基础改变，特别是用一种超越视野想象应然社会的后果。我在讨论法国大革命时会着重分析民族主义的勃兴，现在先简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起源。

虽然思想史研究者把柏拉图的《理想国》看作共产主义的源头，但如果严格从关键词来追溯观念的起源，“共产主义”（Communism）一词源于“公社”（Commune）。早期基督教（原始基督教）曾经短暂实行过财产公有，人称“共产公社”；中世纪这一观念在教会中再次显现出来。如前所述，基督教对应然社会的想象是等待末日审判的“教会”。

天主教会虽把法治封建社会作为末日来临前的应然社会，但没有私产、人人如兄弟姐妹般的“共产公社”理念一直存在于少数教徒心中。英国中世纪的“掘地派”（theDiggers）就是例证，其他基督教社会中亦存在这一理念，只是深藏于社会内部，没能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随着天主教传统在法国成为腐朽的官方意识形态，希伯来超越视野对应然社会的想象必定会从中游离出来。天主教会越腐败，这些想象越有吸引力，它们会如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开头，讲的就是徘徊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公社主义）幽灵。其实，“公社主义”（Communalism）一旦从希伯来超越视野中游离出来的，就会寻找新的正当性根据。它和认知理性超越视野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是知道这一点的。恩格斯去世前不久写了一篇题为《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的论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文章论述了“原始基督教历史”和近代劳动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惊人的一致性。除了出世这一差别外，基督教“公社主义”不仅和“共产主义”类似，其载体和命运亦出奇地相像。恩格斯还指出：和近代劳动者运动一样，基督教起源于被压迫者的运动；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理想，都主张对处于不幸中的人进行拯救。

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时间略晚于共产主义。自17世纪起，西方已经普遍使用“社会”（Society）一词了，它源于现代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公共空间的形成。而“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是从拉丁文“社会的”（Socialis）演化而来的，虽然在词义上与“社会”同源，但却代表了对现代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的批判。1803年，“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其早期意义与后来的用法毫无关系，是被用来批判18世纪盛行的个人主义，指的是“由上帝安排好的传统的社会制度”。

图： 克洛德·洛兰 《 示巴女王的登船 》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英国人欧文（Robert Owen）与罗贝克（John A.Roebuck）在英国曼彻斯特讨论问题的时候提出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观念起源于19世纪欧洲批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思潮。我在第二讲指出，“准社会”作为个体形成的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组织，是嵌入社会有机体内部的，不会与应然社会相冲突。而由现代个人形成的“社会”则不是这样，它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可能会颠覆既有的应然社会，带来各式各样的危机。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成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指向的“应然社会”。如果应然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应然社会是“（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所指向的就是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国家社会主义”；如果应然社会由天主教规定，“社会主义”就是“由上帝安排好的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并不要求取消市场经济，只是希望寻找一种方法来克服社会有机体和现代市场机制的冲突。无论是何种“社会主义”，其价值指向都是将市场经济重新整合进现代有机体中。现代市场经济脱嵌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越多，社会主义就越有吸引力。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以后，必然与认知理性相结合，成为“科学”的理论。在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眼中，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都是不彻底的。为什么？因为启蒙价值的最终目标只是建立民族国家，而“公社主义”却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家庭和私有制的全新世界。我在第七讲中会分析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其基本观念均建立在对三大现代价值的批判之上。马克思主义主张：继法国大革命后，应该是全人类更为彻底的革命，无产阶级通过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

法国启蒙运动带来了什么？个人的自由、平等和理性成为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它们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作为启蒙价值的实现，长期以来被视作建立现代社会的典范，其过程既有异于英国和美国，漫长和激烈程度更是匪夷所思。为什么法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与英、美有如此大的差别？

只要比较一下图4.7和图5.2，就可以看出：加尔文宗社会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正当性的最终根据是“圣约”，它基于两种分离共存的基督教超越视野和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启蒙运动排斥基督教超越视野，法国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来源是法兰西民族主义。这样，能否在法国建立起契约社会，取决于启蒙思潮何时包容天主教，以及有无英雄人物成为民族国家的代表。如果有人成为法国民族的代表，并以法兰西民族主义为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来源，法国会建立起君主制（或类似的制度），反之，法国将采取共和制。

由此可见，法国启蒙运动赋予现代价值以普世性后，它转化为社会行动时，其正当性来源不再如图4.7所示，而是如图5.2或图5.3所示。特别是在民族主义排斥基督教超越视野（或不同于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的其他超越视野）时，科学主义就会兴起，它会导致现代价值系统的畸变。一旦科学主义代替民族主义，成为社会制度正当性的终极来源，或者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极权主义就会出现。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世界历史正是如此。

首先是法国大革命引发了建立民族国家的高潮，天主教文明完成了现代转型，西方社会成为民族国家的集合。20世纪初爆发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民族主义的正当性遭到怀疑，部分国家建立起依据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政体，其背后正是图5.3所示的基本结构替代了图5.2的结构。

其他轴心文明在学习现代普遍价值以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亦出现了类似的现象。20世纪的俄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引发了十月革命，中国社会转型中发生的整合危机，则引发了更漫长的革命。它们与法国大革命有巨大差异，但都表现出相同的内在逻辑：在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无法为其提供正当性，导致科学主义兴起，以及现代价值畸变，新社会有机体得以形成。我在以下几讲中将细致分析以上内容。

在“君主”和“共和”之间振荡

为了揭示现代普遍价值向社会行动转化过程中历史展开的长程逻辑，有必要先分析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如前所述，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是法国政府因支持美国独立而引发的财政危机。在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的时候，政府只能增加税收。英国政府增税须经议会同意，法国已经建成了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制，按理说，增税只需国王作出决定，并不需要征求社会同意。

但18世纪末，君主的绝对权威已受到质疑，人民早已不能忍受官僚机构的压迫，加上天灾频频，国王增税时不得不考虑社会的反应。大革命前，贵族本是官僚的重要来源，属于国王统治机器的一部分。随着绝对王权威信的下降，贵族与国王分道扬镳，意识到必须限制王权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国王增税需要贵族的同意，这样只能回到法治封建社会的惯例，召开教士、贵族和城市代表所组成的三级会议，但这立即成为史无前例的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

如前所述，在欧洲法治封建社会中，只有英国进入了三角均势，并建立起限制王权的议会。法国的三级会议本就不是议会组织，法王腓力四世（Philippe IV leBel）最早召开三级会议的目的是扩张王权、限制教权，这与中世纪的英国议会有着本质的区别。自17世纪法国建立君权神授制以后，三级会议更是形同虚设，自1615年后就一直没有被召开过。召开三级会议的关键步骤是选举代表。在法治封建社会中，选举代表的目的是让不同的社会力量共同协商，而不是让一种力量消灭其他力量。

在英国议会起源的过程中，关键内容就是选举代表来表达不同集团的利益诉求，其间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但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已经摒弃了上述法治封建社会的传统，这时召开三级会议立即获得新的含义：它使得广泛的对国王不满的阶层组织起来，选举代表的过程变成民意代表宣传现代价值并将其用来动员人民参政。启蒙运动中形成的个人权利和理性的观念开始越出精英阶层而获得广泛传播，选举代表亦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人建立契约社会的起点。换言之，代议制政府成为诸多三级会议成员的价值追求。

随着三级会议的正式召开，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冲突浮出水面，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是教士、贵族代表人数的总和，他们的意愿极大影响了三级会议的走向。三级会议原本是在三个会议厅分别召开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坚持和贵族、教士共同讨论，要求审查代表资格，取消后两者的特权，以体现平等。但是贵族和教士代表不同意，会议陷入僵局。少量贵族和教士代表跑到第三等级会议厅表示支持，赢得了第三等级代表的赞赏。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其会议为“国民议会”，国王路易十六对此深表不满，下令封闭第三等级的会场。6月20日，第三等级的代表把会场移到一个室内网球场，并达成了所谓《网球场誓约》（TennisCourtOath）。第三等级议员宣布他们代表国民大多数，有权建立国民议会，并于7月9日改名“制宪会议”。国民议会是法国人民的议会，从此以后，国民议会和人民的互动主导了法国政治演进的历程，法国大革命的内在逻辑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了。

面对上述情势，路易十六调动军队，试图驱散会议代表。在巴黎附近确实驻扎有几万军队，问题在于，这时再动用军队会有用吗？在军队采取镇压行动以前，支持国民议会的市民就抢先一步，发动起义以保卫国民议会。他们开始寻找武器。法国的武器库在巴士底狱。巴士底狱原本是关押重犯的监狱，自亨利四世以后，成为法王驻扎军队的场地，但在大革命前夕只驻扎了约80个伤兵和30个瑞士佣兵。老百姓要进去抢夺武器，与看守的士兵发生冲突，群众砍下了两个首领的头，插在刺刀上游街。这就是1789年7月14日的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此后，路易十六虽然命令军队镇压，但在王权正当性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军队必然不会服从。

从此以后，第三等级的代表会议彻底转变成国民议会。他们有权把贵族和教士代表撇在一边，于1789年8月宣布废除各种封建特权。法国开始向现代国家过渡，于1791年9月颁布新宪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现代价值系统与天主教神学相互对立，法国作为实现个人权利和理性的现代国家，在思想文化上必定与英国、美国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彻底反天主教的国度。而天主教神学代表了欧洲的社会传统，反天主教意味着彻底地反传统，甚至要取消一切既有等级和特权。英国、奥地利和德国的统治者因此陷入了恐慌，他们扬言要干预法国，从而点燃了法国的民族主义火焰。

大革命之初，法国国王和王后已经被掌握在国民议会和群众手中，在外国不干预时，后者本打算利用前者来建立君主立宪国；面临外国军队的威胁，法国国王和王后于1791年出逃，却未成功，二人在1793年分别以叛国罪的名义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时，法国只能建立共和国，而且还要把共和制度推向欧洲各国。1792年4月，法国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

1792年9月，法兰西成为共和国，国民议会和群众愈发地激进化，他们不仅要废除旧制度，还要和英国、德国、奥地利对抗，镇压一切革命敌人。随着革命的发展和外国的干涉，国民议会和群众的互动导致国民公意凸显，成为革命行动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一历史关头被广泛地阅读和大量地引用。

在启蒙运动中，英美的契约社会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朦胧憧憬的社会组织蓝图，大革命以后，法国式的社会契约论取而代之，国民公意决定一切。国民公意指向什么呢？它首先指向镇压革命的敌人，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后，反对革命的教士和贵族也遭到镇压。革命不断激进化，国民公意把屠刀对准异见分子。

图： 克洛德·洛兰 《提洛斯岛上埃涅阿斯的风景 》

革命开始吞食其支持者，大革命的恐怖降临了，50万人被关进监狱，3.5万人被送上断头台。1793—1794年，国民议会中激进而意志最坚定的雅各宾派（Jacobins）施行专政，建立公安委员会，组织革命军队，对内镇压各种反动派和骚乱，对外打败干预革命的欧洲各国，并把法国大革命与共和体制输出至整个欧洲。1795—1799年，督政府派军队在欧洲推行共和主义。

在全民革命高涨的情况下，法国建立了新军队（国民自卫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此之前，欧洲各国的军事力量都是职业军队。职业军队都是为国王打仗的，现在的军队是为民族打仗。一开始，外国职业军队压根看不上法国军队，视其为乌合之众。实际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革命理想来组织和动员军队，军队人数可以不断地扩张，第一批就招募了30万人，这让其他欧洲国家目瞪口呆。

事实证明，所有的职业军队都不是它的对手。在此以前，法国经常打败仗，法国建立革命军队以后，所向披靡，一个20多岁的将军拿破仑成为共和国的英雄。有人认为拿破仑在指挥战争的时候，解决问题的速度比现在的计算机还快，而且他的每一个命令基本都是对的。随着拿破仑军队东征西讨，整个欧陆几乎被纳入拿破仑的统治之下。

法国的国民公意最后指向了什么？雅各宾专政是无法持久的，与此同时，法国虽然有宪法，却没有英国的议会传统，也没有美国的“圣约”观念。所以其最终指向以民族英雄为核心的皇权—官僚统治，拿破仑成为法国民族国家的象征。1799年，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1804年，拿破仑称帝，大革命终于有了结果。拿破仑制定了新的法典，用启蒙运动中的新价值作为法律根据，并力图建立一个新秩序以保障不断扩张的法国市场经济，还对英国实行封锁大陆的政策，这侵犯了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俄国）的根本利益，法国注定要与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展开一场武力较量。

拿破仑的军事失败导致拿破仑帝国解体、波旁王朝复辟。我问一个问题：波旁王朝即使不改变大革命建立的政体，能长治久安吗？不能！因为波旁王朝的国王不是民族英雄，不能代表民族国家。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革命必定再起。但革命建立的代议制政府又是不稳定的，国民公意不得不再次选择以民族英雄为核心的皇权—官僚统治。托克维尔曾指出：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并非大革命的成果，它们在大革命前夕就已经存在。

问题在于，大革命前后，皇权—官僚统治背后的正当性来源却发生了悄然的转换。这就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历史的演进过程，经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法国建立起奥尔良王朝，推行君主立宪制，这套体制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被推翻，法国步入第二共和国时期，最后，拿破仑的侄子称帝。在某种意义上，拿破仑三世（Louis-Napoléon Bonaparte）在大选中胜出，只是利用了法国人对拿破仑的追忆，但他称帝却再现了国民公意指向皇权—官僚统治的基本结构。事实上，法国经济正是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开始起飞的，法国成为可与英国比肩的强大富裕的现代国家。

以民族英雄为核心的皇权—官僚统治不具有可持续性。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德法战争中被俘，法国政体再次发生巨变。这时，国民公意再次指向代议制民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为什么法国的代议制民主姗姗来迟呢？原因在于，代议制民主作为契约社会的国家形态，立足于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启蒙运动以后，法国人对应然社会的想象只建立在认知理性这一种超越视野之上，国民公意在现实中只能指向与传统社会同构的有机体。随着启蒙运动开启的反天主教思潮退潮，法国人开始基于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来想象应然社会，代议制的契约社会才显现出来。

在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制时期，天主教神学是政治意识形态，因而成为启蒙的对立物，但它作为希伯来超越视野，是不可能被彻底反掉的。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大多数法国人仍以天主教为终极关怀。如何处理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一直是大革命后法国政府的难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被真正解决。法国大革命引发了欧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潮流，天主教文明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集合。这时，天主教已与政治无涉，它只是希伯来超越视野的终极关怀。随着法国的现代个人观念回归到两种超越视野之上，法国式社会契约论对应然社会的想象，日益远离社会有机体，法国代议制民主最终走向成熟。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第五章节第3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编校：睿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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