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马与洋枪：“经纬度”新书解码清朝军事衰亡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法联军逼近京师时，清廷仓促布防，调集大炮运抵城垣。不少陈年旧货重见天日，包括康熙年间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无敌大将军炮、神功将军炮和更多的明代火炮。炮身铭文记录着不同的年号，铸造时间距此时已有一百五十余年至两百余年。

一门门百年火炮静置城头，炮口朝外，即将面对的已是另一个时代的战争。清朝并非没有过锐意进取的时刻。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将骑射传统与明朝军事组织结合；徐光启耗尽心血引进的红夷炮，被清军调转炮口轰开明朝的城墙；康熙亲征噶尔丹时，特命传教士新铸火炮。对于战场上的新式火器、敌方降臣乃至陌生战术，清军多能设法吸纳，为其所用。然而，承平日久，清朝君臣自以为海内无事，军事进步的行程逐渐停滞。当英军的炮火轰开国门时，清军使用的火器与两百年前几无二致。

于是，一个悖论浮出水面：一个凭武力崛起的王朝，为何最终被自己亲手锻造的武装所反噬？

“经纬度·何以中国”丛书最新力作《弓马与洋枪：一部清朝军事兴衰史》即将上市。书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周天一，将带您回到鸦片战争炮响之前——那时，武备早已名存实亡。最精良的火枪被送进猎场，供皇帝围猎取乐。西学东渐的成果锁入深宫，成为与古籍字画并列的藏品。八旗子弟出入赌场戏楼，兵部大印丢失半年无人负责，军费报销流程中的公然索贿竟成惯例。王朝衰败的命运加速上演……

摘编自《弓马与洋枪：一部清朝军事兴衰史》，有删减

文 | 周天一

最精良的火枪在猎场

虽然康熙、乾隆都使用火器，但他们的火枪与兵丁使用的鸟枪并不相同，御用火枪装饰华美、品质上乘。当时通过贸易、战争缴获与使臣献礼，清朝皇帝也接触到一些先进火器，但往往藏于深宫之中，没有用来仿制并改良军队装备。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英国进口的连发火器被收藏于宫内，乃至于引发了“康熙朝有国人发明机关枪”的传闻。传闻中，有一个火器大师戴梓，据传发明了可以连发的火枪。其实，戴梓的连发枪炮，应该是中小型火炮，并非单兵连发火枪。对戴梓事迹较早的记载，出自乾隆朝昭梿所著《啸亭杂录》，称三藩之乱时，清军南下浙江进剿耿精忠，戴梓“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炮法，克江山县有功”。阮元《畴人传》摘录时亦记录为“连珠火炮”。可见，戴梓所献的是用于攻城的“连珠火炮”，更有可能是佛郎机那样的子母小炮。

纪昀（纪晓岚）描述了戴梓的连发火器的形状和大致原理。《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戴梓所造的“琵琶铳”，称这种枪形如琵琶，火药和子弹都存储在枪托中，枪上有精巧的机关“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共可打28响。成书于民国初年的《清史稿》在描述此事时，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法与西洋机关枪合”，但最终“器藏于家”，没有进一步发展。

根据纪晓岚的记载，戴梓所发明的是一种早期速射火枪，与17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洛伦佐尼手枪（Lorenzoni Flintlock Repeating Pistol）原理类似。这类武器实际上不能连发，原文也说了，需要扳两下机关，只是再装填过程耗时较短而已。要命的是，这类枪械的密封性和安全性都很差，枪中储存的火药很容易被枪管后膛外泄的火焰引燃，非常危险。故戴梓的发明虽然精巧，但其所谓的连发功能不具备实战价值。实际上，19世纪中后期金属定装弹药的发明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依赖火药燃气动力完成上膛退壳的机关枪则要更晚出现。

康熙琵琶鞘枪，清，昂里亚国（今英格兰）制造 图源：故宫博物院

清宫也的确藏有一件这样的武器，同样是康熙年间传入，就叫“琵琶枪”，原理和操作方法与纪晓岚的记载完全一样，不过人家写明了是“昂里哑国”所产，即英吉利产品。也许纪晓岚正是看到了这支英国琵琶枪，想到了前人记载的戴梓发明的“连珠火铳”，于是开始了文学想象。《阅微草堂笔记》本来就是收录大量神鬼灵异故事的笔记，并非历史记录。据《阅微草堂笔记》原文，戴梓未将琵琶铳献给朝廷的原因也很离奇。他梦见一人，以“上帝好生”之语诅咒他，他害怕了，于是将这支枪藏在了家里。

虽然清宫收藏的英国琵琶枪并不实用，但反映了清廷面对进口先进火器的一贯态度。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英国使节曾送上自来火鸟枪，该枪装饰华美，采用燧发枪机，扣动扳机，击锤上的燧石在弹簧带动下撞击钢片，打出火花，引燃药池中的火药。这支燧发枪较之清军装备的火绳枪先进一代，但并未引起清廷重视，这支枪也被小心收藏在清宫内。这个细节映照出“康乾盛世”背后令人震惊的军事停滞。当欧洲各国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不断革新武器装备时，曾经迅速吸收西洋铸炮术的清军，却陷入了技术保守的泥潭。

这种军事技术的停滞并非偶然。自以为天下太平，清廷逐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安全感：八旗铁骑依然威武，绿营建制依旧完整，周边又无强敌环伺。在这种虚假的安全感下，武备更新陷入停滞。乾隆帝夸耀“十全武功”时，却选择性地忽视了清军战斗力持续退化的事实。

八旗战力崩塌

乾隆在位时，为了培养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不准他们坐轿，一律骑马。而这些八旗大臣知道骑马颠簸辛苦，又知道乾隆脾气，就坐马车上下班。乾隆无奈，只好规定王爷和一品大员可以坐轿，其余再敢不骑马，绝不轻饶。结果到了嘉庆帝继位时，直隶提督上报的兵马档册里公开写着“轿夫十八名，具系战兵充役”，他一个武官不仅坐轿子，还敢让打仗的兵丁给他抬轿子。嘉庆朝有四品宗室仪续、仪平，擅自出京，“在外宿娼”。移驻盛京的宗室喀勒明阿，“强行奸污民女”。宗室喜龄，“经年在外宿娼”。甚至在军营中出现十余处赌场，军官带头设赌局。

这一时期，八旗的都统、副都统们已经连朝会都懒得去了。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宗室载锡迟到，嘉庆帝大怒，下令拖出去打板子，然而此后短短一周内，迟到的、干脆不来的，实在太多，甚至有亲王在内。嘉庆帝只好下令“暂免板责”，各罚一年工资。这些懒惰成风的腐败官僚原本也不靠死工资生活，这种处分对他们来说不痛不痒。

驻守统治中心北京的八旗军队也极为废弛，连宫廷门禁都没人管。嘉庆十五年（1810）六月的一道上谕就抱怨说：“近来门禁废弛，各处直班官兵，全不认真管辖，以致闲杂人等任意阑入，毫无稽考”，皇上家的大门随便进。时人昭梿还爆料，这些大内侍卫平时执勤时经常旷工，“累日不至”，即使上工，他们还嫌刀剑沉重，往往赤手空拳应付了事。到了夏天，这些御前侍卫就“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各门前的侍卫更是不堪入目，整天光着膀子在宫门外睡大觉，“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时有大臣相责，当事者竟说：咱虽然光膀子，但咱好歹大热天出来值班了，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使其裸背者俱全，已为厚幸，君尚何责哉？”）。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宫内顺贞门发生了一起行刺事件，表明最高统治者的安保团队都已经形同虚设。当时一个叫陈德的47岁御膳房厨子突发奇想地跑来刺杀皇上。百余侍卫，只有六人上前护卫，其余均袖手旁观。六个大内侍卫打一个老厨子，其中一人还让人家用一把小刀连捅三刀。

此后，嘉庆帝又多次督饬王大臣及八旗都统严行管束宗室、旗人等，令他们节俭度日，勤慎当差，演习清语及弓马技艺，力戒好勇斗狠、酗酒滋事、各处游荡，违者从重治罪。结果徒劳无功。旗人宁可把精力花在戏台上，苦练戏曲武行的假把式，也不愿意卖力气操练真家伙。

曾有御史和顺奏称，旗人中有人“演唱戏文”。在戏园演剧之日，戏班还请那人友情出演，一同登台。旗人当伶人唱戏，这是朝廷明令禁止的，嘉庆帝说八旗子弟“不务正业，偷闲游荡”，“掺入戏班，登台演剧”，简直“甘为下贱”。

御笔八旗箴 清 颙琰 图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嘉庆整顿旗务，却收效甚微。想要振作改革，嘉庆皇帝的态度也不甚坚决，遇到旗人的抵制，也不过写个文章回应一下，口吻唯唯诺诺，仿佛犯错一般。如此这般，整顿旗务失败已经是情理之中了。

嘉庆帝在一道上谕中就说：“满洲、蒙古、汉军皆系国初时随来，是以八旗子弟性本淳厚。兹因日久渐染流俗，习尚浮华，不知学习技艺。此皆各该都统、副都统平日不善教养，挑缺时只论家口挑取，并不教训，令其勤习技艺。”亲政20余年，嘉庆帝仍然把八旗腐化堕落的责任推给八旗各都统，似乎他整顿旗务的努力并未收到显著效果。他原本计划每隔十年就把一批北京的宗室送往盛京，然而只安排了第一批，他就去世了。

火药质量相差甚远

鸦片战争中，中英两国都使用黑火药兵器，然而其品质却相差甚远。清朝的岸防大炮比英军舰炮更重，理应射程更远，但实战中却往往被英军火炮在远距离压制，原因就在于火药质量的低劣。须知火器的威力，首先是由火药决定的。英国火药的品质远远优于中国土产火药。1825年，化学家歇夫列里在经过多次实验后，发现了黑火药的化学反应方程式：2KNO3＋3C＋S→K2S↓＋N2↑＋3CO2↑。根据这一方程式，英国配制了硝、硫、碳的配比为75％、10％、15％的枪用发射火药，以及配比为78％、8％、14％的炮用发射火药。英国以近代科学指导军械制造，并采用蒸汽机等机械生产，枪炮工艺精良，其火药的燃烧速度是中国火药所远不能及的。中国火药源于炼丹道士的偶然发现，制造过程中充满了玄学色彩，古代火药制造的一个核心流程就被称为“舂造”——火药的确是“舂”出来的。火药颗粒大小取决于工人的手感。根据嘉庆《会典则例》，雍正三年（1725）制造的火药，“计火药每万斤用硝八千斤，硫黄一千五斤十两，广胶六斤四两。烘药每百斤，用硝八十三斤十两八钱，硫黄十有四斤七两五钱”。广胶是用黄牛皮熬制的明胶，用于增加黏性，使火药粉末成粒，但总体含硝量偏高。鸦片战争中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采用的火药配方是硝80％、硫10％、炭10％，硝含量依然过高，容易吸潮，不宜久藏。英国人缴获中国火药，往往直接就地销毁，投之于海。

鸦片战争后，国人已经意识到英国火药的优长。1843年，福建提督陈阶平上书请求仿造西洋火药，他“多方购得夷炮火药一小包，用鸟枪试远，实有二百四十弓之数”。枪还是原来的枪，用了西洋火药，射程一下提高不少。陈阶平所配的火药中硝、硫、炭的比率大致是76∶11∶13，完全采用原来的材料，稍加改进配比，就取得很大进步。道光皇帝命令各地推广陈阶平的配方。福建监生丁拱辰观察更加仔细，称“西洋人用药，极意精细，其力足以击远，其烟多系白色”。但丁拱辰提倡的粤东火药之法，虽号称“其药力竟与洋药相等，烟亦白色，见火即燃，毫无渣滓”，但其制作方法令人无法完全信服。该制法一本正经地在火药制作过程中加入汾酒、顶好的大梅片、盐、白糖、萝卜、牛油等食材，很像炖肉：用白糖吸附硝石中的泥，用萝卜吸附硝石中的盐。硫磺用茶油煎之，去其面。再用牛油煎之，去其底。烧炭最讲究火候，“务令火候得宜”，“倘火候不到，其力不猛烈，火候太过，又不能致远”。制胶时，“以芭蕉树取汁多煎之，次日澄清去水，加大梅片二两共入锅内。锅外用滚水泡之，使镕化为糊，以硝磺及炭灰、汾酒合而同舂”。这些食材中的一部分是用于吸附杂质，高度白酒是用作有机溶剂，细究起来都有其道理，但制作过程混合着硫磺的刺激与牛油的脂香，想必味道扑鼻。

影响清朝火药质量的还有管理体制的问题。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统一划定了京城及各省火药、铅丸、火绳的加工银，各省硝、磺、铅斤的工料银及其运费银，此后虽有一些价格调整，但上涨的幅度根本赶不上各地物价、工价的实际水平。为了防止赔本，偷工减料势必存在，更不可能用什么汾酒、牛油、白糖之类当年比较昂贵的食材去大量制造火药这种战场消耗品。

《弓马与洋枪：一部清朝军事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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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天一

出版日期 2026.07

内容简介

本书以火器与骑射的冲突为线索，揭示了清朝军事从鼎盛到衰亡的全过程。从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到康熙的臼炮战术，从八旗体制的衰败到鸦片战争的技术代差，再到甲午海战的彻底崩溃，作者通过关键战役、制度僵化与外交困局，展现清朝如何在传统与近代化之间挣扎，最终走向灭亡。本书既有微观案例的深描，也有宏观视野的批判，是一部解码清朝军事衰亡的力作。

周天一，历史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现为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助理研究员。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为《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特约作者，著有《职贡图：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域外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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