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文革期间的检讨书流落民间，填补特殊年代连环画史盲点

有一段时期，笔者因为关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原版插图，而结识了上海收藏大家归琪先生。

归琪先生也提供了他收藏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原插图，大都是在网络上查找不到的内容，在归琪先生大力襄助下，笔者介绍了约有三四十种俄文版的插图，使我们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年的出版盛况有了更为翔实的了解。

在这一过程中，归琪先生也展示了他的“镇宅之宝”，这就是当年戴敦邦参与创作的连环画《智取威虎山》团队留下的厚厚一包检讨书之类的原始文档。

当时，笔者因为主要精力放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插图的发掘上，无暇细品、细赏归先生的“镇宅之宝”，最近一段时期，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戴敦邦的画作这个主题上来，便重新检拾起了归琪先生展示过的那一堆看起来属于故纸堆里的旧物、但其中却蕴含着惊人的文化秘讯的文档材料。

《智取威虎山》连环画1970年5月出版，是当时第一本样板戏连环画。作者栏署名为：文汇报《智取威虎山》连环画创作组编绘。

2010年，连环画出版社重版了这一本连环画，作者栏没有变动，仍然是：文汇报《智取威虎山》连环画创作组编绘。（2001年上海人美的精百系列中收此书时，也保持了原样的署名方式）。

有意思的是，连环画出版社好像对《智取威虎山》连环画情有独钟，2012年4月，又重版了辽宁新华书店1971年5月的版本，绘者署名为：温崇圣、顾莲塘、冯建辛、王义胜。

乍一看，这一套连环画与上海版的《智取威虎山》几乎如出一辙，甚至会误认为会不会把绘者名署错了。

但是稍稍对比一下相应的图幅，还是能够看出细微的差别（上为辽宁版，下为文汇报版）。

很难说这两本不同绘者创作的连环画，哪一本绘功更强一点，只是两本连环画，都完美地复刻了京剧版里的人物动作与形象，因为有一个共有的源头，所以两版连环画看起来难分彼此。

从时间线上来说，上海《文汇报》版要早问世整整一年。但遗憾的是，在连环画出版社出版的版本里，没有注明绘者是谁。

这里要肯定一下“大可堂”的版本。2001年，标明“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策划、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戏剧连环画”，搜全了八部样板戏连环画，并成一盒，集束推出。这个版本的好处，就是将八本连环画的绘者均一一考证落实。

大可堂版《智取威虎山》连环画作者栏内注明了绘者：戴敦邦、刘旦宅、张楚良。

三名创作者中，戴敦邦、刘旦宅大家比较熟悉，张楚良少有人知。

资料显示，张楚良 1933年11月26日生，浙江海宁人。主任编辑，摄影美术部主任。1954年毕业于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科。专长速写、插图、版画，后从事美术编辑。他的妻子吴云芳，在《乔老爷上轿》《枯木逢春》等多部影片中演过角色

张楚良作品

参与创作《智取威虎山》连环画之时，张楚良在《文汇报》工作，可以视着代表报社一方参与创作。

但大可堂重版的文汇报版《智取威虎山》连环画中，漏掉了一位绘者，这就是邓泰和。

邓泰和是代表工人身份的创作者，后来邓泰和去了美国。

邓泰和创作的连环画

我们在文革期间的《朝霞》杂志里，可以看到邓泰和绘制的众多插图，虽然他是工人身份出身，但是画技还是可圈可点的，可以说与施大畏一样，都是从生产第一线，凭着真才实学走到美术队伍中来的。

文汇报《智取威虎山》连环画的绘者分工，据归琪先生介绍：

张楚良绘制封面画，戴敦邦铅笔稿，刘旦宅毛笔勾线，邓泰和补景。

戴敦邦作为这一团队中唯一看过原戏的人，对《智取威虎山》连环画的创作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这里，我们回溯一下戴敦邦在文革中的经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戴敦邦在《儿童时代》社担任美术编辑，1967年，少儿出版社和《儿童时代》社受当时“市革会”的指示，合办一张《红小兵报》，这是当时唯一的一张少儿报。《儿童时代》已经停刊，失去基地的戴敦邦便调进了《红小兵报》，担任美术编辑。

在报社工作的戴敦邦，根据当时样板戏炙手可热的态势，绘制了一套《智取威虎山》场景图，一场一幅，共计十一幅，刊登在《红小兵报》1968年2月12日的第四版上。

之后，他又绘制了同等规格的《海港》和《沙家浜》。

《沙家浜》

不久，戴敦邦将这些配图增饰画面，使整个故事线条更丝滑一点，形成了一套较为连贯的套图，与嗷嗷待哺的上海幻灯片厂一拍即合，这些作品便制成幻灯片，出版发行，有了更大的影响。

影响辐射，引起了《文汇报》的注意，于是就有了戴敦邦加盟到文汇报组织的《智取威虎山》连环画创作团队的经历。

在文汇报提供的一间小屋中，戴敦邦绘制了近两百幅小草图，报社又请来了刘旦宅勾线，将草图放大，绘制成正稿。不久，又增加了邓泰和，以适应当时“三结合”创作结构的大势所趋。

而导致日后戴敦邦、刘旦宅写出检讨书的由头，我们可以在戴敦邦的回忆文章中看出来龙去脉：

——据此为防止异端思想，《文汇报》社为了加强创作组的政治思想工作，特意调来了上海空四军的一名美术干部——李伟信。其实，他对连环画创作一窍不通，而且当年他身负特殊任务，不日便要往返于京沪两地，故极少参与创作。整个绘制过程中，他仅放大了一张杨子荣半身特写的草图。——

李伟信后来的去向，比任何一本连环画描述的故事都具有戏剧性。

据王新全、徐鹏堂主编《1971年的故事》（ 2005年版）中记载，1971年的时候，李伟信与周宇驰、于新野在事情败落之后，相约开枪自尽：

——于是三人站起来，面向西方，枪口同时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周宇驰喊：“一二三。”三支手枪同时扣了扳机，周、于两人应声倒地，李伟信却朝天放了一枪，他看了一眼两具尸体，收起了枪，用上衣裹好，狼狈地走出玉米地，向民兵投降了。——

在1970年的时候，李伟信加盟进《智取威虎山》创作组，足见这本连环画受到重视的程度。但是李伟信还有更急的事情去参与，哪里有心事去从事定下心来才能一笔一笔绘成的连环画创作啊。

不过，从归琪先生收藏的资料来看，李伟信还是在宏观上提出了非常详细的意见，对每一幅图幅的构图，都不惜画出图样，标出动态，可以看出，只要得暇，他还是尽了一点心的。

在这个硬凑起来的合作团队的通力协作下，《智取威虎山》连环画，一幅幅地生产出来，积少成多，逐渐成形，象模象样了。因为是《文汇报》组织的作品，近水楼台先得月，先定稿的一批，便送交《文汇报》刊载。

第一部分《智取威虎山》连环画发表在1970年2月6日的《文汇报》上，之后画一批发表一批，一直到4月29日全部刊载完。

连载结束，又合订出版，很快在5月份，《智取威虎山》（征求意见稿）便以初稿的形式面世，同时，交由上海市出版革命组正式出版。

1970年8月5日《人民日报》上，刊载了署名为“上海国棉三十厂工人写作组洪山石”的文章“奋起彩笔绘英雄——赞《智取威虎山》连环画”，足见《智取威虎山》连环画在当时得到了非常之高的评价。

然而，随着九一三事件的爆发，李伟信参与到《智取威虎山》连环画创作中来，便带来了后续的麻烦，这就是我们在归琪先生收藏藏品的文件袋上潦草地写着“专案组”的原因。

戴敦邦、刘旦宅等卷入其中的绘者，也在劫难逃，不得不写下检讨书以度过审查关。

这些记载着特殊年代的连环画背后的波谲云诡风云的专案组的档案包括“工作日记”多年来一直秘不示人，深藏在《文汇报》的某一个无人问津的旮旯里，被人们彻底地遗忘。

1997年《文汇报社》搬家，这一堆着旮旯里的废纸堆，被当成垃圾按斤处理，流散到民间。

归琪先生当时在文庙发现了这一批资料后，以3仟元购得，这个价格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沉甸甸的，据归先生介绍，当时他月工资也就350元左右，现在看来，这一本本档案已经超越了用金钱来掂量它的价值的地步，因为在每一个纸片上，都深藏着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历史风云断片。

事过境迁，当年的参与者也能以平和的态度，来回看那一段涛走云飞的时段，对那段岁月里如坐针毡、饱受煎熬的“冰泉冷涩弦凝绝”的感受，也能以回眸一笑的宽大为怀泰然面对了。

日后，当归琪先生遇到《智取威虎山》连环画的四位创作者让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爽快地在这当年的包括检讨书在内的历史档案的册页上签上了他们的姓名，并且留下了他们的感叹之语。

其中邓泰和的留言写道：“重睹旧物，惊喜交集。”

张楚良写的是：“往事如梦。”

对文革中画家们的个人遭际，现在的回忆文章中多是语焉不详，遮遮掩掩，反而不如画家本人写的回忆文章更为大胆地直面现实的人生。

比如，《文汇报》 2016年4月8 日登载的沈嘉禄的文章《戴敦邦：画并快乐着》，就对戴老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说一半留一半：

——最使戴老命运跌宕起伏的是参与创作《智取威虎山》，好不容易画成后，直送中南海而得到伟大领袖的肯定。这下张春桥等人认为有资本可捞，着令有关方面清除创作队伍中的异己分子，确保重大任务完成。戴老（那时还是小戴）难逃一劫，被批判为“没有改造好的一小撮知识分子”，在参与《沙家浜》连环画的创作后也被缴了画笔，下放到儿童剧场扫地、撕门票，被剥夺了画画的权利，幸亏得到一位戏剧界朋友的宽慰，才鼓足勇气坚持到云开日出。——

根据这一段描述，好像是戴老在文革后期没有创作的权利了，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朝霞》杂志1975年到1976年停刊的最后一期，几乎每一期都有戴老的插图作品。

而在《红小兵》杂志1974年第14期上，还刊登了戴敦邦化名“奔侃”的样板戏套图。

作为一个画家，戴敦邦不愿意放下画笔，而去迎合那个时代的要求，创作了叠印着主体流讯的形象化作品，本无可厚非，这也是他人生创作履历中的不能被切割的基因链，如果缺失一块，那也就不能构成作为艺术家的他们的完整创作图谱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归琪先生收藏的戴老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书等历史文档，可以说是弥缝上了文化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盲点，可以让我们看清今天风轻云淡文化现象与符码背后的狂风骤雨般的印痕与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