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依繁  刘燕舞 | 尽孝与“薄养”：乡村养老文化视角下的农村家庭养老困境

尽孝与“薄养”：乡村养老文化视角下的农村家庭养老困境

——基于对华中 Y 县三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

吴依繁 刘燕舞

摘要：本文基于对华中Ｙ县三村的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从乡村养老文化视角探讨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研究发现，当地养老文化呈现出“崇孝”为表、“薄养”为实的鲜明特征。观念上，子女赡养责任被窄化，老人普遍内化“家庭负担”的自我定位；现实中，老人自养阶段被迫延长，代际物质与精神支持有限，高龄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料质量低下。“薄养”文化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模糊与转译尽孝的定义弥合传统孝道话语与薄养现实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借助“会做老人”“子女能力不足”等叙事拓展尽孝行为的边界，使有限赡养获得道德认可；另一方面，通过将临终照料作为“孝心”的唯一象征重构尽孝行为的意义，掩盖老人自养阶段的生活困境。“薄养”文化生发于农民家庭发展目标的经济理性主义转变、村庄道德评价体系的残留以及社会舆论约束力的下降。乡村文化通过选择性借用和转译传统资源为变动中的生活实践提供合法性辩护，其名实分离反映了乡村公共道德的深层危机。未来要让乡村真正成为农民精神可栖息的家园，需重构乡村公共道德责任。

【作者简介】吴依繁,女,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刘燕舞，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表期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IF 10.135；AMI核心

一、研究背景

农村养老问题凸显：老年人口构成了中国大部分村庄最主要的留守群体。中西部村庄人口呈 “一老一小” 留守结构，农村养老成为乡村建设核心议题。然而，传统乡村近年来受到了城镇化与市场化的猛烈冲击，传统孝道实践与现实养老行为出现严重割裂。

现有研究局限：对现有的对农村孝道文化变迁与实践的研究，以及用乡村文化视角解释农村养老文化的研究进行梳理，笔者发现当下农村养老实践中话语与行动之间的张力显示出巨大的理论潜力，对该问题的回答既能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生活转型提供微观切口,又能够进一步揭示文化自身的运作逻辑，为本文提供启发。乡村养老文化的研究必须置于特定的村庄社会结构、农民生活情境与经济制度变迁背景之下进行理解。

调研现状：Y县农民在日常话语中强调“以孝为先”的道德准则，但从老年人普遍的生活状况来看，绝大多数老人以自我养老为主，子女对老人的养老支持有限且不足以保障老人的日常生活，高龄老人的照养困境凸显。

二、研究问题

1.哪些具体的观念和实践是被文化定义为合理的？即乡村养老文化的内容是什么？

2.文化是如何解释这些观念和实践,以此为它们赋予合理性的？即乡村养老文化的合理性来源是什么？

3.文化反映出的真实生活逻辑是什么？即乡村养老文化如何生成？

4.村庄尽孝社会舆论与“薄养”文化观念之间的张力是如何被弥合的？

三、研究设计

1.内涵界定

将乡村养老文化定义为：界定何种“针对老人群体的态度及赡养行为”是合理的且具有共识性的定义系统。乡村养老文化最重要的功能是区分出何种对待老人的态度观念及赡养实践具备可被村庄社会舆论所接受的合理性。

2.研究方法

田野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调查方法。半结构化访谈法：对村干部、小组长、村庄中的中青年和老年群体进行访谈，收集60岁以上老人案例75例，村组干部案例７例。参与式观察法：笔者于Ｙ县的Ｆ村、Ｂ村和Ｄ村开展了为期11天的田野调查，深入观察村庄老年人的生活、家庭代际互动及村庄公共生活。

3. 田野地点

选取华中Y县的F村（平原村）、B村（山区村）、D村（丘陵村）三个村庄。三村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类似。村庄有宗族底色，社交密切、舆论有约束力，白事等仪式尚存互助传统，但近年来受城镇化与市场化冲击，文化呈强烈过渡性质。

4.研究分析框架

本文从乡村养老文化视角探讨农村家庭养老困境，遵循呈现文化现象本身、分析文化的作用机制和探讨文化的生成机制的逻辑顺序，展现养老文化如何作为农民生活转型与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的中间机制发挥作用。

四、研究发现

1.“薄养”文化的观念表现

具体表现：子女普遍形成了有限赡养责任观，子女养老观念出现强烈的“责任自负”倾向，提出 “会做老人” 道德标准，老人应当自觉不给子女增添负担；老人则内化了老人负担论的观念，以经济价值衡量自身，将自我定位为家庭“负担”，通过外部评判内化与情感重申被强化。

观念转型的调适：现实中养老观念转型与传统孝道伦理之间的张力弥合是通过拓展尽孝行为的边界实现的，养老责任边界重构的观念并非直接否认孝道伦理，而是通过“会做老人”和“子女能力”两种叙事，拓展了尽孝行为所能涵盖的行动边界。

2.“薄养”文化的实践表现

三个特点：其一，老人自养阶段的无限延长；其二，代际支持十分有限。子女不给定期生活费；其三，半失能失能老人获得的家庭照料质量较低。

实践转型的调适：养老实践转型与传统孝道伦理之间的张力弥合是通过重构尽孝行为的意义界定来实现。老人在自养阶段，子女不介入或仅给予微薄的支持不会被定义为不孝，最能体现子女孝心的行为是在老人失能后不弃养或不把老人送去养老院。

3.“薄养”文化的生成机制

笔者将以“薄养”文化的三个特征为线索，分别讨论其产生的具体社会情境。

“厚养”的现实困境：农民家庭目标从家族延续转向子代向上发展，家庭资源全面向下一代倾斜。父代被整合进子代家庭劳动体系，有劳动能力时持续付出，丧失劳动力后尽力减少负担。

“尽孝”的现实需求：村庄道德评价体系残留者对孝道的推崇，“是否尽孝”成为公共评价标准，直接遗弃、虐待老人会遭受全村长久的舆论谴责。但道德要求与家庭现代化实践冲突，因此农村养老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出现了对孝道推崇名与实的分离。

“薄养”的实现条件：村庄舆论约束力下降评判偏离。舆论只评判子女“有无”赡养行为，不评判内容与质量。同时，市场化逐步替代传统乡村邻里互助体系，农业劳作、红白事务均可付费解决，村民之间的利益与责任联结不断弱化，村庄公共性持续瓦解。

五、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当前华中农村养老文化呈现名实分离特征，表层推崇传统孝道伦理，现实形成　“薄养”　实践，形成“孝道的形式化”，其名实分离反映了乡村公共道德的深层危机。

“薄养”文化通过拓展尽孝边界与重构尽孝意义弥合传统孝道话语与薄养现实之间的张力，为家庭经济理性主义下形成的养老实践提供了新的合理性语境。

“薄养”文化生发于农民家庭发展目标的经济理性主义转变、村庄道德评价体系的残留以及社会舆论约束力的下降。

2.研究启示

当文化价值取向转向经济理性，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将更为深切。乡村要真正成为农民精神可栖息的家园，必须警惕经济理性对弱势群体的挤压，重建乡村公共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