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灭，一场金融风潮绞杀百年钱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文│陶水木

19世纪末浙江宁波全景

自1931年起，浙江各地接连发生钱庄倒闭清理事件，至1935年发展成波及全省的大风潮，使浙江钱庄数量急剧减少，给浙江的金融业以至全省经济以重大影响。

这次钱业大风潮引起当时社会广泛关注，许多报刊发表评论，析其成因，提出了诸多解释，诸如资本薄弱、股东不健全、市场不景气、联号太多、上海钱潮的影响、无准备款之组织、银行的兴起、同业倾轧、店员自私自利竞提存款等等。

笔者以为：引发浙江钱业风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既有全国性的一般原因，也有浙江比较特殊的原因。这里，笔者拟就丝茧业衰落、浙沪钱业关系、浙江银行业的畸形发展与这次风潮的关系作些分析。

风起于青萍之末

震丰缫丝厂旧址

浙江以“丝绸之府”著称，丝业在浙江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海开埠后，中国生丝出口量猛增，如以1843年的出口量为指数100，则1845年为723.8，1848年为1252，1852年为1354，1856年为3215.6，1860年为3798，其中上海的出口量自1846年后始终占90%左右，而上海出口的生丝主要是湖州辑里丝。当时英国对华贸易报告说“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浙江北面的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直至1920年前后，浙江的蚕丝业一直处于兴盛时期，浙江的丝茧产量仍达全国的三分之一。

但进入民国后，日本生丝业也在迅速发展，且因其丝质总体上优于中国，其发展速度远快于中国。至1925年，日本的生丝出口额已是中国的2.6倍。至30年代初，日本生丝产量已占世界的80%，已是中国生丝产量的五六倍，而1932年的输出额已是中国的7倍，国际生丝市场已基本为日本所占据。

国内市场方面，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丝绸业又失去了东北这一重要的国内市场，同时又遭受人造丝的严重挤压。中国蚕丝业面临空前的灾难，而浙江损失尤重。江、浙、皖三省的厂丝，以前最旺时年出口达15万担，至1930年代初仅1万担。30年代初，江、浙两省每担千两以上茧本的生丝以半价出售都不可得，以致新茧上市，虽跌至每担二三十元都无人问津；至1935年，新丝价惨跌到每百两12元，绸每百两25元左右，其价格几乎与麻布相当。浙江杭、嘉、湖地区的丝经行、茧行及缫丝、丝织工厂纷纷倒闭。1928、1929年，仅杭州市就有包括纬成、天章、虎林等著名公司在内的25家绸厂停歇；1933年，丝业中心南浔各经行，完全停顿。诚如时人所谓“此诚丝茧业空前未有之大劫”。

钱业会馆旧址

浙江的钱庄（特别是杭、嘉、湖地区的钱庄）与丝茧业有密切的联系，平时丝茧业的资金融通主要依赖于钱庄，钱庄运行资金——无论是资本还是存款，丝茧业都是重要来源。当丝茧业面临危机时，江、浙两省抵押于银钱业的丝茧总值达4,000万元。丝价惨跌和丝茧行及缫丝、丝织企业的停歇直接导致浙江，特别是丝业重地湖州、嘉兴地区钱庄大量倒闭，嘉兴钱庄甚至一度全军覆没。史料载吴兴“钱业本极兴盛，民国十八九年间共有二十六家之多，二十年后，因丝市衰落，各业不景气，钱业闭歇日多，迄今仅存四家”，以至“因不足法定家数，故同业公会（1928年成立）也无形消灭矣”。嘉兴“（民国）二十一年仁泰、通吉、元大三家受丝茧及公债之影响，先后停歇。二十三年春，大亨、义康收歇，中秋后滋源、衡源、聚源因发生提存风潮，同时倒闭。此时嘉地钱庄仅存义盛、永康、正兴三家，然已成强弩之末，及年终均自动收歇，故现嘉地钱庄已全部消灭，可谓衰极矣”。

就全国而言，丝业惨落可能不是直接导致钱业衰落的主因，但就浙江，特别是杭、嘉、湖地区，它却是导致钱业风潮的主要原因。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民国上海商界大佬

1930年代前期浙江钱业风潮与上海金融业发展状况也密切相关。近代浙沪经济联系十分密切，浙商是近代上海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区域商人群体，而旅沪浙商以金融业见长，在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各业，尤其钱庄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一是浙江一些钱庄、特别是宁绍地区钱庄多为与上海浙籍钱庄同一庄东的连号庄。上海钱庄起源于清乾隆初年浙江绍兴木炭商人兼营货币存放业务的炭栈，此后浙江商人在上海钱庄业发展中始终居主导、支配地位，至20世纪初上海形成九大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其中浙江占了6家，即镇海方家、李家、叶家，鄞县秦家，慈溪董家和湖州许家。其实，九大钱业集团说并不确切，因为这一说法没有把一些民国时期兴起的大钱业家族如慈溪徐（庆云）家、宁波孙（衡甫）家等列入其中，也没有把清末已是上海著名钱庄主、民国时期继续发展的绍兴陈（春澜家族）家包括在内。沪上浙籍钱庄庄东，特别是上述浙籍钱业家族集团大多同时在上海及本省宁波、杭州、绍兴等地开设有多家钱庄，且这些钱庄多为连号庄，资金互为挹注，经营呼吸相通，共为进退。

二是浙江一些钱庄与上海钱庄的经理人员有密切关系，不少上海钱庄浙籍经理同时投资浙江宁绍地区钱庄。如1934年，上海浙籍著名钱庄经理俞佐庭、王鞠如、盛筱珊、赵文焕、张善述、何衷筱、傅洪水等都在宁波投资钱庄。有些浙籍钱业著名人物往返浙沪，交替地在两地钱庄任经理，不少在上海的浙籍钱庄经理与浙江宁绍地区钱庄经理除了地缘关系外，还有血缘关系。

昔日钱庄银号林立的上海街头

三是浙江、特别是宁绍地区钱庄与上海钱庄在资金往来方面非常密切。因为宁绍地区相对于上海工商业经济比较落后，钱庄资本出路狭小，所以宁绍地区钱庄常将资本大量拆放于有连号关系或血缘、地缘关系的外地钱庄，特别是上海钱庄。1929、1930年，宁波钱庄放款于外省的达4000万元，其中放款上海占四分之三；1934年底，宁波钱庄放款于上海的仍达2000余万元。就个别钱庄而论，因上海恒隆钱庄（宁波秦氏家族开设）经理陈子埙赴沪前曾长期任宁波震恒钱庄（也为秦家所设）经理，并任宁波钱业公会董事，还投资宁波慎丰、泰源、永源、余丰、恒丰多家钱庄及杭州寅源、仑源钱庄，与宁波、杭州的钱业有密切关系，所以该庄有大量的宁波存款，1919年达37万余两，而宁波钱业托该庄代放的款项多时达二、三百万两。另一方面，浙江、特别是宁绍地区钱庄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旅沪工商业者，包括沪上工商业盈余积存、赡养费、支援家乡建设费等，所以上海工商业、特别是金融业发展状况对宁波钱业影响极大。

从1930年起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明显影响中国，加之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影响，上海工商业经营日益困难。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后，更加剧了上海金融恐慌和经济危机，至1934年底，上海即有7家银行倒闭。1935年1至5月，上海通易银行、荣康钱庄、益康丰记钱庄、德昶钱庄、宝大裕钱庄、永昶钱庄、同泰钱庄、明华银行、美丰银行、鼎牲钱庄、上海宁波实业银行、江南银行、上海国货公司及天福、鸿章盛商店闭歇，银钱业视为空前之巨变，而这些闭歇企业大多由浙商参与投资或经营。

上海金融风潮直接给浙江钱业以重大影响：一方面，它使浙江钱业大量放款难以收回，如1934年仅宁波就有1600万元上海放款无法收回；另一方面，又使浙江钱庄、特别是宁绍地区的钱庄存款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是引发1935年七、八月宁波金融风潮（进而波及全省）的重要原因。

生态位惨遭占挤

位于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大楼

一般学者已论及的银行业发展对全国钱业衰落的影响，就浙江来说更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浙江是最早设立银行的地区之一，但自1907年浙江兴业银行创办至1924年，浙江银行业的发展并不快，共创设银行34家（包括总行和分行，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均同）。1924年至1935年增至121家，时人称突进时代。尤其是1932至1935年，浙江银行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从1932年到1935年，浙江银行家数从59家增加到121家，短短4年，增长1倍多；资本也由3189.46万元增加到5847.37万元，增长近90%。1927到1937年浙江地方银行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浙江银行业发展的缩影。1927年，省办的浙江地方银行还只有3处分支机构，至抗战前夕发展到8处分行、46处分理处（包括办事处），并在全省76县全部建立县金库，未设立该行分支机构的县，确定由县金库代办该行业务，这等于全省每县都有该行业务机构。1932、1933年，浙江地方银行的营业额和纯利成倍增长，其营业额1932年为1465.59万元，1933年为2341.79万元，年增长67%；其利润1932年为7.682万元，1933年为22.76万元，年增长196%。

当时有人专门研究，浙省银行的资力约是银行资本的5倍，那么1935年浙江省银行的资力近3亿元。而1933年，浙江全省共计632家钱庄，资本额连同公积金及附本共计953.13万元，只有1932年浙江银行资本的29.88%，1935年银行资本的16.3%。相对于银行资本，浙江钱庄业已经处于极其微弱的地位，其业务发展已受到严重影响。

浙江实业银行股票

考察这时浙江银行业发展对钱庄的影响，尚有两点需特别注意：一是各县区农业金融机构包括农民银行、农民借贷所、农民放款处、农民借贷所筹备处的迅速发展。据统计，这类金融机构至1935年已发展到45家，资本109.66万元。而且这些农民金融机构基本上是1931年以后设立的：1929年设立者1家，1931年设立者5家，1932年设立者11家，1933年设立者6家，1934年设立者14家，1935年设立者1家，另有7家农民借贷所筹备处设立时间不明，但既然还是筹备处，一般来说，应是较晚设立者；二是银行在农村中小城镇普遍设立办事处。前项关于浙江银行数量的统计，笔者只统计到总行和分支行，如果把设在各县区城镇的办事处统计在内，则1935年已达271处，比1935年全国银行年鉴的119家多119.3%。银钱两业的经营业务大致相同，特别是进入20年代后，银钱两业在存款、放款、国内汇兑等业务方面更趋同化，竞争也趋激烈。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至1935年，浙江银行业不但数量上迅速增长，而且通过设立各县农民银行及在中小城镇设立银行办事处，把势力迅速伸展到浙江中小城市、乡村集镇，使钱庄的活动空间被严重挤压，业务受到致命性打击。据估计，仅1934到1935年，浙江全省从钱庄业流向银行的资金总数就不下千万元，超过1933年全省632家钱庄的资本额连同公积金及附本总数（953.13万元）。而浙江银行业、特别是各类农民银行、农业金融机构迅速发展的1931年至1935年，正是浙江城市工商业衰落、农村经济面临破产时期，浙江钱庄业一方面受到银行迅速扩张对其业务的侵夺，另一方面又受城乡经济萧条的严重影响，大量倒闭歇业是很自然的了。

综上，中国蚕丝业的惨落和上海金融风潮直接引发了1930年代浙江钱业风潮；浙江银行业自1927年以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31年以后与整个经济不相协调的畸形发展，也是浙江钱业风潮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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