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馈彩 窑火凝华——珐琅彩的矿物密码与文化交融

（本文发表于2026年第2期）

第一作者简介王晓晓，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通信作者简介王晓阳，工程师，主要从事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在故宫博物院的柔光下，一只清雍正年间的黄地珐琅彩诗句梅花纹碗静置于展台。此碗内壁白釉温润光洁，外壁明黄釉色温暖尊贵，其上绘制的梅花清雅绽放，加上一侧的五言诗句，尽显清代宫廷艺术巅峰造诣。这份跨越三个世纪的璀璨之美，着实令人赞叹。珐琅彩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文化与艺术领域，笔者不揣冒昧，力图从矿物角度去解读绚烂的珐琅彩——这份色彩密码，实则深藏于地球古老的岩层之中。

珐琅彩的绚烂，本质上是矿物在烈火中的重生，是地球用亿万年时光封存的色彩密码。这些沉默的石头，历经岩浆的熔炼与地壳的塑造，蕴藏着原始的能量与神秘的色彩。古人的巧思与火焰的力量共同解开了这本矿物天书，将它们点化为文明的瑰宝。让我们溯源而上，揭秘这场“石与火”锻造的艺术传奇。

> [清·雍正]黄地珐琅彩诗句梅花纹碗

视觉中国/供

珐琅彩：

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旅

“画珐琅”最早出现在15世纪中叶欧洲的佛兰德斯地区，15世纪末，法国中西部里摩居的手工匠人以“内添珐琅工艺”为基础，将其发展成在银器和玻璃等材质上加以装饰的“画珐琅”，成品流光溢彩，深受贵族喜爱（刘进，2022）。

> [17世纪末至18世纪法国]

铜镀金壳画珐琅怀表

视觉中国/供

1684年，康熙帝收复台湾，之后海禁渐开，中西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随着来华的传教士涌入，西方的宗教观念、服饰及各类工艺品，包括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刘雨，2024；周敏，2024），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被进贡到内廷（张楚，2025）。康熙帝被其绚丽的色彩深深吸引，希望中国工匠也能掌握这项技术。由此，康熙帝设置了“珐琅作”，专门研究珐琅技术。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开始试烧，反复实验，一开始将进口的珐琅涂料用于铜胎、银胎、紫砂胎等胎体上，珐琅华贵艳丽的效果都没能得以体现。后来，康熙帝想到了瓷器，瓷胎画珐琅（即珐琅彩）便诞生了（查淑香，2019）。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历经32年实践探索，才结束了试烧初级阶段，步入成熟完美阶段（王健华，1993）。这一时期的珐琅彩属初创阶段，借鉴了铜胎珐琅的制作工艺和风格（刘雨，2024），纹饰多以花卉写生为主，牡丹、莲花最多，其次为菊、梅、月季、宝相花，以及绣球、竹石、牵牛花等，有花无鸟，更不见山水人物（何琦等，2018）。

> [清·康熙]蓝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

视觉中国/供

> [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纹碗

视觉中国/供

珐琅技艺突破于雍正年间（1723—1735年），由于珐琅料均需进口获取，严重制约其工艺发展，雍正帝决心研制国产珐琅。造办处的匠人们于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二十二日开始试炼珐琅料，直到七月十日，历时约5个月，成功利用本土的铅、钴、硼砂等矿物原料，炼制出国产珐琅彩料。同时，炼制技术实现突破，解决了珐琅釉与白瓷釉面结合的问题，可直接在白釉胎体上进行绘画（张朝智，2019），这一突破标志着珐琅彩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雍正时期珐琅彩除延续花卉题材外，还增加了鸟雀、竹石、山水、人物，常根据绘画内容配以诗词（瓷业革命——珐琅彩瓷，2018），尽显文人意趣，工艺水平上升到新高度。

> [清·雍正]兰石图题诗句碗 王晓晓/供

> [清·雍正]珐琅彩百花不落地茶圆

视觉中国/供

雍正时期珐琅彩工艺的本土化突破，为乾隆时期的技艺巅峰奠定了基础。乾隆年间（1736—1796年），珐琅彩技艺登峰造极，画面题材包罗万象，有山水、人物、楼阁，构图繁复精巧，并运用开光、镂空等技法增强立体感。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被誉为“瓷母”的乾隆各种釉彩大瓶。它集17种釉彩于一身，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瓷器的制作方法，是中国古代官窑器型最大、釉彩最多、工艺最复杂的瓷器。工匠们运用多次、多温区烧成工艺（周雨婷等，2025），并巧妙融合欧洲与中国的传统图案，在烧制难度极高、成品率极低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古代制瓷史上的巅峰之作。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陶瓷文化可谓精妙绝伦，因政治安宁、经济繁荣、皇帝推崇，瓷器成就卓越，为中国陶瓷技术更新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一个时代的璀璨象征（吴文静，2013；周弋琳，2013）。

> [清·乾隆]人物图六方瓶 王晓晓/供

> [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 王晓晓/供

> [清·乾隆]粉彩镂空花卉纹葫芦式转心瓶

王晓晓/供

色彩之源：

大地深处的矿物调色盘

珐琅彩的出现代表了陶瓷颜料运用的崭新维度。其色彩丰富多样，具有极高的表现力（程丽，2024），其中的红、蓝、黄、绿、紫色，大多都能对应到具体的天然矿物或从其中提炼出的呈色组分。正是这些天然的矿物，共同构成了珐琅彩绚烂的调色盘。

红色分为金红与铁红。金红又称胭脂红，其核心是昂贵的金属——黄金。自然金或含金银矿通过陶瓷着色工艺，经“炼料”制成金红颜料。铁红有两种制备方式，一种是选用赤铁矿，矿石本身就已经是氧化铁，只需去除杂质、细磨过筛即可直接作为“铁红”入料。另一种传统工艺是“矾红”法，即以青矾为原料，通过煅烧使其转化为纯净、鲜艳的铁红粉，该法所制颜料色泽更为亮丽，成为珐琅彩中常用的红彩。

> 自然金 陶西明/供

> 赤铁矿 视觉中国/供

深邃如夜空的蓝色，来自钴矿石。钴矿在中国境内很稀少，清宫所用钴料主要靠欧洲传教士自海外带入，原矿为辉钴矿。矿石先经800 ℃以上高温氧化焙烧，砷、硫挥发后得到氧化钴，再将其配入铅硼玻璃熔块，便呈出那种带紫调的深宝蓝。若钴里混入少量锰，则现天蓝色。

> 钴矿石 赵洋/供

象征权力的明黄色，是唐代以后皇权的专属色彩。珐琅彩中黄彩的主要矿物原料为辉锑矿，而康熙时期之前的瓷器黄色主要为铁黄，这是区别珐琅彩与传统五彩的重要特征。其工艺主要是把辉锑矿氧化焙烧成锑白，再与铅丹、石英一起熔融，就得到色调纯正、遮盖力强的锑黄。这种配方是清初随传教士传入的“洋黄”，与中国传统铁黄对比，一眼可辨。

>辉锑矿 赵洋/供

绿色调的核心是铜元素，主要取自孔雀石，有时也辅以蓝铜矿（古称石青）。直接焙烧孔雀石或蓝铜矿，使其分解产生氧化铜，再将氧化铜融入铅硼玻璃熔块中，便可以得到翠绿、草绿色调。若需要更稳重偏冷的橄榄绿，则需要在上述铜基原料中额外加入少量铬铁矿，经焙烧后铬铁矿分解生成氧化铬，再与铜基氧化物调和。

> 孔雀石和蓝铜矿 陶西明/供

天然形成的稳定紫色矿石较为罕见，珐琅彩基本靠“锰紫”。先将软锰矿或菱锰矿焙烧得到氧化锰，再混入石英、硼砂等基础釉料，经高温烧制呈现出紫色。有时还会搭配钴矿石原料，以此调配出不同深浅的紫色。

> 菱锰矿 视觉中国/供

清代珐琅彩的五种主色，其最终呈色依赖不同的金属元素。这些关键的着色元素，最初都来源于天然矿物之中。这些矿石经过“选矿、焙烧、提纯、熔配”四道工序，最终制成低熔点铅硼玻璃彩料，才得以在750 ~ 850℃的明炉中烧出永不褪色的宝石般釉彩。

火的艺术：

古人如何点石成彩?

当各色矿物准备就绪，接下来便要考验匠人驾驭火候的智慧。唯有经过火的洗礼，才能让这些大地馈赠的色彩完美绽放。

在施展所有绚烂色彩之前，工匠们需先完成“胎体塑形、素烧强化、施釉成型”的精密工艺，打造出珐琅彩的“双重基底”。以高岭土与瓷石为核心原料，经淘洗、陈腐、揉泥、手工拉坯成型，随后进行约800℃的素烧，为釉层附着奠定基础。紧接着，在其上施覆一层由石英、长石及助熔剂硼砂等原料调配而成的透明釉（白底釉），再经约1300℃的高温烧制，胎体瓷化，釉料则在硼砂作用下充分熔融，形成一面光亮莹润、与胎骨密合无间的白釉基底。至此，胎与釉已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致密温润的洁白“画布”，为后续珐琅彩绘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有了稳定的白釉基底作为依托，接下来便要将坚硬的矿石转化为流动的色彩。这是一场人类与窑火进行的精密对话。古人虽无精密仪器，却凭借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驯服了无形的火焰——温度与窑内氧气。

开启色彩大门的钥匙，藏在矿石深处。坚硬的矿石被反复捶打、碾磨，变成细腻的粉末。这个过程如同解开封印，释放出锁闭在矿物晶体中的显色“钥匙”，即金属离子。

真正的考验发生在窑炉之内。温度是驱动一切的引擎，不同的色彩需要不同的温度。白釉需要1000℃左右才能熔融透明；钴蓝釉的最佳状态在1280℃左右；而娇贵的胭脂红釉，则需在800 ~ 850℃低温下精确控温烧制，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以保护那些微细的金属粉末。

除了温度，窑内的氧气控制也至关重要。在氧气充足的环境中，铜离子呈现翠绿色。匠人通过特殊方法（如减少通风、投入湿柴）制造缺氧环境来调整颜色，稍有不慎，氧气多则返绿，温度低呈棕黑，这种转变极其敏感，稍有差错，整窑瓷器就可能报废。

那么，没有精密仪器的古人又如何精准掌控无形的氧气和温度呢?古人判断氧气含量的方法，同样源于对火焰与烟气的敏锐观察。在烧制过程中，匠人通过观火孔观察窑内火焰的颜色状态，火焰明亮偏白，多为氧气充足，火焰绵长呈淡蓝色或略显浑浊，则为氧气不足。烟气也是重要信号，浓黑烟往往意味着燃烧不充分，青烟或几乎无烟，则代表通风良好，处于氧化环境。这种“看火辨气”的经验代代相传，成为调控釉色成败的关键技艺。对于温度，他们发明了“照子”测温法，“照子”有“察看、检验”之意，是用来观察窑内状况的试片。工匠们将特制的小泥片放入窑内不同位置，这些泥片中掺入了特定的指示性矿物。最常用的是含有铜、铁元素化合物的泥条，在特定温度下会发生明显的颜色变化。例如，含铜的照子在不同温度区间显现绿色、红色，含铁的照子则在不同温度下呈现从暗红到红色的颜色变化。在烧窑关键时刻，工匠快速抽出照子，观察其熔融状态、显色情况，再轻划胎体测试硬度，以此判断窑内温度与环境是否达到要求。

而当一件瓷器需要施加多层不同矿物成分的釉彩时，考验就更为严峻。匠人必须深谙每种釉料受热膨胀、冷却收缩的特性，通过配方调整配比，确保各层材料在高温和冷却过程中协同一致，一旦某一层收缩快了一点，就会导致釉面裂开或剥落，前功尽弃。

每一件流传至今的珐琅彩，都记录着古人在没有精密仪器的年代，用无数失败换来的经验。将沉默的矿物点化成永恒的艺术，深刻反映了古人的智慧和陶瓷文化的内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周弋琳，2013）。

> 现代与传统结合的丙丁柴窑 视觉中国/供

现代挑战：

当矿物密码濒临失传

珐琅彩的辉煌在清朝康雍乾三代后渐趋式微，随着国力衰退，这项耗资巨大的工艺在清末几近湮灭。民国年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虽有个别匠人试图恢复，但终因原料匮乏、工艺复杂而成果有限。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在非遗保护与传统技艺传承的推动下，珐琅彩工艺的研究与仿制才重新获得关注。现代工艺在借助科技分析、数字窑炉等方面取得进步，能仿制出形似的作品。然而，在神韵、色彩的鲜活与层次感，尤其是对极致复杂工艺（如“瓷母”的层叠烧造）的整体把握上，仍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无法复现古代匠人的艺术巅峰。

这些瓶颈背后，也面临一些现实挑战。首当其冲的是矿物原料获取面临需求结构变化的挑战，其难度提升源于新兴产业对矿物资源的需求重构，在当代工业体系中，传统手工业在资源分配的序列中已被排至末端。2024年，中国金属锑行业需求量为9.71万吨，广泛应用于阻燃剂、光伏玻璃、铅酸蓄电池等新能源领域。在此背景下，锑料流向利润更高、需求更旺的工业领域，导致珐琅彩等传统工艺在获取原料时，面临成本攀升和渠道收窄的双重挤压。钴、铜等其他金属原料，也面临类似的“产业需求竞争”困境。因此，珐琅彩的原料获取之难，绝非单纯的资源稀缺，而是工业体系对矿产资源的主导下，传统手工业在资源分配的序列中被排至末端的必然结果。

这一宏观的产业态势，又因资源禀赋进一步加剧。从钴矿资源来看，我国钴矿资源禀赋本就不佳，属于“贫钴国家”，高度依赖进口。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3）》统计，2022年中国钴矿储量为15.87万吨，仅占全球储量的2.3%[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全球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2023）》统计，全球钴矿储量为668万吨]，多为镍矿的伴生矿，独立钴矿极少，且开采与提炼成本较高。清代宫廷所用钴料多依赖进口，国内历史上也曾有开采钴矿的记录，以云南曲靖老厂沟钴矿洞遗址为例，钴矿曾作为青花瓷原料运至景德镇，但其矿源也早已采竭。这意味着今天要寻觅与古料品质相当的钴原料，基础就十分薄弱。

与之相伴的，是传统技艺的悄然断代。掌握核心工艺秘诀剔刻技法的老师傅相继离世，许多技艺仅存于文献碎片或后人揣测中，面临失传风险，如胭脂红的“三阶烧制”、乾隆时期的“锦上添花”（一种在釉色上用针状工具刻划细如毫芒的锦纹凹槽，再于其上绘制珐琅彩或粉彩纹饰，呈现“锦地繁花”质感的装饰工艺）。现代仿品往往只得其形，难复其神。

这场困境，不仅因为珍贵矿物原料获取难度持续攀升，更源于传统技艺面临传承断代风险。珐琅彩的困境，为依赖自然馈赠的文化遗产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如何在资源约束与时代变迁中，守护文化的原真性与技艺的传承。

现代挑战：

当矿物密码濒临失传

珐琅彩的辉煌在清朝康雍乾三代后渐趋式微，随着国力衰退，这项耗资巨大的工艺在清末几近湮灭。民国年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虽有个别匠人试图恢复，但终因原料匮乏、工艺复杂而成果有限。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在非遗保护与传统技艺传承的推动下，珐琅彩工艺的研究与仿制才重新获得关注。现代工艺在借助科技分析、数字窑炉等方面取得进步，能仿制出形似的作品。然而，在神韵、色彩的鲜活与层次感，尤其是对极致复杂工艺（如“瓷母”的层叠烧造）的整体把握上，仍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无法复现古代匠人的艺术巅峰。

这些瓶颈背后，也面临一些现实挑战。首当其冲的是矿物原料获取面临需求结构变化的挑战，其难度提升源于新兴产业对矿物资源的需求重构，在当代工业体系中，传统手工业在资源分配的序列中已被排至末端。2024年，中国金属锑行业需求量为9.71万吨，广泛应用于阻燃剂、光伏玻璃、铅酸蓄电池等新能源领域。在此背景下，锑料流向利润更高、需求更旺的工业领域，导致珐琅彩等传统工艺在获取原料时，面临成本攀升和渠道收窄的双重挤压。钴、铜等其他金属原料，也面临类似的“产业需求竞争”困境。因此，珐琅彩的原料获取之难，绝非单纯的资源稀缺，而是工业体系对矿产资源的主导下，传统手工业在资源分配的序列中被排至末端的必然结果。

这一宏观的产业态势，又因资源禀赋进一步加剧。从钴矿资源来看，我国钴矿资源禀赋本就不佳，属于“贫钴国家”，高度依赖进口。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3）》统计，2022年中国钴矿储量为15.87万吨，仅占全球储量的2.3%[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全球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2023）》统计，全球钴矿储量为668万吨]，多为镍矿的伴生矿，独立钴矿极少，且开采与提炼成本较高。清代宫廷所用钴料多依赖进口，国内历史上也曾有开采钴矿的记录，以云南曲靖老厂沟钴矿洞遗址为例，钴矿曾作为青花瓷原料运至景德镇，但其矿源也早已采竭。这意味着今天要寻觅与古料品质相当的钴原料，基础就十分薄弱。

与之相伴的，是传统技艺的悄然断代。掌握核心工艺秘诀剔刻技法的老师傅相继离世，许多技艺仅存于文献碎片或后人揣测中，面临失传风险，如胭脂红的“三阶烧制”、乾隆时期的“锦上添花”（一种在釉色上用针状工具刻划细如毫芒的锦纹凹槽，再于其上绘制珐琅彩或粉彩纹饰，呈现“锦地繁花”质感的装饰工艺）。现代仿品往往只得其形，难复其神。

这场困境，不仅因为珍贵矿物原料获取难度持续攀升，更源于传统技艺面临传承断代风险。珐琅彩的困境，为依赖自然馈赠的文化遗产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如何在资源约束与时代变迁中，守护文化的原真性与技艺的传承。

科技之光：

重启珐琅色彩密码库

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现代科技正成为守护与重启这份文化遗产的关键力量。研究人员在破译古法、复原工艺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研究人员通过多维度技术手段破译古法工艺密码。一方面，利用激光和X射线技术，进行“矿物DNA检测”，分析古瓷釉层中微量的成分、金粉的粒径、残留的有机胶体痕迹，为工艺还原提供数据支撑。例如，通过扫描元青花碎片，就能分辨出钴料是来自国外还是中国本土，借助釉层微观结构反推烧制温度。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已成为工艺复原的高效辅助工具，通过对相关文献中的工艺关键词、“矿物DNA”实验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挖掘出隐藏的工艺逻辑；同时提取古瓷碎片胎釉及纹饰特征，构建“物料—工艺—成品”预测模型，最终由考古学家结合历史文献、实验结果进行综合判断和验证，最大限度提高工艺复原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除了用科技手段，研究人员也在积极寻找矿物原料的可持续替代方案，尝试“变废为宝”，从铜矿尾渣中回收铜成分，替代孔雀石等绿色釉料，让采矿废弃物焕发艺术新生。除此之外，创新材料层出不穷。研究人员正致力探索更稳定、更环保的钴蓝替代品（如钴蓝尖晶石），开发无毒无害的铈锆黄替代锑黄釉料。

然而，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基于概率模型的推测，其精确度仍需验证，且难以完全捕捉古人经验中那些微妙的、不可量化的直觉判断。现代精准控温的“形似”，与古人依靠肉眼观察窑火颜色、烟气流向来综合判断的“意会”技艺，是两种不同的智慧体系。新材料在物理显色上或许可以接近古法效果，但其文化内涵和历史的“原真性”已然发生改变。实质上，这种从“意会”到“量化”的转变，是技术文明发展的必然进程。这并非技艺退化，而是生产认知变迁的缩影，两者各有时代赋予的价值。

这促使我们深刻反思传承的本质：科技仿制是延续美学和应对资源危机的重要手段，但真正的传承，或许更在于对那份解读矿物密码、点石成彩、追求极致的智慧与工匠精神的延续，而不仅仅是器物形式的完美复制。研究人员的工作正是在这条通往本质的传承之路上，架起了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矿物对话：

在传承与可持续间寻找平衡

珐琅彩的传奇，是一部镌刻在釉色深处的史诗，讲述着古人以非凡的智慧与耐心解读地球封存亿年的矿物密码。如今，科技的发展延续了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破译中理解过去，在复现中致敬经典，在创新中启示未来。这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珐琅彩所代表的极致工艺美学，其核心往往依赖于珍贵甚至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如何在保护、研究、复刻这类顶级艺术品，与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影响之间取得审慎的平衡?又如何在运用科技“再造”其形的同时，守护那份理解自然、驾驭物质、追求完美的精神内核?答案或许蕴藏在传承与创新的辩证之中：唯有以珍惜之心对待每寸岩层中的色彩基因，以敬畏之意承接大地的馈赠，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对矿物资源的认知与运用，并在创新与审慎之间寻找持续的平衡，文明的火光才能如永不褪色的珐琅彩釉一般，在传承与创新的熔炉中生生不息，恒久照亮人类追求美与智慧之路。

参考文献

[1] 刘进 .“珐琅彩”与“粉彩”的区别——兼论珐琅彩技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J]. 上海工艺美术 , 2022, （03）: 68-70.

[2]刘雨 . 珐琅彩瓷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价值分析 [J]. 湖南包装 , 2024, 39（05）: 25-27+150.

[3]周敏 . 康雍乾三帝与珐琅彩瓷 [J]. 陶瓷研究 , 2024, 39（04）: 52-54.

[4]张楚 . 东西方美学的交错：乾隆珐琅彩瓷的艺术表现 [J]. 陶瓷 , 2025, （03）: 30-32.

[5]查淑香 . 细说珐琅瓷器传承陶瓷文明 [J]. 景德镇陶瓷 , 2019, （04）: 7-8.

[6]王健华 . 清代宫廷珐琅彩综述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 1993, （03）: 52-62+98

[7]何琦 , 余民权 . 清代珐琅彩瓷器的工艺特点 [J]. 陶瓷 , 2018, （10）: 28-29.

[8]张朝智 . 雍正朝珐琅彩工艺探析 [J]. 东方收藏 , 2019, （05）: 38-43.

[9]瓷业革命——珐琅彩瓷 [J]. 收藏界 , 2018, （04）: 92-93.

[10]周雨婷 , 蒋文瑞 . 乾隆“瓷母”研究 [J]. 陶瓷研究 , 2025, 40（03）: 137-139.

[11]吴文静 . 浅析中国陶瓷文化 [J]. 景德镇陶瓷 , 2013, （02）: 13-14.

[12]周弋琳 . 清三代宫廷御制瓷胎画珐琅艺术的演变进程及其影响 [D]. 四川师范大学 , 2013.

[13]程丽 . 陶瓷颜料的发展历程——从素色到多彩的艺术演变 [J]. 陶瓷研究 , 2024, 39（06）: 39-42.

作者： 王晓晓 王晓阳 赵洋 陶西明

编辑： 刘欣潼 何陈临秋

排版： 刘欣潼

审核： 常 艳

官网： https://kpwhbjb.cgl.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