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海卫到汉口租界，看英国人为赖着不还租借地，玩了多少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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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上，英国同意交还威海卫租借地，但有条件。英国首席全权代表贝尔福在给中国首席全权代表施肇基的函件中提出，只有在解决了英舰避暑、存储海军军需、借附近海面训练英国海军、准许英人参与市政等问题后，英国才会交还威海卫。

1、交还威海卫的谈判

华盛顿会议后，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奉命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了交还威海卫的具体条件。其中包括威海卫对面的刘公岛应准英舰夏季停泊，作为避暑之所；威海卫市政应由中英双方派员组织委员会进行管理；保障外国人权利等。

1922年4月27日，北京政府委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曾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并曾担任过交通总长、外交总长等要职的梁如浩为接收威海卫督办，筹划接收事宜。

9月，北京政府又委梁如浩为收回威海卫委员长。10月，中英就接收威海卫开始谈判。10月2日，双方在威海卫开始正式会谈。英方的主要目标就是要续租刘公岛。刘公岛不仅一直是英国海军的避暑场所，更重要的它还是英国舰队在中国北方的驻地和供应地。英方提出，刘公岛应继续租借给英国10年，以作为英国海军的避暑和休养地。10年期满后，英方仍有权续租。这实际上将会形成英方无限期的租借。中方反对这一方案，而提出在10年期满后，只有在双方政府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续租。这样，中方便拥有终止租期的权力。双方意见相左，谈判未能取得进展。1923年2月，谈判地点移到北京。

经过34次会谈，中英代表于6月初拟成《接收威海卫协商意见书》的草案。

其要点为：

一、刘公岛上的部分房产，无偿借予英海军10年，期满经双方同意，可以原定条件展期。经两国同意后，才可交还中国；
二、刘公岛上市政，中英海军各派一人，作为该区行政长官的顾问；
三、英舰可在每年4月-10月间到刘公岛避暑；
四、威海卫港区为自治区，设立顾问会，顾问会的外人不得少于2人，华人不能多于5人；
五、外人地契可换30年租契，期满可续租；英国官方的房产等可租用30年，期满可续租。

梁如浩在这一草案中作出了太大的妥协，实际上是给了英国人对刘公岛部分地区的永租权和威海卫英国人土地房产的永租权。这一草案受到各界人士尤其是山东民众的坚决反对。

山东民众一直主张无条件收回威海卫。达成草案的消息传出后，山东各界认为梁如浩在谈判中丧权辱国，要求立予惩办，并与英人重开谈判。山东省议会及各团体公举代表赴京请愿。人们指出，如果批准这一草案，必将为以后列强归还租借地开一恶例。

威海卫商会在呈送国会的请愿书中指责梁如浩等人“事事退让，英国妄肆要求，在彼惟欲阳还其名，阴据其实，使交还等于不交还，遂订成一种确定断送之条约，以陷威海卫于万劫不复”。人们要求北京政府宣布签字“无效”。

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关注着威海卫交涉的进展。交涉期间，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等在《向导》上先后发表了《英帝国主义者所谓退还威海卫》、《英国与威海卫》、《可惊可骇的交还威海卫条件》《国人还不急起抵制英国亡我的侵略吗?》《国民党应该号召国民反对英国的侵略》、《山东人民为威海交涉之奋斗》等文章，反对北京政府对英妥协，积极支持无条件收回威海卫的群众斗争。

英国人自然是催促北京政府在这一草案上早日正式签字，但北京政府外交部对这一草案也不满意。

2、收回威海卫的不了了之

外交总长顾维钧担心10年期满后停借刘公岛须得英国人同意的规定，会使刘公岛形成永借的局面。梁如浩曾就此与顾维钧发生争辩。梁对英国主动归还威海卫心存好感，认为英国既将整个威海卫都还给中国，中国留一个小岛续租给英国作为其海军的避暑地，并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妥或害处。但顾维钧认为，此事事关中国收复一切失地的国策，尽管刘公岛很小，但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如果中方在刘公岛问题上如此处理，“就会开创一个先例，在与法国谈判广州湾及与日本谈判旅顺和大连问题时，他们就会效法此法”。

1924年4月，梁如浩辞职。此后，谈判由顾维钧与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直接进行。谈判的焦点是在对刘公岛的续借上。在旧案中，须经双方同意，中方才能停止续借。顾维钧要求将这一条删去。麻克类对此坚决反对。主要围绕着这一问题，双方经过10多次的磋商，终于以互作退让而达成协议。

修正后的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共29条。新约在文字上比旧约更为明确，如明文规定“1898年7月1日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即行取消”，此为旧案所无。修正案还对交还威海卫和英军撤离的时间作了明确的规定，规定在条约生效日，英即应将威海卫交还，英军在交还日起一个月内务必撤出。

这些条款的明确载人，将会防止在交接过程中发生节外生枝的情况。除了这些文字上的修正之外，最为主要的是有关续借刘公岛部分地区及设施的条文改为：10年为期，“期满后，经两国政府同意后，得适用原条件续借。删去了旧案中须经两国政府同意才能交还威海卫的文字。但从专约正文中删去这一条文并不是无条件的。双方在谈判中就此问题达成的谅解是，如果10年期满时，双方政府不能就是否续租形成一致意见，即付诸国际仲裁。这实际上是双方各退一步，采取了将刘公岛问题搁置10年再说的方针。

顾维钧曾对麻克类说，我们现在何必自寻麻烦呢?大家都不能预料10年后的形势。如果一切发展顺利，10年后中国和英国可能不仅成为朋友，还会成为盟国。到那时，如果中英成为盟国，那么英国海军不仅可以使用刘公岛，还可以使用中国别的一些地方。

因此，双方在换文中确认：

“如果英国政府于10年期满后，愿意提议续租，中国政府对此项提议，非有适当理由，不辞却考虑或拒绝续租。倘中英两国政府解释适当理由一语，意见不同，不能由通常外交手续解决时，应按照国际公法及惯例所规定之其他友谊方法解决之。"

这一暂行搁置10年后的刘公岛问题而立即收回威海卫的方案，自然比梁如浩与英国人拟成的前案对中国有利些。它虽然不如无条件收回的方针彻底，但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从英国那里获得的最大的让步了。

10月23日，这一草案获得北京国务会议的通过。英国公使也通知北京外交部，英国政府已同意其正式签字。中英双方遂约定于11月28日正式签字。然而，1924年10月，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把曹錕赶下了台。内阁成员包括外长顾维钧等都离京出走。尽管新任外长王正廷也准备签署此案，但英国却采取拖延态度。中方曾数次催促，但英方不作明确回复。由于北京政局一直不稳，签字被无限期推迟。终北京政府之期，也未能正式签字。这一任务由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完成。

3、收回汉口租界的动议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中方也曾催促法国早日将广州湾租借地无条件归还中国，但法方表示此事尚需进一步研究。法国外交部在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箓的照会中称，“华盛顿会议时，法国代表之倡议，原冀各国一致进行。今日本对于旅顺、英国对于九龙，均无交还之意。法国对于本国舆论及在政治商业上之利益，势须兼顾”。法方表示要等主管各部详细讨论后，才能将交还条件告知中方。于是，这一问题便被无限期地拖延下来。如前所述，日本对于中国收回旅大租借地的要求则是断然拒绝，根本不容有任何讨论。这样，在华盛顿会议后，中国除了收回在会议期间就已商定的原属德国后为日本所强占的胶州外，在租借地问题上并无新的进展。

1926年7月，中国国民党发布北伐宣言。宣言在痛陈如今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后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军阀之暴虐”。因此，本党决定出师北伐，“为民请命，为国除奸”。北伐战争不仅是一场推倒由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国内战争，更是一场将要对列强在华权益产生重大打击的革命运动。在北伐军所到地区，“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是最为流行的口号。

1926年8月20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警告列强不得干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宣言指出，自辛亥以来，中国每有内战，军阀的背后必然有帝国主义的投机者。此次北伐，不止是统一中国，亦有益于世界和平，“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军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若有利用不平等条约，援助军阀，害我国民，致我中外人民所不容，中正纵欲保其友谊，亦恐碍于正义，此则不得不于战前声明，以求我友邦谅解......如有妨碍我革命运动者，中正攘之辟之”。

北伐军进展顺利。10月10日，北伐军便已攻克华中重镇武昌。同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与各省、特别区、市及海外各总支部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指出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军阀势力正在崩溃之中，“距死亡之期当在不远”。但是，中国仍处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压迫中国四万万人民....，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军事上的特权，仍旧是丝毫未动地存在着，就是说，中国人民所套着的一条帝国主义束缚中国人民的锁链还是依然存在。”

联席会议决定了当前的四条外交方针：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与各国谈判签定平等新约，以使我国之主权获得尊重；三、拟定并实行适当措施，以管理并保证外国在华企业剥削华人之情况不再继续；四、致力收回关税自主权。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围绕着汉口英租界的问题便发生了很多纠纷。因各种需要，北伐军常常需要穿越租界地面，但租界当局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有违租界章程。英驻汉总领事葛福曾多次向国民政府的湖北交涉员提出抗议，但未有结果。

11月9日，葛福又向汉口北伐军司令部提出抗议。但北伐军司令部以一切外交交涉事宜应由特派交涉员办理为由，将英方节略退回。于是，11月1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壁约翰就此向广州政府提出抗议函。该函威胁说：“倘南军继续闯人英国租界，恐与租界警兵发生冲突，酿成国际严重事件也。”

该函提出北伐军通过租界须得英方准许的办法：

“惟南军倘必须通过租界，以指定到达地点通知驻汉口总领事，尚可通融准许，惟必有官长领带监视乃可照准，且须事前早为请求许可，以便通知租界巡捕局也。”

对英方的抗议和要求，广州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在复函中驳称：“汉口租界章程，本来系处于中国主权准许之下一种自治法规;主权者之行为，对于其所准许或曾经准许之法规，本来不生违法之问题。”

陈友仁的这一答复颇为值得注意，它反映出国民政府外交当局此时已经认为，由于租界的主权属于中国，有关租界的条规不能对中国人形成束缚，显示了中方的行动将不受不平等条约约束的倾向。

在中国革命蓬勃发展之时，英国的对华政策也经历了检讨和变化的过程。英国政府内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仍是传统的做法，主张对南方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支持北方军阀阻挡和扑灭北伐革命；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用老眼光来看待中国人，采取强硬的办法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些聘用了俄国顾问的现代的中国人不再会像旧时的清朝官员那样，被江上的一艘炮舰所吓倒。他们对英国的政策有着很深的了解。他们阅读报刊，阅读现代政治书籍，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世界形势的了解要比英国驻远东官员的平均水准高得多”。

因此，应对国民政府采取妥协的态度。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主张对国民政府采取“怀柔”政策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

处于南方政府所在地的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壁约翰认为，“国民党是当今影响中国民众的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作为惟一的一个向人民提出可行的理想和为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个人的腰包而工作的政党，它的力量将会继续增长”，英国必须正视这一力量。这个政府掌权以后，英国可能会失去一些特权，但由于它恢复了中国社会的秩序，“由贸易扩大所带来的收益，将超出失去现时享有的那些不稳定的特权所造成的损失”。

英国驻奉天总领事伟晋颂也认为，北伐军具有更好的前景，“如果国民党当局继续向全国扩展势力，那么，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承认南方政府的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英国内阁于12月1日通过了《英国对华政策声明》,确定了以“怀柔”为主的对华政策。略加修改之后，英国在12月18日的北京外交使团会议上提出了对华新政策备忘录。英国声称，“中国政治上虽见分裂，而强有力之国民运动，已同时发生，其目的在要求国际之平等。此项运动，若不予以同情而加以谅解，殊不合于各国对华之真意也”。

备忘录建议各国政府发表宣言，声明待中国组成有权力之政府时，将进行修改条约及其他悬案的交涉。英国政府提议在共同宣言内，各国要说明其建设性政策，要尽力迎合中国国民的正当热望。各国应抛弃所谓中国经济政治非受外国人监视而不能发达的想法，并应声明，一旦中国国定新税则颁布时，即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之权。

关于条约，英国建议各国应声请中国尊重条约，因为此乃文明国家神圣的首要义务，同时各国也应承认中国要求修改条约合于公理，只是在目前情况下商定新约代替旧约，颇有困难。英国希望各国对于条约的态度要加以变通。

在宣言中表明，“各国对于中国当局无论处何境地，若其所提议合于情理者，即使于条约权力之严格解释不无违背，亦愿予以同情之考量，以答中国对于外国人利益公允周密之待遇”。英国同意立即允许中国征收二五附加税英国新任驻华公使蓝普森于12月上中旬访问武汉，是英国向国民政府伸出橄榄枝的又一表示。

当时，正与北京政府交战的国民政府并未获得任何列强的外交承认，蓝普森上任不久便造访武汉，显示了英国愿意与国民政府保持接触的意向。蓝普森于12月8日抵达汉口，20日离开汉口，在汉期间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先后进行了六次正式会谈。

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外交承认和修废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但蓝普森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国民政府进行实地考察，建立联系，并未获有英国外交部有关外交承认和谈判条约的授权。因此，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关于不平等条约问题，陈友仁要求废除旧约，另定平等互惠的新约。但蓝普森反对废约，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外人在华地位，它主张只对原约进行修订。

后来，陈友仁表示，可以采取“改订条约”的方式。蓝普森离汉前，陈友仁表示挽留，希望能就改订中英间的条约进行谈判。蓝普森表示，他本人或者他的代表会再来武汉继续这种有益的会谈。陈友仁敦促英国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应具有开阔的和长远的眼光，接受国民政府的各项合法而正义的要求。

尽管英国的对华政策在决策层面上已有所改变，但它尚未立即反映到具体实践上来，而且，这种改变的力度和速度都已不能满足革命时期的民众要求。英国长期以来作为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的形象，在南方社会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很快，一场由英国在华租界所引起的暴风雨就要降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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