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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周院士的观点符合我的理想。我以为,公立机构的科研人员就应该获得社会范围内中等偏上的薪酬,别给那么大的考核压力。大约会养一些懒汉,但也让对学术有兴趣的人做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或许就能做出特别有原创性的东西。
作为对比,“有组织科研 ”可以在热门方向快速积累能展示到纸面上的大量科研成果。
最早的“非升即走 ”也是那么来的。有两种方式可以选:一,正常入职,从讲师开始慢慢往上熬,职称要评,硕导、博导资格也要申请;二,成果不错,可以拿各种特聘,直接带博士,但要背KPI 。只是发展到后来,新科博士实在供过于求,收入都向前者看齐,还得不断考核。
但问题是,“给科研人员体面生活”的薪酬是个什么水平?我的看法是,社会中等水平偏上。据我了解欧美一般也就这个水平。我们得考虑到,科研人员一般学历较高;但也得考虑,体制岗位更加稳定(按照我上面的想法),研究的自由度也远高于在企业工作。
我看了下北京的统计年鉴,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22.4万,私营单位就只有10.7万了。我不知道科研人员怎么看待略高于这水平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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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院士说,“青年群体在购房、育儿、养老的压力下更是喘不过气”。那这个薪酬,想在海淀买房,压力肯定很大。至于赡养老人的压力(不知道周院士指的“养老”是“赡养老人”还是“给自己养老储蓄”),其实更多取决于父母有没有退休金,退休金有多少,有没有医保,是何种医保。毕竟,有的年轻人是可以当“全职子女”的。
所以,最终问题回到了我国的整体劳动报酬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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