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上的伊朗队，到底在为谁踢球？

文 | 我吃小龙虾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教员，1949年3月5日

美加墨世界杯之初，许多球迷曾期待伊朗队与美国队双双晋级淘汰赛，那就意味着两个兵戎相见的国家将会在美国国庆日（7月4日）上演绿茵场大战，还可能由马宁主裁。然而伊朗队在小组赛中三次打平未能晋级，这场绿茵场对决注定不会发生了。

如果这场比赛真的进行了，也许会比决赛还引人注目

和同样曾被寄予厚望却未能晋级的韩国队截然不同，伊朗足球队回国后没有被球迷愤怒声讨，美国的排挤打压也没有掀起伊朗人的团结氛围。即使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一样对世界杯失利表了态，要求调查伊朗足球队的选人问题，但伊朗民间反应显然远不及韩国人激烈。

在2003年出版的小说《光荣与梦想》中，刘慈欣设想了一个经受多年制裁、百姓食不果腹、军事实力极度弱小的西亚共和国，试图在北京奥运会上与美国进行体育竞技，以赛场胜负替代战场输赢。

最终，“竞赛代替不了战争，就像葡萄酒代替不了鲜血”，饥荒之下骨瘦如柴的西亚运动员们纷纷败下阵来，最后的长跑比赛中西亚女运动员为了祖国而累死，在她的精神鼓舞下，西亚共和国人民在贫穷的家园举起步枪迎接美国大兵。这看起来很像伊朗队在世界杯上的遭遇，但为何现实中伊朗民众对赛事如此冷漠？

伊朗足球队属于谁？

2-2平新西兰，0-0平比利时，1-1平埃及。三场平局，伊朗队有可能拿走九分，实际只拿了三分。偶然确实是竞技体育魅力的一部分，但东道主的各种盘外招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

伊朗球员们不能在美国过夜，踢完球当晚就必须离境到墨西哥小城蒂华纳；国务卿鲁比奥公开表示会密切监控伊朗代表团，伊朗足球联合会秘书长、医疗保障人员等14名工作人员被拒绝入境；开赛前夕美国突然撤销分配给伊朗足协的8%门票配额，导致大量已规划行程的伊朗支持者无法入场，只有已经定居国外的伊朗人才能买票，这些人对伊朗的态度可想而知。

撕破“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的假面耍无赖的特朗普政权，和那些挥舞着巴列维王朝国旗的伊朗反对派们都相信（至少是假装相信）宗教式的“民主—威权”二元对立叙事：民主是好的，威权是坏的，而美国是民主国家，伊朗是威权国家，只要伊朗政府还存在，美国就有权对伊朗为所欲为，践踏国际法也是理所应当。如果没有“民主”这层外衣，美国实在没有任何道德优势可以对伊朗指指点点。

在洛杉矶抗议伊朗足球队的巴列维王朝支持者

而美墨两国也有很多球迷站出来支持伊朗足球队，数百名墨西哥球迷在球队下榻的酒店求签名、高呼"梅利队"（波斯语"国家队"），甚至有人说“兄弟，你已经是个墨西哥人了。”；墨西哥总统也表态肯定民众对伊朗队的支持，认为是墨西哥文化的体现；

美国主流媒体与普通球迷也偏向同情，TIME杂志以"伊朗或许是史上最不走运的球队"为题报道出局过程，详述了那些接二连三的戏剧性逆转，大量网民留言指责国际足联未能给予伊朗公平的参赛条件。而伊朗队员们在洛杉矶和西雅图赛后均在更衣室留下了手写便条感谢当地人民，并多次致谢墨西哥人民，伊朗队长说："谈到蒂华纳，我必须说，我们爱墨西哥人民。我想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他们对我们的欢迎令人难以置信，那里的热情好客真的太惊人了。"

这是有别于“民主—威权”对立的另一种叙事：“霸权—反霸权”叙事，从冷战时期出现的“三个世界”理论，到如今越来越热门的“全球南方”概念，广大被压迫的亚非拉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拥有无可争辩的正义地位。如果反抗殖民压迫不对，那么250年前北美殖民地凭什么反抗英国、联合建国呢？

然而在伊朗国内，还存在第三种叙事。

伊朗当然有人幻想着美利坚天兵一到，国王坐了大位，自家也能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天兵不来就润美；也有人坚信美国是撒旦，希望重振“抵抗之弧”雄风、与美国战斗到底、打到以色列公审内塔尼亚胡。

但是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的伊朗政府，显然既不想投降，也不打算开启大决战。与其说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等人是“投降派”，不如说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共和国将入侵者逼到了谈判桌上，但战争之后依然需要面对惨淡的经济、撕裂的社会、虎视眈眈的以色列、麻烦不断的库尔德/俾路支人……

伊朗专家委员会与政府矛盾不断

在上个月底库尔德武装发动针对伊朗军方的刺杀之后，目前伊朗的态度是“不能再忍了，一定要出重拳”

基于现实，伊朗政府选择与美国停火，寻求谈判获取更大利益；也是基于现实，伊朗政府没有退出世界杯，但踢掉了有”伊朗梅西”之称、目前身价最高的伊朗球员萨达尔·阿兹蒙。

2026年3月，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与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的合影，由于酋长的亲美立场，阿兹蒙此举引发轩然大波，紧急删帖也未能挽救他被踢出国家队的命运。伊朗政府希望通过足球来鼓舞人心、展示伊朗的力量，对于明星球员的争议之举也无法视而不见。

"他们不是我的球队，他们是政府的球队"确实是现在一部分伊朗人的心里话。

很长时间以来，伊朗运动员们与政府的关系都相当糟糕，体育爱好者们的态度也相当程度上跟着运动员们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在首战英格兰时拒绝唱国歌，全队戴黑色臂章来纪念死在警方拘留室内里的马赫萨·阿米尼，这位22岁的姑娘因为头巾不合格而被逮捕，无论她的死亡真相为何，伊朗社会确确实实被点燃了。

当时阿兹蒙把社交媒体头像换成黑底并留了一句话："哪怕失去国家队资格，我也不会回避正在发生的事。"随着伊朗安全部门的介入，球队的公开表态开始收缩，对话题的回应越来越谨慎，后来的比赛里，他们唱了国歌。

2025年底的伊朗内乱，是1979年以来伊朗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动荡，前伊朗联赛球员莫吉塔巴·塔尔什兹死于现场，前国家队长、传奇球员马苏德·肖贾伊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国际足联对球员之死保持沉默是可耻的，而队长塔雷米说“我与伊朗人民团结在一起”。2026年女子亚洲杯期间，伊朗女足也曾拒绝唱国歌，并同样遭到工作人员的威胁。最终，她们在随后的比赛唱了国歌。

不过，虽然伊朗球队在美伊开战之前一直扮演着反抗角色，参与社会议题，但因为22年世界杯期间政府的介入让球队改变了态度，导致一部分球迷不满，认为球员变成了政府的傀儡，这部分球迷还是开始叫自己的国家队为"政府的球队"。

从那之后，伊朗国内对于这支国家队的情感，就变得像一块烧过的炭：表面发黑，内部的温度再也说不清楚。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伊朗球员们其实是承担了伊朗版“恨国党”们的幻想。

在美以发动空袭、哈梅内伊遇难之后，支持政府的人确实变多了，足球队的”刺头“们也选择了为国家而战，队长塔雷米在世界杯赛前发布会上说："我们代表每一个伊朗人，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给伊朗人带来欢乐。我们不介入政治。我们来踢球的。”

但那些曾将球员当作同路人的反对派，如今则认为球队是神权共和国的代理人，将球员们视为霍梅尼的化身来发泄怨气，体育、政治、恐惧、反抗，全都混在一起，变成了一锅说不清楚的东西。

大阿亚图拉之死，未能弥合的伤口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军的导弹落下，伊朗第二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死了。

一部分伊朗人走上街头庆祝，和住在西方国家的伊朗人一样兴高采烈，有人在夜晚的德黑兰放起了烟花。这些画面和2025年底伊朗内乱的视频一样得到西方媒体大力传播，让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人以为这就是真相的全部——共和国就是一座破房子，只要踢上一脚，里面的人就会自己把它拆掉。

另一部分伊朗人也走上了街头——哀悼。许多曾反对他的女性，选择不戴头巾参加支持政府的集会；曾屡次作乱、引发2024年伊朗与巴基斯坦武装冲突的俾路支部落们，集体表态效忠新任最高领袖；当特朗普下令向库尔德武装发放武器、希望他们对伊朗发动第一波陆上入侵时，伊朗库尔德人高举哈梅内伊照片和老式步枪，宣示对德黑兰的忠诚。

国内互联网上以前有人喜欢说，“把枪发给老百姓，他们自己知道应该打谁。”美军F-15E战斗机被击落后，飞行员和搜救部队遭遇了来自整座山脉的敌意：当地百姓面对“黑鹰”直升机，坚定地端起毛瑟枪扣下扳机，因为他们确实知道应该打谁。

今年4月3日，伊朗山区居民使用二战前伊朗帝国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的“波斯毛瑟”步枪向美军搜救部队直升机射击

有美国学者分析，在美以轰炸之前，伊朗政权已经处于历史上最脆弱的状态：抗议持续了数月，精英阶层已开始动摇，哈梅内伊本人可能对美作出重大让步。但轰炸反而強化了精英层和军方对政权的忠诚。

伊朗社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既有虔诚的库姆神学院学生，也有挑战禁令骑摩托车的女青年；既有在美国导弹之下坚守岗位的老兵，也有向往西方生活方式的都市白领。外敌的炸弹成了一剂凝固剂，把本来可能分裂的阵营重新粘合在一起，并不是分歧消失，而是对抗分歧的共同敌人出现了。美以想要把伊朗炸出一个新政府，结果炸出了更紧密的旧秩序。

当然，伊朗的旧秩序与外界刻板印象本也差距巨大。无论是伊朗自己的网红自媒体视频，还是近期中国商人在伊朗的见闻，都显示伊朗女人们的头巾可有可无，连乡村也有不少人不戴头巾；伊朗政府的行政服务在战争期间依然运行良好，德黑兰地铁可能会免费乘坐但绝不会关闭，不仅便宜的馕和鸡肉没有短缺，水果店蛋糕店也依然琳琅满目；在大量军政高层遇难之后，退休老头们自愿重新上岗，去担任那些存在生命危险的职务。

在刘慈欣笔下，制裁是一种“完美的惩罚”——它均匀地施加于西亚共和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阶层，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个国家连运送奥运代表团的飞机燃料都无法保障，运动员长期营养不良的身体成为了国家受难的活体标本。这种制裁的文学功能是制造一种绝对化的苦难，以此凸显“和平视窗”计划的悲剧性和体育精神的悲壮感。

而同样长期承受制裁的伊朗，则呈现出远比小说复杂的纹理。仰仗合法和不合法的运输线，德黑兰市民依然用得起iPhone、买得到奇瑞汽车，阿巴斯港渔民在码头附近就有一票咖啡馆可以逛，革命卫队在用加密货币和实物结算搞进出口贸易，年轻电商绕过网络封锁将波斯地毯卖给欧洲客户。

伊朗已发育出一套完整的“抵抗经济”——它确实需要付出对抗制裁的额外代价，也无法阻止货币崩溃和通货膨胀，但它维持了底层的生存需求，并让伊朗综合国力继续发展壮大，能够向俄罗斯出口汽车和无人机、向“抵抗之弧”小兄弟们提供大量武器，对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三个邻国均保持贸易顺差。

这当然是1979年革命的成就，只有革命政权才能深入掌握基层，并带领人民走过艰苦卓绝的漫长战争与封锁，并及时将发展成果共享给人民。与伊朗长期互为对手的沙特，需要靠巴基斯坦人和苏丹人才能打仗；阿联酋吸引来的外资和外国工作者，遇到战火就纷纷外逃，迪拜房价一度暴跌35%。这些没有经历革命的国家，显然在韧性上无法与伊朗相提并论。

讽刺的是，伊朗革命和一切成功的革命一样，其成果越大，越会引发对革命本身的质疑。以女性解放来说，在革命之前伊朗女性识字率只有35.5%，农村女性更仅有17%，女性缺乏知识必然导致她们对压迫无力反抗；而共和国对教育的大力投入让女性总体识字率飞跃至85%以上，女大学生满地走，这加剧了女性反抗政府的意愿。

随着城市化率超过73%，越来越多的伊朗人过上了有车有房的现代化生活，在高额补贴下开车加油接近于不要钱，1979年点燃革命怒火的贫穷与不公已经随风而去，赚了钱也买不到想要的外国货、用ins要动脑筋、革命卫队扰乱经济秩序却就在眼前。

米纳布女子小学死难的168名女孩让许多伊朗反对派意识到，美国并不打算赠予自由，白宫眼里只有死的伊朗人才是好的伊朗人；但不再寄希望于美国不代表支持政府，反对派们想要告别革命并不是因为收了巴列维的50万美元，而是想要告别制裁、黑市、外汇管制、通货膨胀……

革命前的山村大爷不知电影院为何物，他那革命后上了大学的儿子却会为了看好莱坞电影寻死觅活；王朝末期的童工连自行车都未必买得起，而如今的年轻人则会看着落后国际十年以上的国产车愤愤不平。革命让大部分人享受了现代生活，也让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革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凭什么让人民继续忍耐？什叶派“反对暴君”的传统曾是霍梅尼号令教士们推翻国王的倚仗，如今又成了反对派扎向伊朗政府的回旋镖。

伊朗女性反对派在轰炸之后转变立场

光荣永存，梦想安在？

1949年3月，教员站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时刻，评价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伊朗的革命之路同样如此漫长而艰巨。

伊朗人和任何地球人一样生活在科学规律之下，并不会因为宗教而变成餐风饮露的仙人。伊朗建立了全民普选总统制度，就会和资源丰富的总统制国家一样出现滥发福利收买选民，内贾德的现金补贴政策、经济适用房、新生儿补贴、青年婚嫁贷款和自雇贷款至今影响犹在，继任者们批评之余也不敢取消。

伊朗经济条件比一些邻国好，就会有语言文化相通的“臭外地”阿富汗人跑到德黑兰打工；伊朗实施汇率双轨制，就会催生大规模黑市和寻租腐败，而政府靠印钞对付财政赤字也不出意外地加剧了通货膨胀。当革命的光辉岁月已经化为磁带里的陈年往事，纵然以烈士命名的街道遍布全国，活在当下的人们依然需要迈步向前，有些事未必如前人所愿。

尽管意识形态差异极大，霍梅尼依然有不少向列宁学习的痕迹：政治学中的“列宁式政党“，并不绑定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根据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建立起的坚强组织，由职业革命家引领，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局部必须服从整体。

“教法学家监护”制度本质上是先锋队理论的伊朗版，即普通穆斯林无法自行领悟并贯彻伊斯兰法的真义，必须由具备最高法学造诣的什叶派教法学家（法基赫）代为监护和领导，直至马赫迪再临。无论有多少非议，毕竟是这套体制带领伊朗扛住了八年两伊战争，并在美以放手攻击之下屹立不倒。

而在向伊拉克输出革命失败后，霍梅尼也迅速采取了更务实的态度，承认“推翻暴君”的什叶派共同传统不足以压倒民族主义。后来的“抵抗之弧”已经越来越不以宗教派别为标准，逊尼派的加沙抵抗力量一样得到了伊朗支持。

美国带着只有自己可以随意轰炸别人、别人却不可以轰炸自己的天真进入了战争，但战争的结局不会因为白宫老人发几篇贴文而改变。正如伊朗研究员Nahid Poureisa在2025年1月1日写下的论断，“这是衰落中的帝国主义：一只受伤的野兽，一只流血的德古拉，它的控制力在减弱，它的阴影在消退，一只野兽正在走向其统治的黄昏。它选择喝儿童的血来获得暂时的慰藉。但儿童的鲜血并不能带来胜利。”

伊朗一直面对着一种“不彻底的苦难”。它足够沉重，足以压垮无数普通家庭的希望；但它又不够彻底，不足以让这个8000万人口的国家愤然点燃整个海湾。甚至直到2月28日，美国都把“伊朗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当作嘴炮威胁，“升起复仇红旗”也曾被全世界嘲笑。

刘慈欣在《光荣与梦想》中对美国入侵西亚共和国的描写，建立在美国可以凭借技术优势对落后国家摧枯拉朽的假设之上，这一假设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不断强化，直到现在依然是一些人脑海中的思想钢印。

但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够在对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发动饱和攻击，反舰能力足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遍布黎巴嫩、伊拉克、也门的代理人网络意味着对伊朗的攻击将触发整个中东地区的连锁反应，伊朗人到目前甚至还没有打出所有手中的牌：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封锁红海。

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军素质的下跌，”天兵下场一战定乾坤“已变成幻想，毕竟天兵不想卖命，逼急了是连航母都敢烧的。

伊朗当然不会像西亚共和国（以及其原型伊拉克）一样崩溃，但伊朗人仍然可能面临惨淡的未来：如果美伊军事对峙持续且制裁不放松，革命卫队主导的经济体系和政治架构将进一步固化，大多数人勉强维持生存，少数特权阶层通过制裁经济获利，代际流动和社会活力持续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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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美国已经难以继续承受军事上的巨大代价，伊朗也可能获得制裁解除，并为了发展经济而务实转向，但那之后呢？曾经用数十万人鲜血换来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在冷战结束后被迫删除了宪法中的社会主义，但至少维持了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卡扎菲向西方认怂放弃核武、加强与法国合作，换来的却是身死国灭，至于戈尔巴乔夫那看上去很美的“新思维”“人道社会主义”给苏联带去了什么，冻死在冬天的莫斯科人们非常清楚。

伊朗不会成为下一个西亚共和国，不是因为它更强大，而是因为现实比科幻拥有更多的变量、更多的缝隙、以及更多不甘心接受剧本的人在默默用力。2026年的西亚战火，恰恰以一种刘慈欣也未曾设想过的复杂方式，验证了他最深层的判断——

不是通过西亚共和国式的悲壮独跑，而是通过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一个分裂到极致的社会，以及一个在炮火中反而被意外加固的政权，证明了这句话本身的分量：暴力或许能摧毁一座城市，却未必能如愿摧毁一个国家想要继续存在下去的意志，无论这种意志最终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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