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将7人游击队扩充成一个团，却因旧账憾失中将军衔

“7个人，3条枪，这也算一支队伍？”1936年初，桐柏山脚下的小村里，有人压低声音质疑。周骏鸣只是摆摆手：“先从这里做起，嫌少，那就去打多一点回来。”几天后，游击队在山坳里伏击了一支小股保安团，缴到了盼了很久的三八式步枪和一挺轻机枪，从此，鄂豫边这支“七人队”才算真正拿到了在战乱之地立足的资格。

这支小队后来一路扩展，成了豫南红军团，又编入新四军，成为华中抗日武装中的重要力量。带队的人，是一个河南确山农家子弟出身的军官——周骏鸣。很多人熟知新四军时，会想到陈毅、粟裕、罗炳辉，却未必记得这个名字。但围绕他的一生，恰恰能看到：军事实绩与政治历史，在革命年代并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

一、军阀队伍里走出来的红军团长

周骏鸣1902年生在河南确山县农村，家境普通，早年读过书，按当地老乡的说法，是个“识字的庄稼汉”。20世纪初的中原，军阀混战，税负繁重，能读书的人也未必看得到前程，走上军旅之路并不稀罕。

1920年代，他进入军队，在冯玉祥系国民军以及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中服役，先后做到少校营长。这支部队在北伐战争中打过硬仗，但军阀旧习、搜刮民财的作风始终改不了。周骏鸣在地方剿匪、驻防时，亲眼见过士兵闯民宅抢粮的情形，心里颇不认同。按照后来战友的回忆，他当时说过一句话：“带兵杀敌可以，带兵糟蹋老百姓，不干。”

1929年至1931年，蒋介石先后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二十六路军被派去江西一线。部队兵源复杂，官兵矛盾尖锐，内部对“围剿”也非常不满。1931年冬，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在宁都发动兵变，史称宁都起义。周骏鸣就在起义部队中，随队脱离国民党系统，投向中国工农红军。

宁都起义后，部队整编，起义部队编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周骏鸣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的团长，正式成了红军指挥员。他接受了系统的政治教育，与朱德等人有了直接接触，开始真正理解“打仗到底是为谁打”的问题。按照当时的组织安排，他还在河南一带秘密发展地下党组织，参与农民运动，为以后在豫南开展武装斗争埋下伏笔。

不过，这段红军生涯并不顺畅。1934年前后，随着第五次“围剿”升级，中央苏区局势急转直下。周骏鸣在执行任务途中，被敌方抓捕，押入监狱。在敌人利用“假省委”制造分裂的阴谋中，他曾写过悔过书，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的“历史问题”，在党内组织认定上始终没有完全翻过去。

关于他在狱中的具体情况，公开史料并不详细，只能确认两点：其一，他确实被捕入狱，时间在1934年之后；其二，敌人策划了所谓“假省委”活动，利用在押人员为其服务，而周骏鸣卷入其中。这件事在当时的环境下极其危险，也为他此后命运埋下伏笔。

二、从桐柏山七人队到豫南红军团

出狱后，前线已变化很大。红军主力转移长征，华中和中原地区的党组织转入更加隐蔽的斗争。1935年至1936年间，周骏鸣受组织安排，回到熟悉的豫南、鄂豫边一带，肩上的任务很明确：在敌后重建武装力量。

1936年初，鄂豫边的武装基础几乎是从零起步。那时，周骏鸣在桐柏山一带，只能拉起七个人，凑出三条枪，这就是最初的游击队。有人担心：“就这点人，还想打仗？”他的回答很简单：“山里路多，敌人路少，人少就打小仗，小仗打得好，自然能打大仗。”

有意思的是，这支小队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土匪式武装”。周骏鸣有正规军背景，强调纪律，规定不许抢占群众粮食，不许闯民宅。他一再强调：“跟民团、土匪不一样，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规矩要先立起来。”这一点，在后来的扩军中发挥了作用——不少原本观望的乡绅、青年，愿意加入这支“不打自己人”的队伍。

游击队的第一批像样战果，是在铁幕山一带对敌伪保安队的伏击。那次战斗打得并不算大，但缴获了急需的步枪、机枪和弹药，更重要的是打开了附近几县的局面。随着抗日气氛在全国升温，中共开始调整策略，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给鄂豫边的武装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空间。

三、抗战烽火中的新四军支队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全面展开。周骏鸣所领导的鄂豫边游击队，顺势扩编为豫南红军游击队，随后形成豫南红军团。尽管编制上仍不算大部队，但已成为这一地区对日作战的骨干力量。

1938年，根据国共合作的安排，南方若干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被整编为新四军。豫南红军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担任团长。这时的部队已不再是当年的“七人队”，但内部混杂成分不少，有原红军战士，也有收编的地方武装甚至旧的土匪势力。管理难度不小。

据战友回忆，周骏鸣曾和几名地方武装头领当面谈判：“跟着新四军干，就得按新四军的章程走。要抢粮、要打自己人，趁早散伙。”有人不服：“以前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他的回应很硬：“以前那样叫当土匪，现在要打日本人。日本人不怕土匪，就怕有纪律的队伍。”这番话说完之后，不少人还是留下来，反而在队伍里成长为骨干。

1939年，新四军第五支队组建时，依据华中战场布局，第四支队部分兵力抽调编入第五支队。周骏鸣就任副支队长，兼第八团团长，活动范围扩展到皖中、皖东地区。无为、庐江、舒城等地的山地、圩区，成为第五支队开展游击战的主要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皖中一带有不少自发武装和旧军残部，既有抗日意愿，也有各自算盘。新四军要在这里站稳脚跟，既要打日军，又要顶住国民党顽固派的“清剿”，还要处理复杂的地方势力关系。周骏鸣早年军旅经历，在这一阶段派上了用场——他熟悉旧军队体系，会看对方的路数，也知道如何通过谈判、改编，把一些人拉拢到共同抗日的阵线里。

在皖东，半塔保卫战是第五支队的一场重要战例。日伪军企图切断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新四军各团在周边多次组织反“扫荡”。第八团在半塔地区构筑工事，组织机枪火力点，利用地形进行坚守作战，有效迟滞了日伪军推进，为根据地转移机关和物资赢得时间。这类战斗在公开史料中往往只留下简略记载，但对当时华中战局的稳定有实际意义。

1941年，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后，部队在极其艰难的局面下重建。周骏鸣升任新四军第二师参谋长，随后兼任淮南军区参谋长，进入更高层次的指挥岗位。这一阶段，他主要负责战役筹划、兵力调动和后勤保障，在新四军由分散游击转向较大规模野战的过程中，发挥了参谋系统的作用。

四、参谋岗位上的战役经验与延安学习

从团长到师参谋长，是一次角色转换。团长更多面对一线战斗，参谋长则要在地图和会议桌前安排整体战局。新四军第二师和淮南军区所处地带，是华中抗战的关键区域，既有对日作战任务，也面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

在军事会议上，周骏鸣习惯带着简图，逐村逐路标出敌情和我军可能的机动路线。有参谋觉得他过于细致，他解释说：“我们队伍小，兵力不多，细一点总比粗一点强。”这种做法，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延续下来。

1943年春，中央根据干部培养安排，将一批在敌后坚持斗争的军政干部调往延安学习。周骏鸣也在此列，在中央党校接受系统的理论训练。这次学习，对他而言不仅是政治教育，更是对前期经历的一次审视。关于他早年被捕和悔过书的问题，延安方面也进行过了解和讨论，态度是承认其长期斗争贡献，同时对那段经历保留审慎意见，这种复杂态度，为以后他的政治评价定下了基调。

抗战胜利后，华中、新四军部队整编入华中野战军，随后又进入华东野战军序列。周骏鸣在这一过程中，仍长期担任参谋系统职务。他参与的主要战役包括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作战、上海战役等。多数战役中，他都以参谋机关领导身份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兵力部署。

战场上，指挥员之间的交流往往简单直接。淮海战役某次会议，有人提出对敌军可能突围路线的不同判断。周骏鸣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他从这走，我们就从这压；他不走，我们就从这切。”另一位指挥员笑道：“周参谋长就是喜欢画线。”他淡淡一句：“仗先在纸上打明白，再到地上打。”这种工作方法，在军队内部是有口皆碑的。

1949年后，随着全国解放，华东军区成立，原野战军系统的部分人员转入正规军区建制。周骏鸣出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党委书记，协助陈毅等人完成军区的整编、建制与后方保障。至此，他的军旅生涯已经跨越北伐、红军时期、抗战、新中国成立前后多个阶段，在军事系统累积的资历十分丰富。

五、“旧账”与1955年授衔的政治考量

1954年，军队和党政系统开始对部分老干部的早年历史进行系统复查。背景在于，新中国准备建立正规军衔制度，对高级军官作出明确的历史认定，需要更细致的档案核对。在这一轮复查中，周骏鸣1934年被捕、写悔过书并卷入“假省委”活动的情况，再次被拿出来审议。

这类历史问题的审查程序相当严格，涉及中央组织部门和军委系统。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曾找周骏鸣谈过话，听取他的说明。对话内容只在有限材料中有所体现，大致可以概括为：肯定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的长期表现和贡献，同时明确指出，他在被捕后与敌人活动产生了不当接触，这一点在政治纪律上留下了污点。

有一次，在内部谈话中，一名同志问他：“那时形势很险，你怎么想的？”周骏鸣沉默片刻，说：“那段时间，是一生中最难熬的。写那几句话，是我一辈子不愿回忆的事。”这句话既不辩解，也不夸大，态度是承认错误，却没有为自己做过多包装。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大规模授予军衔，这是建国初期军队制度建设的重要一步。按照当时华东军区的资历、职务和战功衡量，在不少人看来，周骏鸣的级别是可以列入中将行列的。陈毅等老领导对他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但最终结果是：他没有被授予任何军衔，而是被调离军队系统。

这一决定，明显与那段“旧账”有关。军衔评定强调的不仅是军事资历，更是政治历史的“清白”。在同等战功情况下，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往往难以获授高阶军衔。这反映出当时军队政治纪律的严格，也说明军队身份认定，不只是对战场表现的评价，更是对整体革命生涯的综合审视。

关于这次授衔评定的细节，公开资料中并没有完全展开，只可确认：周骏鸣在1955年没有被列入授衔名单，而在前一年就被调往国务院系统工作。军衔制度在建国初期具有象征意义，尤其对参加过多次大战的老将领而言，未获军衔，难免被视作一种遗憾。但从制度角度看，这也体现了政治审查的刚性原则。

六、从军参谋到水利林业干部的身份转换

1954年，周骏鸣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开始了新的工作领域。他从军队转到水利系统，实践方向由“打仗”转为“治水”，但组织对他的要求没变：服从安排，在自己的岗位上把事情做好，这一点在那一代干部身上很普遍。

水利建设是新中国初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尤其在华东、中原地区，兴建水库、治理河道，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和防洪安全。周骏鸣被派到这些工程一线时，并没有拿自己过去的军职说话，而是按水利干部的职责去做。河南信阳南湾水库建设，黑龙江农牧业水利设施配套等项目，都与他的工作有关。

在一次现场会上，一位地方干部对他说：“周部长，以前你带兵打仗，现在让你盯水库，会不会不习惯？”他回答得很干脆：“打仗是为老百姓活命，修水库也是为老百姓活路。这两件事不冲突。”这句话在当地流传较广，多少反映出他对身份转换的认识。

1956年，他又调任林业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较长时间。林业工作与水利一样，是当时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但更强调长远规划和资源保护。这些领域，都是从零起步，需要大量干部投入精力。

晚年，他还在黑龙江省畜牧厅担任副厅长，参与农牧业发展规划。1979年以后，周骏鸣返回家乡河南，出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参与地方政协工作和对老区建设的咨询。1983年正式退休，结束了数十年的公职生涯。

如果把他的职业轨迹按领域划分，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转向：早年以军旅为主，中年以后逐渐转入水利、林业、畜牧等经济建设领域。对许多参加革命的军人来说，这样的转变并不轻松，毕竟从指挥战役到规划工程，是完全不同的专业路径。但在党和国家的安排下，很多人都做出了适应，体现出干部使用的整体思路。

七、复杂时代中的个人评价与历史位置

2001年，周骏鸣迎来百岁寿辰，身边亲友、旧部和地方干部都以不同方式表达祝贺。那时，他早已退出一线工作，在河南安静生活。2003年11月9日，他在郑州病逝，享年102岁，一生跨越清末、民国、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多个时期。

回看他的经历，可以看到几个清晰的层面。其一，在军队建设上，他是从小型游击队做起的指挥员，也是后来正规参谋系统中的资深干部，对新四军及华东野战军的组织发展有实质贡献。从七人队到一个团，再到一个师的参谋长，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背后依托的是长期的战场实践和对基层部队的掌控。

其二，在政治历史评价上，他的1940年代后期表现和解放战争战功，得到组织肯定，但1934年被捕和悔过书的旧事始终存在。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孤例，而是那个时代政治纪律对干部一生的持续影响。1955年授衔未获军衔，就是这类影响的具体体现。

其三，在建国后身份转换上，他没有停留在“旧军人”角色，而是在水利、林业等部门长期任职，为经济和资源建设投入了大量精力。军人转政务干部，在新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像他这样经历多个领域、多个地区工作的干部，在档案中也有不少。

周骏鸣的故事，并不属于那种被广泛传播的“名将传记”。但通过他这一条线索，能看到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制度逻辑——战功重要，政治历史同样重要；军事人才需要，也要服从时代的政治判断和组织安排。对个人来说，这意味着命运的不少起伏，对时代来说，则是一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运作的严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