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我国的发展,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早期的书院,到后期的大学堂,再到今天的各种大学,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大学主要靠的都是财政拨款,通俗点说,就是国家出钱。
毕竟,教育是百年大计,培养人才是为了祖国的未来。而今天,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大学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各类软硬件要求也不断提高,要想有好的成果,就得有大的投入。办学经费的来源也逐渐多元化,从财政拨款、学杂费收入,再到各类科研经费、社会捐助,校办产业的经营收入。
尤其是教育商业化的背景下,也出现了许多民办的学校,这其实是教育多元化发展的一种良好状态。这也给很多学校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比如最近福耀科技大学王树国校长就曾表态,“各院系自负盈亏”,并直言“养活不了自己就是没本事”。
这背后有一个逻辑,什么样的组织需要“自负盈亏”?盈亏本身,就是一个商业经济名词,针对的是盈利性机构,显然,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大学”都不应该是一个盈利机构,即便是“民办”或“私立”的交易机构,其本质和普通的盈利型商业机构还是不同。
欧洲最早的中世纪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是学者和学生的“互助协会”。他们的目标是守护和传授既有的知识,比如神学、法学和医学。那时的大学依附于教会或王权,经费来自捐赠或教区税收,其核心任务是“保存文明”,而非“创造利润”。近现代大学被赋予了第二重使命:民族复兴的引擎。 从洪堡大学倡导“教学与研究统一”,到美国“赠地大学”服务农业工业,大学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石。此时,大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和慈善基金,它被视作“公共产品”。
如果大学要自负盈亏,就必然削减不赚钱的基础学科和冷门人文领域,那谁来守护一个民族长远的思想根基?
将“自负盈亏”强加到大学身上,这本身就是对“大学”本质的异化。
那么,为什么福耀科技大学要求院系自负盈亏呢?这背后很好理解,因为是大佬捐款建立的,无论初衷是什么,虽然慈善的外衣,但内里里面,还是一种商业行为,这便好理解了。
然而这种“自负盈亏”并不是只有福耀科技大学,很多地方也有,这便是最为令人担忧的地方,这表明大学正陷入第三重身份的撕裂。
坚守象牙塔的纯粹,与纯粹市场化的复杂,交织成今天大学的各种紊乱,大概也是许多问题的根源。而实际上,是前者越来越少,后者越来越多。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评价体系的异化:当“论文数量”“项目经费”成为考核教师的唯一标尺,“向钱看”和“内卷”便不可避免。教师疲于奔命申请横向课题,科研沦为“计件工”,教学反而成了副业。
管理主义的膨胀:学校越来越像企业,强调“产出率”“就业率”,甚至将学院拆分为“创收单位”。商业利益至上,导致专业设置追热门、轻基础,人文精神被不断压缩。
责任的错位:大学本该是社会的“良心”和“慢学问”的庇护所,但现在却急于用短期经济效益证明自己。这种“丢人”的感觉,恰恰源于大学背离了它最该坚守的使命——培养批判性思维、塑造健全人格、探索无用之用的真理。
大学在商业逻辑面前主动缴械,把学生当“客户”,把知识当“商品”,把教授当“合同工”,这是很严重而且可怕的问题。当一所大学开始为财务报表焦虑时,它已经输掉了最珍贵的尊严。
大学的账本,不该写在货币符号上,而应写在它对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追问与守护之中。
一个必须自己赚钱的大学,注定培养不出不急于赚钱的学生。
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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