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贸易顺差是国民储蓄用到了国外，顺差越高，内需越不足！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是两面性的，只是我们习惯了一种角度去看问题，今天我会用最简单的经济学语言为大家解释下一些体感数据的特色，看看为何刘老要说撬动344万亿储蓄的关键是同步释放20万亿国有沉淀资金。

我们看到，2026年5月，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已经达到了344.45万亿元，同比增长8.7%，这意味着1-5月，人民币存款又增加了15.77万亿元，其中主力是非银机构，但这让利率市场再次坚定了长期下行的预期，也让我们的10Y期国债利率水平成为了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存在，甚至比日本都要低了将近1%，此举引发了全球性的人民币债发行潮，在低利率对冲基础上，各经济体可以通过合理套利，完美规避美元指数上涨风险！

但在存款上涨、利率下行的同时，我国的人民币升值速度不减且外贸顺差持续扩大，政府投资和负债规模也在持续创下新高，虽然有效拉升了GDP等宏观经济数据增速，可内需问题却依然长期待优化，在当下经济面结构型分化确认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这套矛盾组合的根源不是货币政策松紧，而或许是储蓄 - 消费的结构性失衡。

分配平衡优化周期拉长、社会福利保障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发展速度、资产负债表修复滞后、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国内供给过剩、财政托底投资等影响，是导致居民、企业长期维持高储蓄的主要变动项因素！

并且，在市场化地产和基建投资的下行周期、股市”结构性熊市“的影响下，国内市场投资还无法吸纳全部国民储蓄，形成了钱发的很多，但又没有泡沫，同时，又形成过剩储蓄，并最终发展为境内淤积压低市场利率，对外转化为货物贸易顺差的现实发展路径。

而万亿级顺差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强大、产业优势的表现，但实际上是国内利润的持续转移，并带来了后续长期的结汇需求，但我国外汇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因此叠加资本管制阻断的利差外流、美元走弱，导致人民币持续升值，影响了外贸规模之后的确定性利润。

而且，货币升值会压制低附加值出口，但高端制造出口韧性极强，又无法逆转顺差扩张，因此，在汇率端循环形成了自我强化，同时，技术发展后，AI和机器人还在强化高端制造的成本向下发现能力，从而导致出口数量和进口速度同时大增！

这就引起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当下的经济发展特点，是否真的在趋向于1960-1900年的西德，或者1980-1990的日本？

如果我们从经济路径上看，高储蓄——消费率偏低——依靠公共投资、出口消化产能——地产下行后，居民端投资失速，顺差持续走高——供强需弱、通缩压力、投资负增长的模型，确实非常接近德日，最大的区别大概只有资本自由流动性。

而当年德国和日本的不同操作，则造就了1990年后完全不一样的经济结果！

德国的方法是：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完善收入分配、提高企业分红比例，降低全社会储蓄率，把过剩储蓄转化为国内居民消费，从根源收窄贸易顺差，破解 “低利率、强汇率、高顺差、弱内需” 的结构性悖论。

而日本的方法是：用超低利率希望倒闭过剩储蓄进行对外配置，依靠顺差消化过剩储，但不改革储蓄分配结构！结果是流动性全部涌入股市、地产，从而催生巨大资产泡沫，结果资产泡沫破裂后，居民资产大幅缩水，预防性储蓄持续抬升，最终导致内需永久性走弱，开启三十年通缩停滞！

从他们的处理可以看到，短期降息只能缓解债务压力，无法解决内需不足、超额储蓄外流的问题，有钱人最终会在套利变现后，趋向于将资产转移到长期无风险收益确定的领域和市场。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按刘世锦先生的观点看：只有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完善收入分配、提高企业分红比例，降低全社会储蓄率，把过剩储蓄转化为国内居民消费，从根源收窄贸易顺差，破解 “低利率、强汇率、高顺差、弱内需” 的结构性悖论，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从刘老的观点看：其核心是宏观经济学国民收入恒等式!

该公式，将GDP 需求端定义为：Y=C+I+G+NX，其中 Y 为国民总收入，C 居民消费，I 国内投资，G 政府支出，NX 净出口（贸易顺差）。

而国民总储蓄 S 的定义为总收入扣除全部当期消费，即S=Y-C-G，代入原式可推导出核心等式：NX=S-I。

通过公式，我们可以知道：国民储蓄仅有两个去向，一是用于国内厂房、基建、设备等国内投资 I，二是转化为对外净出口 NX，也就是贸易顺差。

当S>I，说明国内储蓄无法被本土投资完全消化，多余储蓄只能通过商品出口流向海外，形成贸易顺差。而顺差对应的外汇最终转化为海外债券、股权、储备资产，等同于把国民储蓄借给外国使用，即 “储蓄用到国外”。

反之，若国内居民、企业将更多收入用于消费 C，国民储蓄 S 会同步下降，在国内投资 I 相对稳定的前提下，S-I的缺口会收窄，贸易顺差自然回落。这就从理论上证明：顺差扩张与国内消费不足是一体两面，高顺差是低消费、高储蓄的必然结果。

并且，这一循环具备显著的自我强化特征！高顺差会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将本可用于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保、扩大消费的国民收入，转化为海外资产。

而长期依赖出口对冲内需短板，掩盖消费结构性短板后，一旦居民资产负债表衰退，消费不足的矛盾就会彻底暴露，出现通缩压力、名义 GDP 增速低于实际增速、产能利用率走低等系列问题。

而市场普遍存在认知误区，是将贸易顺差视为经济竞争力强的标志，却忽略了其背后内需短板！

顺差代表外部需求在弥补国内消费缺口，若国内消费充足，过剩产能会被本土市场消化，无需大规模出口，顺差自然收窄，但如若不然，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其20年的核心教训便是长期高储蓄、低消费、高顺差结构下，财富集中于高储蓄倾向的富裕群体，而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强但可支配收入不足，内需无法消化本土产能，单纯货币刺激也无法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大规模出口，也难以最终激活内需，反而变成了一堆GNP长期在国外。

我国当下的居民消费，仅占 GDP 38% 左右，而全球均值却超 60%！同时，储蓄率达到43%左右，高于全球25%左右水平。

目前，刘老认为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降低企业储蓄，打通利润向居民消费传导通道！通过划转上市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强制上市国企与优质民企提高分红，将沉淀在企业端的巨额储蓄转化为居民养老金、财产性收入，直接提升消费能力，目标三年将全社会储蓄率降至 40% 以下，消费率提升至 60% 以上。

同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降低预防性储蓄，完善个税、财产税等直接税体系，缩小基尼系数至 0.4 以内！并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覆盖 5.5 亿参保人群，减少居民养老、住房层面的预防性储蓄，提升全社会消费倾向。

最后，宏观政策重心应该尽快由供给侧转向消费侧，将半数以上刺激资金投向民生保障，释放新市民住房消费需求，扩大中低收入群体发展型消费，用内需消化过剩产能，减少对出口和顺差的依赖，推动储蓄从 “对外输出” 转向 “国内消费与有效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