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朱辉军｜基层创作得失谈之七：突破“瓶颈”，攀越高峰

青春｜唯美｜深情｜精短

基层创作得失谈之七：

突破“瓶颈”，攀越高峰

北京｜朱辉军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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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去年，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奖评委朱辉军先生于本刊轻启《基层创作得失》的智慧之门。他似一位执灯的引路人，牵引着无数笔耕者挣脱“小我”的茧房，将生活里粗粝的泥沙，一点点淘洗成熠熠生辉的艺术金粒。在“亲历”的温热与“疏离”的冷静之间，他为迷茫的创作者搭起了一座通往升华的桥梁。那不仅是一场写作技法的倾囊相授，更是一次对文学初心的深情叩问与回响。

岁序更新，朱老师再执如椽之笔，以《找准优势去深耕》为本栏目续写“方法论”之六。虽因平台流转，连载曾短暂停歇，但思想的火种从未熄灭。自今日起，我们将重启这一方文学天地，继续连载朱老师的精彩“讲座”。

今天，让我们一同翻开《基层创作得失》之七——《突破“瓶颈”，攀越高峰》。这不仅是一份献给《文艺轻刊》作者的专属创作福利，更是一场思想与艺术交织的盛宴。诚邀广大基层创作者共赴这场文字之约，在思想的星火中淬炼锋芒，于文字的旷野里，攀越属于自己的那座高峰。

与基层作者交流时，他们常会向我倾诉一些在创作中遇到的苦闷。其中比较普遍的反映是，写来写去总差不多，不太坏，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就是遇到了创作的“瓶颈”。

并不只是基层作者有这样的困惑，不少著名的作家也遇到过这道沟坎。而且，不仅文学界，在绘画、雕塑、书法、歌曲、相声、小品等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因此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切实解决。

一、症状

创作方面的“瓶颈”症状较多，但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这里为说明问题，就不去具体列举基层作者的事例，而是拿曾经有过的名作家的例证来分析，或许更有说服力。

1、缺乏新意。

无论是立意，还是形象，以及结构，甚至语言，都与自己原先的作品没有质的差别。

这方面，著名作家刘绍棠很有代表性。无疑，刘绍棠确实属于神童，甚至称得上天才作家；他以“土著作家”身份提出的“乡土文学”，其初心也是对的。然而，正如高克芹在《共和国文学50年》中所分析的：“在刘绍棠的许多乡土小说里如《瓜棚柳巷》、《蒲柳人家》里，人物大多柔肠侠义，即使偶尔有恶势力的介入，很快就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所驱逐，结尾总是大团圆。……在刘绍棠的小说结构中，这种套路已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性空间。刘绍棠完全认同这个封闭性空间里的情感模式，任何对这个模式的威胁和挑战都被这个空间所同化”。她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刘绍棠几十年间创作的作品，几乎大同小异。他所在的那方水土其实已经被“开采”得所剩无几，而且所有乡土本身也在随时代而变。可他以自己的执念，坚持不与时俱进。没有现实生活的新鲜素材，他居然采用古代民间传奇来弥补。于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运河，依然还唱着古老的歌谣。让人读了，很有些滑稽之感。

与刘绍棠先生相近的例子，还有不少。这里就从略了。

2、找不到突破口

杨益言回顾《红岩》的创作往事时，对此深有体会。

他和罗广斌都曾被关进渣滓洞，对狱中斗争感同身受，因此很快就写出了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引起强烈反响。团中央负责人于是要求他们，把这一题材写成长篇小说。这对于他们是个大难题。不是没有原始素材，也不是沉溺过往，而是视野不够宽、眼界不够高。

当他们写出初稿《禁锢的世界》后，一位老作家被征求意见时善意提醒到：“好像还是坐在渣滓洞集中营里写的”，一语道破天机。杨益言等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于是，他们跳出自身的经历，反复学习、查档、调研、座谈，甚至还提审了一批在押的特务。经过这一番开掘、拓展、提升，他们终于写出了一部慷慨激昂而又回肠荡气的长篇小说《红岩》，在全世界“监狱文学”中亦独树一帜。

3、形成了固定模式。

如果不思进取、锐意开拓，就很容易形成某种模式，即高克芹所说的“套路”，也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八股”。

轰动一时的《报春花》，还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其作者崔德志，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也曾走过一段弯路。他痛定思痛，深刻反省那时风行的一种创作“模式”：“厂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试验出事故，揪出个大特务”或“队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贫农来忆苦，揪出个大地主”。大家不要笑，如果愿意回看当年的作品，许多不就这样么？

不要以为崔德志等当年的做法已成过往云烟，当今依然不乏有这类形象。不信，看当今那些间谍剧、穿越剧、家庭伦理剧等，除了“换了马甲”之外，其方式不也差不多么？

要看到，遇到“瓶颈”的并不只是作家个体，甚至某一流派的作家，也会出现这种情形。伤痕文学、知青文学，还有文化散文等，都曾落入过这一窠臼。这都是教训啊！

二、把脉

造成这些症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条件制约。这里，我们侧重从作家主观方面“诊断”。这样，有利于作家自觉改进。

1、故步自封，观察、感受、想象、表达等方式都陷入了“封闭圈”。

大凡故步自封者，都比较自负，自以为是。就算“天外有天”，他们通通看不见，而是陶醉于自己的已有成就。

所以，观察的角度不变，感受的内容相近，想象的范围受限，表达的手段单一。这样写下去，怎么可能出新呢？他们倒不属于“江郎才尽”，可他们基本上是在原地踏步，比“江郎”还可悲。

2、“坐井观天”，对外面广阔的世界和丰富的人生缺乏了解。

如果说故步自封者是看不见“天外有天”，“坐井观天”者则是不知道“天外有天”。他们长期囿于某个狭小的（常常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思维、想象和行为模式。

要想“跳出三界外”，就必须走出去，还要向中外前贤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经验，以及教训。“转益多师是汝师”，只要于我们的创作有利，就不妨多多吸纳。

3、最关键的，是“阶层固化”造成的生活和感受的恒定。

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运行日久，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阶层固化。基层作家对此应当有切肤之感。一当你做了职员、教师、医生、工匠、商贩等，除了有特殊机缘出现而发生改变，否则这辈子估计永远就是职员、教师、医生、工匠、商贩等。工作按部就班，生活周而复始，行事循规蹈矩，慢慢地就成了契诃夫所写的“套中人”。

数智时代改变了许多，其中包括人们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方式。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往往也竖起了一堵堵墙，让不同阶层的人们彼此间的感情，更加疏远、更加隔膜，于是处于基层的人们，更加无奈地只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因此，我们作为心怀梦想的作家，哪怕是在基层，也要努力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我们的感受方式。只有内外兼修，我们才能打破阶层的壁垒，真正与广大人民群众心气相通，获得创作的坚实基础。

作家个人的生活再丰富，总是有限的，其储备也总有枯竭的时候，所以要不断深入生活。而我们已有的思想见识，不仅受限，还经常赶不上时代发展，同样需要不断更新。至于艺术处理能力，原来得心应手的，面对新的生活、新的素材，往往也会捉襟见肘，照样要不断增进。

因此，我们就主要从这三方面来开出“处方”。

三、处方

1、与不同阶层的人群深入交流。

文艺家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是可以打破“阶层固化”。但文艺家自己首先不能“固化”，一定要走出自己的“生活圈”，从不同人群那里，从古人和“洋人”那里，获取素材，获得灵感。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鲜活的生活，多彩的众生，都是文学创作不尽的源泉。这是我们创作的“第一手材料”，务必要亲身经历和体验。古人和“洋人”的经验教训，自然是“第二手材料”，但同样可以给我们以借鉴、以启发。此外，还要尽可能地广泛涉猎各种资讯、各种信息，有时甚至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大家熟知《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其作者瓦西里耶夫在卫国战争期间，曾任一群刚穿上军装的女兵的教官。她们的青春焕发让他欣慰，她们的顽皮嬉闹让他苦恼，她们的英勇献身让他景仰。成为作家后，他一直想写出这群女兵的风采，却苦于把握不到这个题材的准确价值。苏联卫国战争对于作家而言是一座题材富矿，许多作家从不同角度发掘了其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瓦西里耶夫还怎么写呢？二十余年都过去了，他也从一位年轻的准尉变成了中年作家，却还在苦苦求索。直到有一天读到《消息报》的一篇报道，一道闪电掠过脑际：普通士兵对保卫祖国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心，是人性中最闪光的优秀品德。于是一气呵成了一部中篇。由于他展现了这段历史的人性价值，从而使这部小说在众多有关卫国战争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并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

2、调整和改进自己艺术观察与表现的方式。

观察世界与人生，当代文艺家要尽量采取“多维方式”，以获得更全面的认知、更深切的感悟、更多样的体验。

重点是找准自己独特的方式。有了独到的方式，才能写出不一样的“文章”。

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含文字）是传达的重要手段。应该选取最适合对象的语言来表现。对这一点，基层作家要特别用心。

汪曾祺特别赞赏鲁迅先生的语言运用，曾多次提到过“酱”的独出心裁。他在《文学语言杂谈》中指出：“准确，就是把你对周围世界、对那个人的观察、感受，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词儿表达出来。这种语言，有时候是所谓人人能说的，但是别人没有这样写过的，比如说鲁迅写的小说《高老夫子》。高老夫子这个人是很无聊的人，他到一个女子学校去教书，人人劝他不必去，但是他后来发表感慨，他说：‘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上酱在一起。’酱，就是那个腌酱菜的酱。……‘酱在一起’，肯定是个绍兴话。但是谁也没有把绍兴那个‘酱在一起’的词儿写进文学作品里面去过，用‘混在一起’，或‘跟他们同流合污’，或用北京话说，‘跟他们一块掺和’，都没那么准确。”汪曾祺这番评说，让我特别受震动。这是真正行家里手才能道出的三昧真言。

3、获得真知灼见。

网络年代，知识变得碎片化，个人的认知水平变得更为重要。认知水平高的，就是有见识的。而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社会地位或身份。许多草莽之人的见识远高于膏粱子弟。基层作家应该有这个自信。

我国古代“咏史诗”特别发达。同样是“咏史”，眼界、水准却有高低。这就与诗人的见识密切相关。

对项羽“死不过江东”的悲壮之举，李清照、王安石都发出感慨。但王安石却将眼光从项羽那里移到了“江东子弟”：“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这首《叠题乌江亭》虽不如李清照的有名，但其眼界和立意显然更高。

并不是抓到了好题材，一部作品就必然获得成功。而有些题材看起来并不那么重大，由于作家开拓得深照样出彩。因此，作家要善于以卓越的见识，超越题材的局限性，发掘题材的表现性，揭示出题材表面意义之外的深层意蕴，使作品获得超越时空的象征性。这样一来，即使是同一题材，在真正的艺术创作中也永远不会重复或“撞车”。崔莺莺的故事，从广义上说，是同一题材；但王实甫的《西厢记》绝不会与元稹的《莺莺传》混同，虽然前者本于后者，但思想境界和艺术成就却远远高出了后者。

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我们就可以逐渐拥有慧眼、匠心、巧手。如此，就可像郑板桥那样，把由外在世界获得的“眼中之竹”，内化成“心中之竹”，再物化为“手中之竹”。长年坚持不懈，就一定可以突破“瓶颈”，攀越高峰。

作家档案

感受文字的温暖

朱辉军，1961年7月生，湖南籍。共和国第一代文学硕士，资深编审，著名文艺评论家。

2000年2月至2014年2月，先后任中国艺术报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副总编辑。历任公社经营管理干事，县委党校办公室负责人，《文艺学习》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文联研究室期刊处、宣传处处长。曾兼任《中国文艺家》杂志社社长、总编等。

著有《艺术创造主体论》（1988）等10余部；发表各类文章逾千篇。获得各种奖项百余次。其中《沿着马列的足迹——文艺的科学阐释与中国贡献》（2018、2019）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先后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世纪论坛主讲“马列文论”；担任“鲁迅文学奖”、“金鹰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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