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底,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央行顾问黄海洲一句重话戳破当下经济最核心的一层窗户纸:一个深陷通缩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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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起来刺耳,却被日本三十年停滞、苏联重工业畸形发展两段历史反复印证。很多人至今还抱着一种执念:只要持续加码供给侧、砸重金布局高科技赛道、上马算力、光伏、新能源车、芯片产业园,靠技术突破就能拉动经济走出低迷。可现实数据摆在所有人眼前——2026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逆势增长4.5%,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却大幅下滑7.1%,全社会总投资收缩4.1%。
一边是政府源源不断往科技生产线输血,各地争先恐后新建产业园、产业基金批量落地;另一边民间资本集体观望收缩,老百姓收紧钱包、存款持续走高,消费品零售增速仅有1.4%,服务、居住价格持续走弱,典型的K型撕裂增长。天上的高科技赛道热火朝天,地面的消费市场一片冷清。
无数地方官员、产业从业者陷入一个误区:调整供给、扩张产能、堆技术指标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可现实狠狠打脸:单纯堆供给、单纯靠行政力量硬推科技项目、单纯依靠抬升物价缓解通缩,全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手段,若找不到可预见、可持续的科技商业化路径,再多技术投入,最终只会沦为过剩产能、积压库存、等待补贴续命的低效资产。
通缩杀死的是盈利闭环
普通人理解通缩,只盯着CPI、PPI走低,觉得无非东西便宜一点。黄海洲的观点更直白:通缩真正杀死的,是市场冒险意愿,是技术变现的盈利预期。
我们可以顺着最朴素的经济逻辑拆解完整链条:如果居民预期明年物价更低,当下就会延迟消费,能不买就不买;企业预判未来产品持续降价,就不会投入五年、十年周期的长线研发,只敢做当年回本的短平快改良;资本看见行业利润持续被价格战抹平,会立刻收缩长期股权投资,只敢持有现金避险。
但通缩对创新的压制,远不止于“盈利预期”层面,更深一层在于:它会系统性扭曲金融体系的风险定价能力。
在温和通胀环境下,资金的时间价值是正向的,投资者愿意为远期技术潜力支付溢价——早期亚马逊、特斯拉连亏多年,资本市场依然持续输血,正是因为通胀环境里现金会贬值,资本有动力去寻找高增长标的。而在通缩环境中,现金的实际购买力随时间上升,资金的时间价值变为负向,这直接导致风险投资的折现模型失效。资本不再为“远期可能性”定价,而是为“近期确定性”买单。即便技术前景明确,只要回报周期超过三到五年,资本就会自动回避。这不是企业家勇气问题,而是金融数学层面的结构性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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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本身是一场长线赌博,从实验室技术到商业化落地,中间要烧数年资金,前期只有投入没有收益。青霉素、晶体管、初代大模型诞生之初,没人能精准算出多久回本,这类从零到一的颠覆性创新,只有在温和通胀、市场需求稳定、企业有稳定利润兜底的环境下,才有人敢放手去赌。
通缩环境里,所有人都被迫精算短期得失,不敢承担长期未知风险。如今国内各大新兴科技赛道,完美上演这套恶性循环:各地同步扎堆布局AI算力中心,全国机房大面积闲置,整体算力利用率不足四成;新能源车产能持续扩张,价格战一年比一年惨烈,车企毛利率持续压缩;光伏产业链产能严重过剩,大量中小企业亏损倒闭,全行业只能依靠地方补贴勉强维持现金流。
技术确实迭代了,设备确实更先进了,专利数量年年上涨,但创新收益无法沉淀。一家企业耗费巨资研发出新工艺,短短数月全行业跟风复制,新技术带来的成本优势瞬间变成全行业降价底线,先行者赚不到超额利润,跟风者也无利可图。没有商业化收益反哺研发,企业只会停止长线底层技术攻关,只在现有产品上做微小改良,国家想要的颠覆性创新根本无从谈起。
有人提出简单解法:直接调控物价、制造温和通胀就能激活创新。这套思路忽略了核心根源:物价低迷只是“果”,居民收入不足、社会保障薄弱、消费预期悲观才是“因”。强行推高物价,老百姓手里没钱,只会进一步压缩刚需消费,供需失衡只会愈发严重。单纯调整物价,不从需求端、商业化渠道打通循环,无异于头痛医头。
只调整供给侧更是死胡同。供给侧优化、淘汰落后产能,前提是市场有匹配的终端需求承接优质供给。如今的现状是供给端不断加码高端科技产能,终端消费市场持续萎缩,供给越优化,过剩越严重。地方政府不断以土地、贷款、补贴扶持新项目,不让低效产能市场化出清,僵尸企业持续占用土地、资金、人才资源,优质科技企业反而被内卷消耗,盈利空间被持续挤压。
两段历史前车之鉴
(一)日本通缩三十年:硬件改良登峰造极,前沿商业化全面掉队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全球市场份额突破80%,汽车、精密制造横扫全球,工业技术实力碾压同期欧美。泡沫破裂、通缩周期开启后三十年,日本产业发展彻底陷入路径陷阱。
三十年里,日本人只做三件事:把现有产品打磨得更精细、极致压缩生产成本、完善内部管理体系。在改良型技术上做到极致,却彻底错失AI、工业互联网、量子计算、智能电动车所有全新赛道。
对比同期没有陷入长期通缩的韩国,差距一目了然。SK海力士深耕存储芯片,完整打通研发、生产、终端消费、全球供应全商业化链条,2026年一季度营业利润率高达72%,依靠稳定盈利持续反哺前沿研发;而日本本土存储企业尔必达、日本显示器长期亏损,依靠政府输血勉强存活,最终难逃破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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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缩环境固化了日本企业的保守思维:一切投资先算短期盈亏,规避所有未知风险。互联网、人工智能这类前期投入巨大、回报周期模糊的赛道,没有企业敢大规模押注。国内最优秀的人才纷纷涌入稳定大企业、体制内岗位,创业、长线研发的人才供给持续萎缩。
日本的教训清晰说明:单纯拥有制造技术、堆砌产能,没有可持续商业化变现渠道,技术优势只会慢慢消耗殆尽。长期需求疲软、盈利无望,再雄厚的工业底子,也孵化不出划时代的新产业龙头。
(二)苏联重工业悲剧:能造航天火箭,却无法完成民生商业化闭环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重供给、轻需求、无商业化”实验范本。依靠行政指令集中资源,苏联早早实现卫星升空、载人航天,航天飞机、洲际导弹技术站在时代顶端,高端硬核技术完全自主。
但这套体系有致命缺陷:技术研发完全服务于国家安全目标,所有科研成果锁在实验室、军工体系,无法转化为民用商品,无法形成市场化盈利循环。国家源源不断抽取农业、轻工业财富补贴军工研发,老百姓却常年面临面包、衣物、日用品短缺。
投入航天飞机的千亿级资金,不能转化为民用航空产业链收益;顶尖材料、精密仪器技术,无法下沉到家电、汽车、民用电子市场。技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国民经济长期失血,越发展重工业,民生需求越萎缩,内需持续塌陷,最终整个经济体系彻底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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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当年的经济逻辑,和当下部分区域产业发展思路高度相似:行政划定重点科技赛道,财政、产业基金集中砸钱扩产,再通过补贴、政策刺激倒逼市场消化产能,完全颠倒“消费需求牵引技术创新”的市场底层逻辑。脱离终端商业化的技术投入,本质是消耗社会财富,无法形成自我循环的增长动力。
K型增长的三重病灶
2026年国内经济最诡异的矛盾,就是前文提到的K型分化:高技术产业投资一路走高,民间投资、居民消费同步走弱。政府主导的产业资本持续加码供给,市场化终端需求持续收缩,二者之间出现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
第一重病灶:全国同质化科技产能无序扩张,商业化市场承载能力不足
只要某一条科技赛道热度上升,全国数百个城市同步上马同类产业园。AI火了,各地疯狂建设智算中心;低空经济热门,各地立刻成立专项产业基金;储能、动力电池风口一来,大片土地划拨给新建工厂。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逻辑高度趋同,只看重短期GDP、就业数据,不测算未来三年、五年全球与国内终端市场容量。产能集中释放后,市场需求跟不上供给增速,价格战立刻开打,行业利润快速归零。企业想要活下去,只能持续依赖政府补贴,一旦补贴退坡,大批项目直接停摆。
这种模式下,科技产业不存在健康商业化:产品不是市场需求催生,而是行政规划强行落地;销量不是消费者自发购买,而是靠补贴、以旧换新拉动;企业盈利不靠产品竞争力,靠政策输血。一旦通缩压低居民消费能力,补贴难以为继,整条产业链都会陷入危机。
第二重病灶:创新收益无法市场化沉淀,长线研发失去资金支撑
正常健康的产业循环是:新技术落地→推出新产品→市场消费买单→企业获得高额利润→拿出利润投入下一代前沿研发。
现在的循环完全断裂:新技术落地→全行业快速复制→产品价格暴跌→企业利润微薄甚至亏损→只能削减长线研发预算,仅维持现有产品改良。
头部大厂手握充足融资可以持续烧钱,中小科技企业没有现金流支撑,根本不敢触碰底层技术创新。市场慢慢形成畸形格局:只有融资能力强、能长期承受亏损的企业存活,踏实做技术、依靠产品盈利的创新者反而生存艰难。这不是良性市场竞争,是一场无休止的资本消耗战。
第三重病灶:人才流向确定性岗位,无人深耕高风险商业化创新
通缩叠加科技商业化难盈利,直接改变全社会人才选择逻辑。创业失败成本大幅抬升,创新成功的回报持续走低,理性人都会规避高风险赛道。
高校顶尖毕业生、理工科技术人才,优先选择国企、大型平台、有稳定补贴的成熟项目,从零到一、需要长期市场试错的初创赛道,只剩少数不计成本的创业者坚守。当社会最优质的智力资源回避创新商业化,整个国家的技术迭代速度必然放缓。
只靠财政资金扶持实验室科研,解决不了人才流失问题。只有商业化赛道能提供持续高薪、长期成长空间,才能留住愿意冒险攻坚的技术人才。
两种创新的错配
要真正理解当前困境,必须承认一个更深层的制度性问题:科技创新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成逻辑——规划式创新与试错式创新。二者本质冲突,恰恰是当前K型分化的制度根源。
规划式创新适用于追赶型技术领域——光伏、电池、成熟制程芯片,这些赛道目标明确、技术路径清晰、国际标杆可参照,可以集中资源、组织攻关,在一定周期内实现突破。中国光伏产业从追赶到全球主导,正是规划式创新的成功范例。
试错式创新则适用于前沿未知领域——AI原生应用、生物制造、量子计算、新型材料,没有人知道哪条技术路径能走通,只能由无数市场主体并行试错、市场自发筛选。赢家无法提前选定,只能在反复实验中自然浮现。
当下的困境在于:我们正在用规划式创新的方法论,去覆盖试错式创新的领域。各地产业园、产业基金批量设立,本质上是用行政手段“提前选定赢家”。但前沿技术最大的特征就是赢家不可提前预知——OpenAI最初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特斯拉不是产业基金选出来的,mRNA疫苗也不是行政指令攻关的产物。这些改变世界的创新,全都诞生于市场化的反复试错之中。
规划式创新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天然短板也很明显:一旦选错赛道、押错技术路线,沉没成本极高。当全国上百个城市同时押注同一个热门方向,而终端市场尚未成熟时,过剩便在所难免。这不是执行力的问题,而是方法论与对象错配的问题。
破局四策
很多专家给出的对策,停留在两条老路:一是深化供给侧改革,关停落后产能,加码高端制造;二是宽松货币制造温和通胀,抬升物价提振企业利润。但放在当前供需严重失衡、内需不足的环境下,两条路都只能短期缓冲,无法根治核心矛盾。
单纯供给侧调整,只是优化产能结构,没有创造对应的终端需求,过剩问题只会从低端产能转移到高端科技产能;单纯拉高物价,居民收入没有同步提升,实际购买力下降,消费只会进一步收缩,形成更严重的通缩循环。
真正破局的核心,是打通可预见、可持续的科技商业化闭环,从四个层面重构创新与市场的连接:
(一)需求端先行:把收入与保障给到居民,培育科技产品消费市场
黄海洲完整逻辑链从来没有颠倒顺序:老百姓有钱敢消费→企业产品有销路获得利润→企业有余力投入长期研发。一切科技商业化的根基,是充足的居民有效需求。
参照刘世锦、陆挺等经济学家的共识,财政资源需要适度倾斜民生:稳步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扩大普惠医疗报销范围、降低居民教育、养老、住房刚性支出,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只有消除后顾之忧,居民才愿意主动消费智能家电、新能源车、消费级AI设备、新型数字服务等科技终端产品,为高科技产业创造稳定商业化市场。
内需市场扩容,才能消化现有科技产能,让企业依靠产品销售获得稳定利润,摆脱补贴依赖,形成自主造血的商业化模式。
(二)产业端重塑:摒弃全国同质化扩产,以市场需求定义科技赛道
地方产业政策必须彻底转型,放弃“跟风上马热门科技项目”的粗放模式,禁止各地重复建设同类型算力、电池、芯片产业园。产业基金、土地、信贷资源,优先倾斜具备清晰终端商业化场景的技术项目:
消费级科技赛道:家用智能机器人、轻量化代步新能源、适老化智能设备、VR沉浸式消费产品,直接对接居民日常需求,市场规模可预判,盈利路径清晰;
产业数字化落地赛道:中小工厂轻量化数智改造、物流智能调度、农业智慧种植,面向千万实体中小企业,具备稳定持续采购需求;
服务业科技融合赛道:文旅数字体验、线上医疗智能设备、智慧社区配套,绑定服务消费场景,商业化落地周期短。
对于商业化路径模糊、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短期无终端市场承接的前沿基础技术,可以保留少量国家级科研专项资金支持,但不再大规模铺开生产线、建设产业园,避免资本、土地资源无效消耗。同时落实市场化产能出清机制,地方政府不再无限兜底亏损企业,淘汰低效过剩产能,修复行业合理利润空间。
(三)制度端打底:完善创新商业化配套制度,包容试错、保护创新收益
制度是科技商业化的土壤,没有配套制度,再好的技术也无法转化为产业价值。参考全球成熟创新体系的经验,两大制度改革必须落地:
第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延长创新技术独占盈利周期。杜绝新技术快速无门槛复制,保障先行者能依靠技术优势获取长期超额收益,激励企业持续投入底层创新;
第二,优化创投、容错配套机制,降低初创商业化试错成本。参考美国拜杜法案、欧洲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放开科研机构专利自主商业化权限,风险投资享受税收优惠,允许创新企业合理试错,不用一次失败就全盘负债。
规划只能造出工程产品,商业化创新只能由市场试错催生。政策的作用不是指定技术路线、批量建厂,而是搭建制度土壤,让市场自主筛选具备落地价值、可预见盈利的科技形态。
(四)短期缓冲:科技“出海闭环”能否成为通缩下的缓冲阀?
内需修复是根本,但需要时间。在此过程中,能否将部分科技产能与海外真实需求对接,构建“生产在中国、消费在海外”的局部商业闭环?
新能源车、储能、光伏的产能已具备全球竞争力,但国内价格战持续压缩利润。如果能够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市场、东南亚新兴市场、中东能源转型需求,将过剩产能转化为出口增量,至少可以为部分赛道争取三到五年的窗口期,等待国内消费市场逐步修复。
这不能替代内需激活,但可以作为过渡期的辅助策略,避免科技产业在通缩周期内全面失血,为国内商业化生态的修复争取宝贵时间。
出清是为了更好地创造
最后有必要澄清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概念:市场出清。
很多人将“出清”等同于粗暴关停、大规模失业,这是一种误解。在当前的语境下,市场出清的本质,不是让企业倒闭,而是让资源重新流动起来。
当大量资源被低效产能锁定——土地给了半闲置的产业园、信贷流向了依赖补贴存活的僵尸项目、人才涌入了只会复制跟风的平庸公司——真正有商业化潜力的初创团队反而拿不到钱、招不到人。这是资源配置的严重错配,不是市场的正常优胜劣汰。
只有让那些依靠补贴续命、长期无法实现自身盈利的产能有序退出,原材料价格、人才薪酬、融资成本才会回归合理水平,健康的创新企业才有喘息余地、才有成长空间。
这需要地方政府从“招商引资竞赛”真正转向“营商环境深耕”——不再比拼谁给的补贴多、土地便宜,而是比拼谁的知识产权保护更严、谁的中试转化平台更完善、谁的创新场景开放更包容、谁的失败容错机制更健全。
技术是工具,商业化循环才能创新长久
我们从来不否认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芯片、AI、高端制造是国家长期竞争的底气。但必须认清一个现实:脱离市场商业化闭环的技术投入,只是单纯消耗社会财富,无法驱动经济持续增长。
日本三十年停滞、苏联重工业崩塌,两条历史教训摆在眼前;国内当下高技术投资与消费市场撕裂的数据,是近在眼前的警示。只一味加码供给、单纯调控物价、疯狂堆科技产能,永远走不出通缩压制创新的死循环。
未来科技产业发展的重心,不能再停留在“造出先进产品”,而是转向“造出有人愿意买单、企业能持续赚钱的先进产品”。先稳住居民收入、激活内需市场,再依托真实消费需求布局有清晰商业化前景的科技赛道,配合市场化产能出清与创新制度保障,才能打破“通缩压制创新”的恶性循环,让技术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长久动力。
黄海洲那句大实话,值得所有人反复琢磨:深陷通缩、没有持续商业化盈利空间的经济体,再庞大的科技投入,也培育不出改变时代的核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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