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张一九五九年的旧照，容易改掉人们对李鹏的第一印象。
是反差。
很多人熟悉的李鹏，是晚年公开场合里神情严肃、讲话稳重的国家领导人。可往前翻三十年，镜头里站着的，是一个在东北水电厂摸爬滚打的工程师，眉眼清朗，肩背笔直，带着那个年代技术干部特有的干净和沉着。
这副肩膀，小时候并不轻松。
一九二八年十月，李鹏出生在上海。原名李远芃。父亲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革命活动家，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在白色恐怖中从事地下工作。
李鹏很小的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已经很淡。真正压在这个家庭头上的，是一九三一年。
那一年，李硕勋在海南被捕，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狱中，他给妻子赵君陶留下遗书，信里惦念妻儿，也留下了一个烈士父亲最后的托付。
李鹏那时只有三岁。
他记不住父亲的声音，却必须从小记住一件事：这个家，不能像普通人家那样安稳过日子。
赵君陶带着孩子辗转躲避。一个烈士遗孤，在动荡年月里长大，最先学会的不是撒娇，是跟着大人走，少问，少闹，别添麻烦。
他没有说话。
到了一九三九年前后，周恩来、邓颖超得知李鹏的情况，把他接到革命队伍照料。后来，李鹏和一批烈士子弟都亲切称呼周恩来、邓颖超为“周伯伯”“邓妈妈”。
这两个称呼，后来被外界传出许多说法。
可李鹏自己在回忆中说得很清楚，他们之间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不是民间传说里的“养子”故事，而是革命队伍对烈士后代的照护。
这恰恰更重。
重庆曾家岩、延安窑洞、学校课堂、生产劳动，这些地方把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慢慢拉大。周恩来见到少年李鹏时，还留意过他的背。到一九六〇年在沈阳见面时，周恩来仍提醒他：“你的背还有点儿驼，一定要加强锻炼。”
一句话，李鹏记了很多年。
往后，他没有走一条轻省路。
一九四八年九月，李鹏按党组织安排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学习。那个年代，新中国还没成立，国家急需懂工业、懂电力、懂技术的人。
他学的是水电。
一九五五年回国后，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被分配到吉林丰满发电厂。丰满发电厂在松花江边，是当时重要的水电基地。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没有先坐机关办公室，而是到了厂里。
厂房、机组、图纸、调度，这些东西比红地毯更早进入他的生活。
只有一个年轻干部站在那里。
干净，挺拔，安静。
也就在东北这段岁月里，李鹏遇见了朱琳。
一九五七年，两人在吉林相识。朱琳当时在吉林工作，会俄语。李鹏也有苏联留学经历，工作和语言让两人有了交集。到一九五八年，两人结婚。
这时候的李鹏，人生像是刚刚从童年的阴影里走出来。
所以问李鹏年轻时有多帅，不能只看眉眼。
要看他站在什么地方。
他站在吉林丰满发电厂，身后是新中国急需建设的电力工业；他站在三十岁出头的年纪，身后是烈士家庭留下的沉重起点；他站得笔直，身上已经没有小孩子的躲闪。
后来，李鹏从电力系统一路走上更重要岗位。一九八三年六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八年四月任国务院总理，后来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时十一分，李鹏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人的一生，常常被晚年的身份盖住早年的面孔。可那张一九五九年的旧照，把时间往回拨了一下：松花江边，丰满发电厂，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站在镜头前，衣领整齐，背挺得很直，眼神望向远处。
那一刻，他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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