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说到胡适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陈独秀？

奇怪，一说到胡适，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陈独秀。

陈独秀和胡适，绝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他们显著地影响了当世乃至后世。

那么，二人有何同与不同？

先说相同： 二人同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驱，当历史教科书讲到中国近代史时，二人的名字必定会出现，而且往往同时出现，堪称“双子星座”。正因如此，二人天然具备极强的绑定关系，这也是我想起其中一人便必定想起另一人的原因。

首先，二人事业共生，一体成名。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能一炮打响和创刊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密不可分。可以说，是二人共同发起白话文运动、打响文学革命第一枪，时人合称二人为“陈胡”。

其次，二人的“亮相仪式”高度相似：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都任教于北大，共掌《新青年》编辑部，都是当时青年的精神领袖。

其三，二人均痛恨君主专制、三纲五常、封建旧礼教，都认定封建旧礼教与专制传统是国家民族的桎梏；都高举“民主、科学”大旗，都主张引进西方文明，以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为救国核心；都致力于改造国人思想，并共同塑造了民国时代青年的精神底色。

其四，二人都爱国且人格独立，都不依附于权贵，敢于公开批判社会弊病；即便中途道路决裂，二人亦互相尊重人品，危难之时彼此帮扶，私谊贯穿一生。

再看不同： 首先，二人性格及行事风格有明显差别：陈独秀激进、决绝，是一个热血革命家，行事黑白分明，敢于为理想入狱、流亡，天生适合群众运动、政治斗争。

胡适则理性而温和，主张包容异见，凡事循序渐进，讲究求证、主张理性辩论，厌恶极端对抗，偏向学者式思想启蒙。

其次，二人的文学革命主张也不尽相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侧重于文体、文字技术改良，偏于学术、文学层面的革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旧文学、摧毁贵族古典文学，“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他把文学当作改造社会的政治工具，有鲜明的战斗色彩。

其三，如何改造中国？二人观念分歧巨大——这也是二人一生最大的分歧。胡适主张改良，陈独秀主张革命。

胡适认为中国的病根在国民思想愚昧，他设计的救国顺序是：先文化教育启蒙，慢慢培养公民素养，再改良制度；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一点一滴解决具体社会问题，走西式宪政改良道路。

陈独秀则主张以政治革命改造社会。他早期和胡适观念一致，“五四运动”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认定仅靠文化改良治标不治本，必须发动底层群众、开展阶级斗争，推翻旧制度才能救国家——这是他创立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二人由此爆发“问题”与“主义”之争，直接导致《新青年》最终分裂：陈独秀要把刊物变为革命机关刊物，胡适选择了退出，二人由此分道扬镳。

其四，二人的人生定位也不一样。胡适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自由主义文人，终身深耕考据、哲学、文学史，以教育、学术、舆论为立身之本；晚年重心回归治学，整体远离激进的政治运动。

陈独秀则是一位职业政治革命者。学术只是他的启蒙工具，他生命的重心在政党、群众运动、社会革命；哪怕后来脱党，依旧持续思考底层社会的改造，从未退回到书斋。

其五，二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有差别。胡适批判旧礼教，但主张整理国故，用科学方法重新梳理传统文化，并非全盘抛弃；陈独秀则激进得多，主张对儒家、旧伦理彻底否定，认为传统礼教就是专制的根源，绝无调和空间。

总之，二人同启一代思想新风，共破千年封建桎梏；但一个温和改良，寄望于文教；一个激进革命，投身于革命；道路虽分岔，却终身惺惺相惜，是近代中国两条救国道路的典型代表。

那么，后世谁的影响力更大呢？

分两个维度看：从改变中国历史走向及宏观历史层面看，陈独秀的影响力更大，毕竟他主导建立的政党改变了中国；但在后世的学术研究、思想传播领域，以及港台与海外人文知识分子圈层中，胡适的影响持久且深厚。

后世对二人的评价有明显的差异。

大陆官方的评价是这样的：陈独秀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又是中共创始人，历史地位更高；尽管人生后期充满争议，但党史和近代史教材均充分肯定他早期的开创性功绩。

胡适以“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的身份得到肯定，但官方同时认为其改良主义路线脱离当时的中国国情，无法救中国。

不过，文化界对胡适的评价与官方有所不同：大陆官方对胡适的评价偏于负面，但港台学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对胡适的评价极高，将其定位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近十几年，内地思想界有重新审视胡适的迹象，其思想价值被越来越多人重视，但整体历史权重仍在陈独秀之下。

谁更被太平社会所认可？

毫无疑问，无产者情感上更倾向于陈独秀，因为他们对旧秩序有深刻的仇恨，渴望通过革命改变命运。可以说，陈独秀是改朝换代时代才会出现的人物，但改朝换代不是社会常态。

有产者、中产者是秩序的既得利益方，他们不希望秩序被打破，他们可能赞成变革，但应以温和的方式进行，因此他们天然地站在胡适这一边，这是胡适更容易赢得大多数时代欢迎的原因。

于是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胡适正在被越来越多人重新想起并怀念，关于胡适的书——写胡适的和胡适写的——越来越多，胡适的形象越来越正面，其政治主张被越来越多人认可。而陈独秀，则有被人遗忘的迹象，毕竟，他的思想遗产与太平盛世有较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