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百万人。一九五八年，北京拿出的天安门广场改建方案里，这个数一落到纸上，许多人先看见的不是广场，是工期。
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只剩一年多。
长安街要改，广场要拓，西侧要起一座万人大会堂，东侧还要建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城里旧墙、旧门、胡同、道路、电线，全挤在这片地方。
毛主席看得更远。
他给出的意思很明白：天安门广场要有气魄，要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
这不是给一九五九年国庆临时搭一个场子。
这是给一个新国家，重画它的中心。
天安门前这片地方，原先并不是今天这样敞亮。
明清两代，它更像皇城前的一道仪式空间。大明门、大清门、千步廊、红墙，把普通百姓隔在外头。人能不能走，车能不能过，都有规矩。
到了民国，旧格局被一点点打开。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的门槛被拆，长安街开始通行，天安门前从封闭的皇城前场，慢慢变成城市交通的一部分。
可真正改变它命运的，是一九四九年。
开国大典前，北京组织人力清理、整修天安门广场。垃圾、杂草、破旧设施被挪走，旗杆立起来，天安门城楼前重新腾出一片集会空间。
十月一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
广场上人群一层压着一层。那一天，新中国在这里宣告成立。
但那时的广场，还是小。
小到它能托住开国大典，却托不住一个六亿人口国家往后的大场面。
这就是第一道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开始陆续整修天安门地区。长安街拓宽，观礼台修建，广场周边的旧建筑逐步拆改。
到五十年代中期，天安门广场已经比开国大典时宽阔许多。
可在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眼里，还不够。
不是眼前不够。
是将来不够。
一九五八年六月，北京市委向中央提出改变北京市城市面貌的计划，其中一项就是拓宽天安门广场。
八月，中央决定改扩建天安门广场，扩建观礼台，并在广场西侧修建万人大会堂，东侧修建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
事情一下变大了。
这不只是修路铺地。
这是把旧北京中轴线上最敏感、最核心的一段，改成共和国的政治广场。
中华门在中轴线上。
棋盘街也在。
广场上的红墙、旧胡同、杂乱管线，全都在规划线里。
拆，还是不拆？
留下，广场打不开。
拆掉，等于把几百年皇城格局再往前推开一步。
最后的方案落了下来：保留正阳门和箭楼，拆除中华门，东西两侧分别布置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广场中部形成开阔空间。
这一下，天安门广场从旧城缝隙里挣了出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国庆工程。周总理介绍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情况，会议通过综合设计方案。
时间紧得像拧紧的发条。
人民大会堂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底动工，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建成，从设计到竣工只有十个月左右。
天安门广场改建也在同一节奏里推进。
电线要入地。
道路要重铺。
观礼台要扩建。
广场要和人民大会堂、两座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城楼、正阳门放在同一条轴线上看。
每一处都不能散。
这时再看毛主席那句“气魄要大”，分量就出来了。
大，不是简单把地铺宽。
大，是广场要配得上国家庆典，配得上群众集会，配得上北京作为首都的空间尺度。
后来形成的天安门广场，南北长八百八十米，东西宽五百米，面积约四十四万平方米，可容纳一百万人举行盛大集会。
这个数字，成了广场的骨架。
一九五九年九月，广场和国庆工程陆续完工。
人民大会堂立在西侧，东侧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广场中央偏南处挺立，北面正对天安门城楼。
旧皇城前那块封闭的地，变成了人民广场。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举行。
方队从长安街走过，观礼台上旗帜迎风，广场上人群铺展开来。那一年，天安门广场不再是勉强容纳庆典的空地，而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很多年后，人们再走到这里，常常只记得它“大”。
可一九五八年的关键，不只是“大”。
是毛主席把这片地方从一次庆典的需要，放进了一个国家几十年的需要里。
如果当年只按眼前办，广场会小一圈，路会窄一截，后来一次次国庆、集会、外事活动，都要重新拆、重新改。
那才是真正折腾。
一九五九年秋天，天安门城楼前，方队从宽阔的广场穿过。人民大会堂的新墙面迎着阳光，东侧博物馆静静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对长安街。
一百万人这个数，终于落在了北京城的中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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