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飞机座椅应该放倒吗？

Should You Recline Your Airplane Seat?

探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困境。

作者：乔舒亚·罗斯曼

2026年7月10日

插图：乔西·诺顿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经过漫长的驱车前往机场后，你刚刚登上了长达十五个小时的航班。你坐在经济舱里，身后坐着一家三口——一位男士、一位女士和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他们看起来挺和善的。然而，随着飞行时间的推移，小家伙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她不停地踢你的座椅，还用玩具戳你的肩膀。

“别这样，”你听到父亲说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个蹒跚学步的幼儿竟然安静了下来。客舱里的灯光渐渐暗淡下来。是时候睡觉了。然而，就在困意袭来之际，你却察觉到一阵动静：你前方的座椅正在缓缓向后倾斜。你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眼睁睁看着座椅完全放平。此刻，你感到空间局促起来，前排座椅几乎贴到了你的脸上；同时，你也注意到肩膀有些僵硬。你的手指轻轻摩挲着自己座椅的调节按钮。难道那些被靠得更舒服的人，就没有权利也把座椅调回舒适位置吗？正当你准备往后仰时，忽然听见一声清咳。你转过身去，看到那位父亲正直视着你。“不好意思，”他开口道，“您能麻烦把座椅保持在原位吗？”

生活中充满着伦理困境，有些后果更为严重，有些则相对轻微。你该不该吃肉？在你做出决定的当儿，无数动物的生命正悬于一线。你会不会用Claude来撰写你的求职信？当你犹豫不决时，你的诚信正面临考验。相比之下，座椅的可调节功能却显得微不足道——仅仅几英寸之差，或许只关乎短短几个小时。然而，这区区一点空间与时间，却显得格外重要：你是否抓住它，似乎透露出你对待他人的方式，甚至折射出你对整个社会的看法。

2014年，当FiveThirtyEight向约一千名乘客询问他们对座椅放倒的看法时，有41%的受访者表示，放倒座椅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这一比例似乎有所上升：2022年，一位名叫埃里克·琼斯的数学教授在名为“The Vacationer”的网站上撰文探讨旅行统计数据，他开展了一项类似调查，结果发现，高达77%的受访者反对放倒座椅。这些调查样本量不大，但综合起来却显示出我们在对待座椅放倒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你或许还能从一些网络论坛中找到佐证——在这些论坛里，那些认为放倒座椅是无礼行为的人似乎占据了压倒性多数，声音格外响亮。不久前，我做了一次小型家庭问卷调查，所有在场的家庭成员一致表示，他们从不放倒座椅。“如果你在飞机上往后靠，那你可就是个大坏人啦！”一位家庭成员语气激烈地宣称。

你是“放松型”还是“克制型”？和许多文化冲突议题一样，这种分歧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根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通经济舱座椅的腿部空间平均减少了两到五英寸。与此同时，成年人大体上体型变大了，这使得坐在航空座椅上的舒适度进一步降低。此外，托运行李费用的上涨很可能促使更多乘客将行李塞进前排座椅下方，从而进一步压缩了腿部空间。而笔记本电脑的普及则改变了小桌板周围的空间格局，使得其正上方的区域变得尤为抢手。

人们很容易认为，航空公司之所以削减我们的空间，纯粹是出于贪婪。但航空旅行的经济学却表明并非如此。诚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座位的腿部空间确实更大——然而，那时的客舱设计受到更严格的监管，机票也更加昂贵，必须通过旅行社预订。如今，我们自己购买航班，精打细算的旅客得以毫不留情地追求低价。航空公司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他们出售小巧而廉价的座位，并将腿部空间作为一项可选增值服务，供那些愿意为此付费的乘客选择。

没人喜欢被束缚或受人摆布。在飞机上，你左右为难：一方面受限于其他乘客的选择，另一方面受到周围环境的物理条件限制，还有一方面则受制于经济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将你“引导”到飞机上的特定座位。你早已蓄势待发，准备反抗。问题在于，你会选择通过争取更多空间来反抗，还是通过捍卫已有的东西来抗争？

如果你正坐在一节空荡荡的地铁车厢里，可能会把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等车厢渐渐挤满人后，你自然会把包拿开，以便他人能坐到那个位置。这种毫无争议的社会规范，体现了我们如何携手合作、共同使用公共空间。或许有人会说，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飞机上。按照这种说法，向后倾斜座椅的行为就像把包放在座位上一样：它实际上占用了邻座乘客的空间。然而，这种类比并不完全贴切。当你向后倾斜座椅时，你并不是在阻止别人占用空间——而是侵占了他们早已占据的空间，这种行为所引发的微妙感受截然不同。（在地铁里，这就好比你的包部分压到了邻座乘客的腿上。）而此时，“受害”的邻座乘客，完全可以轻松地通过按下自己的座椅调节按钮，为自己争取一些补偿性的空间。（这就好比你的地铁邻座乘客把你的包递给了旁边的人。）

这种座椅后仰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效应，让情况变得更加棘手。如果你坐在头等舱，完全可以随意后仰，完全不会给他人带来不便。（从这个角度看，你支付的票价中有一部分其实就是为了获得一种道德上的安心感。）然而，对于其他乘客而言，一旦有人选择后仰，就迫使身后的乘客不得不做出同样的选择。可以说，坐在靠墙座位的那位乘客承受着沉重的道德压力：只要他往后一靠，就可能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不妨在脑海中想象一下这一连锁反应——它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景象呢？根据琼斯的调查数据，大约一半的乘客认为后仰实在令人难以容忍，干脆连想都不会去想；另有三分之一的乘客虽然觉得后仰不礼貌，但偶尔还是会这么做；剩下的乘客则完全不介意后仰。心理学家们谈到“社会许可”现象——（如果你看到别人做了某种被禁止的事，你就更有可能跟着去做）；而伦理学家们则在思考比例原则——（你的伤害越大，你的回应也就越强烈；反之亦然）。因此，我们不妨设想，一波又一波的后仰动作正从那些毫不悔改的乘客身上向后蔓延开来。如果爱丽丝彻底后仰，鲍勃可能会随之将座椅后仰至四分之三的位置，接着是卡拉，她只后仰了一半，直到丹出于原则坚决拒绝后仰，从而阻止了这股连锁反应的继续扩散。正是他的坚持，才让伊妮德和弗兰克得以保持坐姿挺直；随后，杰夫决定行使自己的后仰权利，又掀起了一波新的连锁反应。

如果乘客能一致做出决定：要么全都放平座椅，要么全都不放平，一切都会简单得多。因此，一些航空公司打造了这样的客舱：所有座椅都预先调整到相同的倾斜角度。遗憾的是，根本不存在一种“一刀切”的理想倾斜度。这不仅是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各不相同——确实如此——而且人体工程学研究还表明：当人们专注于某项任务时（比如工作、看电视或用餐），他们倾向于选择略微后仰的姿势；而当他们试图休息时，则会更大幅度地向后倾斜。此外，影响舒适度的最重要因素或许是身体的移动：物理治疗师常常说：“最好的姿势就是下一个要改变的姿势。”（有时候，你只需稍稍往后靠一两分钟就够了。）这表明，打造完全不可调节座椅的客舱其实是一种简单的权衡：追求社会和谐，却不得不牺牲舒适性。

与此相对的是，并非所有舒适感都源自身体层面，同样，也并非所有不适感都来自身体。当前方座椅向后倾斜时，即便它并未触碰到你或你的物品，也可能引发不适。这是因为这种倾斜侵占了所谓的“个人周边空间”——根据2020年一组心理学家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定义，“个人周边空间是指环绕身体、我们能够触及或被外界实体触及的那片区域。” 我们不喜欢任何事物或他人突然闯入这一空间，而压力及其他因素还会加剧我们对这种侵入的敏感度。在2021年发表于《工程数学问题》期刊的一项研究中，五位来自中国西安的研究人员对数百名乘客进行了飞行体验调查，最终确定了十四种主要类型的“个人空间侵入”，即P.S.I.。在他们的模型中，你的P.S.I.负担越重，每次微小的增加都会让你感到更加明显：比如，如果扶手过窄，或者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气味，那么即便是座椅稍微后倾，也会让你觉得格外恼人。人际差异则让这一切雪上加霜：家人进入你的空间与陌生人闯入，感受截然不同；如果你是女性，男性向后靠时你会觉得更不舒服，反之亦然。

这里存在一种值得深入探讨的不对称现象。向后倾斜座椅能让你在身体上感觉更舒适；相比之下，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比如膝盖受压、笔记本电脑被挤压损坏），被人倚靠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伤害。理论上讲，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一些补偿措施，让被他人倚靠的感觉变得更容易忍受。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研究员沙比拉·安贾尼曾让人坐进模拟飞机中，开展舒适度调查，有时还会测量他们的心率，同时让他们坐在不同宽度和“间距”（即排与排之间距离的专业术语）的座椅上。她发现：“坐在18英寸宽的座椅上，其舒适度几乎与坐在17英寸宽、额外增加4英寸间距的座椅上一样——换句话说，一英寸的座椅宽度相当于四英寸的腿部空间。”这或许是因为“除臀部以外的所有身体部位”都“显著受到座椅宽度的影响”（臀部的舒适度主要取决于座椅垫的质量）。从直觉上讲，这一点也合情合理：如果你的身体左右移动的空间更大，那么前后占用的空间自然就能减少一些。

追求更大的腿部空间是否是个“障眼法”？毕竟，统计数据显示，人们的身高并未增长，反而变得更宽了。遗憾的是，要拓宽座椅并不容易。正如航空记者迈克尔·博伊德所指出的，飞机呈管状结构，这使航空公司能够灵活调整座椅间距，却难以改变座椅宽度。（设计师可以一次次地将排与排之间的距离拉开一英寸，却无法扩大机身的宽度。）所有这些都表明，你最好的选择或许是尽量搭乘那些座椅稍宽一些的航班。博伊德特别提到，空客A220和A320，以及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175和E190等机型的经济舱座椅宽度均达到十八甚至十九英寸。或许，在这类飞机上，我们都能更放松地享受座椅倾斜带来的舒适感。

假设我们正惬意地坐在堪称最宽敞的经济舱座位上。那么，这种座椅的可调节功能是否会削弱其背后的伦理张力呢？恐怕不会。归根结底，座椅调节是一种在充满社会压力的环境中进行的社交行为。它涉及决定是否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以及忍受或抵制他人所作决定带来的影响。人们常常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航空公司实际上已将同样的几英寸空间卖了两遍——一次是卖给您，另一次则是卖给您身后的那位乘客。要摆脱这种困境，着实不易。

几周前，我参加了一场研讨会，与二三十位哲学教授和研究生共同探讨。当我向大家提出关于座椅倾斜的问题时，他们迅速指出了这一问题的诸多维度。座椅倾斜引发了责任、共谋与决定论等议题；它揭示了允许之举与应然之善之间的鸿沟；它还暗示了行使个人权利必然带来的种种挑战。有人提出，或许可以区分哪些座椅倾斜是可辩护的，哪些则是不可辩护的——比如，如果坐在你前面的人看似在倾斜座椅，实际上却弯着身子埋头于笔记本电脑中，那又该如何看待呢？另有人则好奇，座椅倾斜是否也存在一种“囚徒困境”：如果你是个精明的策略家，明明暗地里自己也在偷偷倾斜座椅，却偏偏装作反对座椅倾斜，这又会怎样呢？

在1962年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自由与怨恨》中，哲学家P·F·斯特劳森描述了人们在受到他人伤害时的两种反应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会依据自身的“反应性态度”——如愤怒、恐惧、宽恕等——来作出回应；这些态度是在我们与他人互动时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采取“客观态度”，将加害者视为受制于超越其自身力量的外在因素。斯特劳森指出，如果你因他人对你所做之事而心怀怨恨，你可能会说：“他本不是故意的”，或者“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这些回应既解释了所发生的事，又维护了加害者的自主人格。又或者，你可能会想：“他喝醉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伤害你的“他”，便与平时的那个“他”有了某种区别。换句话说，你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在火车上遇到的这个人，与你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那个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而对他多一些宽容和体谅。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牵强。但不妨想想2014年8月24日发生的事：来自丹佛、身高六英尺一英寸的商人詹姆斯·比奇当时正搭乘从莫斯科返回丹佛的航班，途经纽瓦克至丹佛这一段。他需要处理一些工作，于是便打开自己的小桌板，拿出笔记本电脑；同时，他还用上了一种名为“膝盖卫士”的装置——据美联社报道，这种装置售价仅22美元，“能固定在乘客的小桌板上，防止前排乘客向后倾斜座椅。”比奇告诉美联社记者斯科特·梅耶罗维茨，自己从不向后倾斜座椅（“你当然有权这么做，但这样做似乎不太礼貌”）。他并未提醒坐在自己前方的那位女士自己采取了这一措施。（他解释道，使用膝盖卫士时，“我宁愿让她以为是座椅出了故障，也不愿因此引发争执。”）然而，那位女士却立即招来了一名空乘人员，结果事情败露了。

从那以后，事态急转直下。比奇取下了“膝盖守护器”，却因那位女士用力向后仰靠，险些损坏他的电脑而勃然大怒。他上前与她对峙，将她的座椅往前推了一把，试图重新安装自己的设备。就在此时，她转过身来，猛地朝他脸上泼了杯汽水。（一个关键事实：“两位乘客当时都坐在美联航的超级经济舱区域，这一区域的腿部空间比普通经济舱多出4英寸。”）飞机随后被改道飞往芝加哥，抵达后立即有警方前来处理。斯科特·梅耶罗维茨写道，这起事件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广泛讨论：究竟是否应当允许乘客向后倾斜座椅。”事后回望，比奇坦言自己对所发生的一切“深感羞愧与难堪”。“我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他总结道，“我当时完全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显然，飞机上的那个“我”与地面上的那个“我”，竟是如此迥然不同。

从许多方面来看，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俨然就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小宇宙。然而，当涉及到调整座椅靠背时，航空公司却让我们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境地。关于如何调整座椅靠背，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普适答案；即便是理性的人，也会对此产生分歧——不仅彼此之间意见相左，甚至在一次飞行过程中，他们自己也会反复摇摆不定。细节问题至关重要，可我们对坐在我们前后左右的那些人的心理与身体状况却几乎一无所知。理想情况下，我们本应依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做出决定，但此刻的我们却心绪烦躁、疲惫不堪，还深陷于人造环境之中。“我曾努力不去嘲笑人类的行为，不去为它们流泪，也不去憎恨它们，而是力求理解它们，”巴鲁赫·斯宾诺莎在1670年这样写道。或许，调整座椅靠背并非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更像是一堂值得我们细细体悟的人生课。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然而我们却齐聚于此，彼此紧挨着，鲜有规则可循——无论是在巡航高度，还是在地面上，我们都如此。♦

本文作者：约书亚·罗斯曼是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他撰写每周专栏“开放性问题”。他自2012年起就在该杂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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