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世界正在与美国渐行渐远，而美国已经开始为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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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出了一套应对◽️◽️胁迫性政策的战略。她主张，欧洲应当联合起来，发展本土替代方案，以降低对这一经济巨擘的依赖风险。

三年后，如何降低对掠夺性超级大国的依赖风险，仍然是欧洲领导人面临的根本挑战，只不过如今令他们最为担忧的国家已经不再是◽️◽️，而是美国。欧洲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一方面公开设法安抚这位报复心极强的美国总统，另一方面却在悄然减少数十年来对美国的依赖，扩大本国的国防、能源和技术产业，并推动对外关系多元化。上周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上，这种态势展露无遗。特朗普总统再次向美国的盟友丹麦和西班牙发出威胁。

后退的并不只是欧洲。美国在亚洲和中东的伙伴国领导人，也在悄然采取同样的做法。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毫不掩饰的腐败、贸易冲突、军事冒险主义以及反复无常的人工智能监管政策，共同造就了国际事务中的一个新局面：各国纷纷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拉开距离，几乎已经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大战略。

对于几十年来一直称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的美国而言，这是一场根本性转变。长期以来，各国寻求美国强大军事力量的保护，也希望进入美国市场并获得美国技术。这反过来又使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受益。

如今，在同◽️◽️展开激烈竞争之际，关键伙伴关系的削弱正在侵蚀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全球领先的技术，同时限制美国应对◽️◽️产业优势的能力。

特朗普政府往往把对外关系弱化视为一件好事。其逻辑是，其他国家如果为自身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便可以把更多精力集中在本国利益上。然而，在当今世界，大国越来越频繁地把小国对自己的依赖变成胁迫工具，而自主能力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全球各国对美国进行“去风险”，如今已开始伤及美国国内民众。

代价并不难发现。美国在未能与欧洲和亚洲最亲密盟友保持外交与军事协调的情况下，输掉了对伊朗的战争。这是美国第一次在缺乏这种盟友协同的情况下作战。战争导致汽油和化肥价格飙升。据穆迪（Moody’s）估算，这给美国消费者造成了1320亿美元的损失。2025年，欧洲的军费支出增加14%，达到8640亿美元，但欧洲从美国企业采购的军备却反而减少了近一半。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也在把其他国家推离美国。2025年，赴美国际游客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估计造成的损失超过80亿美元。美国还在大量流失未来的高技能劳动力。去年秋季，美国高校国际新生入学人数同比下降17%，已经使高校损失至少约10亿美元，未来还可能使美国损失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收益。

这种寒蝉效应正在蔓延。特朗普不时谈论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则同◽️◽️建立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首次向5万辆◽️◽️电动汽车开放本国市场，并加入一项规模超过1500亿美元、旨在摆脱对美国国防工业依赖的欧洲防务融资机制。

在东亚，日本正在全面重塑国家防卫理念，以发展更强的进攻性打击能力。韩国防务承包商则正在世界各地挤占美国军火商的市场。

印度正在深化同欧洲、中东，甚至是不情愿地同◽️◽️之间的经贸关系。越来越多国家担心，未来能否稳定获得美国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模型，印度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印度正在重新考虑采用◽️◽️方案或发展本土替代产品。

一名印度高级官员去年对我说：“这里的人都在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方案，或许干脆应该自己开发。”

然而，对双方而言，推动对美“去风险”代价最为高昂、发生时机也最为不利的地方，恰恰是最早提出“去风险”这一说法的欧洲大陆。

欧洲各国首都正在进行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讨论。欧洲官员告诉我，他们正在悄然制定预案，以应对美国与欧洲爆发全面贸易战的情况。应对措施可能包括切断美国科技公司进入欧洲庞大市场的渠道，或者限制美国获得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关键投入品。

有关对美国“去风险”的讨论，早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前便已出现。近年来，美国的伙伴国早已对美国此前的一些政策深感不满。它们认为，这些政策践踏了本国的主权和利益，其中包括服务于美国地缘政治目标的制裁、《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中利用政府资金帮助美国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部分条款，以及限制先进半导体出口的其他措施。

某些“去风险”举措对美国也可能有所裨益。欧洲扩大自身防务能力，最终可能使美国腾出更多资源。伊朗最近的胜利正在华盛顿和中东引发一场有益的讨论，即美国是否应当缩减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越来越多民主党重量级人物，甚至包括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如今也不得不承认，以色列必须学会在没有美国每年数十亿美元、几乎不附带约束的军事援助的情况下生存。

但是，特朗普正在制造的裂痕，性质并不相同。

例如，2021年，澳大利亚同意向美国潜艇工业投入数十亿美元，依据的是这样一个承诺：到203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新潜艇将会出现在珀斯附近。如今，愿意对美国作出这种长期押注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许多国家开始按照四年一届的美国总统任期，规划本国与美国的关系。

对于美国而言，这给应对那些可能延续数十年的威胁带来了真正的难题。

世界对美国进行“去风险”所产生的一些代价，已经传导到美国国内；另一些代价则不会立即显现。美国的盟友没有加入特朗普那场毫无必要的对伊战争败局，是正确的。然而，美国日益孤立，也削弱了我们威慑未来冲突的能力。

由于找不到明确的替代伙伴，大多数国家不会立即同美国“脱钩”，而是会逐步采取对冲策略。正如冯德莱恩三年前谈论◽️◽️时所说：“我们的关系并非非黑即白，我们的应对方式也不能非黑即白。”

随着美国的伙伴国不断增强自身能力，降低面对美国政策变化时的脆弱性，未来的美国政府必须制定计划，防止双方关系发生更根本的断裂。

无论谁接替特朗普，都将成为第一位在这样一种全球环境中上任的美国总统：世界各国关心的不再是美国能够为它们做些什么，而是如何在尽可能不依靠美国的情况下行事。

应对这一局面所造成后果的第一步，是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而且多么持久的变化。

乔恩·费纳（Jon Finer）是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专家，现任耶鲁法学院蔡氏领导力项目驻校资深杰出研究员，并任美国进步中心国家安全与国际政策团队杰出高级研究员。2021年至2025年，他在拜登政府担任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并获颁白宫国家安全奖章。此前，他曾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的办公厅主任、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也曾担任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外交政策演讲撰稿人及中东和北非事务特别顾问。进入政府前，费纳是《华盛顿邮报》国际与国内新闻记者，曾在20多个国家采访，报道伊拉克战争及多场地区冲突。他毕业于哈佛学院，获牛津大学哲学硕士和耶鲁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并参与创办国际难民援助项目。其文章兼具前政府高层的政策经验与战地记者的国际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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