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儿童游戏权的演变脉络与路径重构

杨川，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贵州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游戏、儿童权利、儿童发展与评价；

段秀丽，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游戏、儿童权利。

［摘　要］在乡村发展进程中，游戏既能丰富乡村儿童的生活体验，又能促进其全面发展。研究以游戏自由权和游戏社会权为基本向度，综合运用田野调查、步行访谈等多重研究方法，描绘了“苦中作乐”“忙里偷闲”“劳逸区隔”“传统式微”四个时期的乡村儿童游戏权的生动图景。乡村儿童游戏权的演变脉络揭示了其发展困境，即成人观念禁锢是首要难点，法律落地难题是重要堵点，经济结构制约是深层盲点。基于此，研究重构了形塑舆论场域、消除政策壁垒、破除经济桎梏等路径。

［关键词］乡村儿童；游戏权；演变脉络；路径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游戏是儿童的存在方式和学习途径，是儿童作为人的基本需要。游戏被证明能增加儿童生存的机会（Prout，2004），支持身体、社会和认知训练（Lester & Russell，2008；Liu & Feng，2005；Woodhead，2005；Nyota & Mapara，2008），调节紊乱情绪、减少压力（Lester & Russell，2018）和情境反应（Bateson，2005），形成生理和心理的灵活性（Spinka et al.，2001；Pellis & Pellis，2009）。儿童游戏时通过重新安排生活世界来应对害怕或无聊（Sutton-Smith，1999）。儿童在游戏创造的世界中处于控制地位，借助探寻不确定以便战胜不确定，通过游戏形成一系列特殊情境灵活反应的技能（Spinka et al.，2001），形成具有高度灵活性和更大的适应未来社会的潜力（鄢超云，2018）。游戏为儿童提供了跨越现有存在方式的契机，并且适应、转化和重塑成人文化期待（Thorne，1993）。儿童游戏的重要性是将游戏提升为儿童权利的基础（Lester & Russell，2008）。尊重游戏权是人性本质及尊严的体现，“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席勒，2009），“人是游戏者，游戏是人根本的存在方式”（胡伊青加，1998）。保障儿童游戏权是建构现代社会文化体系和保障儿童拥有童年生活权利的需要，是现代儿童教育的人本化发展和儿童和谐健康发展的需要（丁海东，2010）。

早在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就赋予儿童游戏以法律属性，我国于1990年签署该项公约，当下国际社会对游戏作为特殊人权的认可逐渐增强。2025年6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再次强调“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游戏权正式步入国家立法视野。然而，对游戏权价值的认同并未带来其在实践中的全面保障（郝卫江，1998；陆士桢，2005），甚至被评价为“被遗忘的权利”。研究发现，儿童游戏条件、游戏玩具安全问题、游戏机会被剥夺的事情时有发生（李祥等，2023）。儿童游戏权受场地不足、设施不普及、缺乏正确认识（邱学青，2008）等因素影响，导致时间上自由实践与制度化安排的冲突、空间上明确要求与隐性占据的冲突、方式上多元与单一的冲突（杨秀，2014），形成了时间困境、空间困境、心理困境、法律困境及现代媒体的失位困境（谢高明，2018）。此外，儿童游戏权立法保障体系不健全、立法保障层级低、立法保障可操作性差也成为儿童行使游戏权的重要阻力之一（刘莉、李祥，2021）。因此，有研究者提出通过创造性运用空间来确保游戏空间（Mayfield et al.，2009）、社区儿童玩具馆为儿童提供游戏工具和措施（Ozann & Ozanne，2011）等策略。

在乡村振兴战略确定的乡村发展基调及描绘的总体蓝图下，乡村的经济水平、物质环境、社会结构、家庭关系、思想观念、乡村教育等都在悄然改变，乡村儿童游戏权实践既面临困境，又存在机遇。一方面，现实中乡村儿童游戏权有实践必要性。乡村游戏生态被破坏、传统民间游戏被挤压、家庭时间节律和空间结构被改变，导致乡村儿童游戏权被忽视甚至侵害。另一方面，乡村儿童游戏权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相对充足的自由支配时间、丰富的自然、传统、民间游戏资源等都表明，与城市相比，游戏权在乡村更具实现可能性及相应的策略空间。基于此，本研究基于乡村土壤和时代背景，从游戏自由权和游戏社会权两个维度梳理乡村儿童游戏权演变，勾勒在时间空隙中乡村儿童游戏权的实然图景，并重构其发展路径。

二、研究设计与分析框架

（一）研究设计

为深入剖析乡村生态背景，研究借助田野调查法进入现场，试图凭借研究者的亲身经历与细致观察，全面记录和生动描绘研究地区的事实状况。本研究分阶段有序展开资料收集工作。研究团队成员先深入交流锁定其家乡村落作为预调研单位，并对乡村自然景观、儿童在园游戏状态、村落设施设备等进行观察、记录，并将其作为前期资料。在预调研信息收集基础上，研究综合考虑取样便利性与信息饱和度，选取G省的J、L、I、K、H村和N自治区的N村作为田野调查点。

J、L、I、K、H五个村落地处 X市辖区，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习俗相似，选取这些村落能够有效避免地域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干扰。而且，从J村到H村地理位置从乡村逐渐靠近城市，为探究城镇化对儿童游戏权的影响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N村是N自治区K旗的村落，经济相对贫困，年轻人口外流严重，中年养牧者与高龄老人坚守，少量留守儿童滞留。

基于前期观察，研究重点采用步行访谈法收集资料。步行访谈（Walking Interview）作为一种新兴的质性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与受访者在动态行走中进行对话，通过空间流动性激活受访者的情境感知能力与具身记忆提取机制（Carpiano，2009）。该方法结合了半结构化访谈的灵活特点与移动情境的具身优势，相较于传统静态访谈，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动态、诱发和共在三重维度。动态维度通过移动轨迹动态捕捉身体经验，诱发维度依托环境交互激发隐性经验表达，共在维度借由情境共享平衡主体间权力关系。该方法既解码了日常生活肌理，又借由空间记忆的具象化过程激活了游戏叙事脉络。研究过程严格遵循主题框架，聚焦游戏变迁维度（涵盖游戏类型、玩伴构成、空间分布及时间结构等要素），与主体经验深度对话。为实现历时性分析，研究采用跨代际步行访谈实现多维互证。访谈对象包括26名儿童，以“X 村-C-序号”的方式编码，如“H-C-1”；以及32名成人，以“X村-J-序号”的方式编码，如“H-J-1”。访谈严格遵守涉及儿童的研究伦理进行，受访者的具体信息如表1、表2所示。

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法。研究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资料，通过多种媒介对乡村55名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村民进行访谈（见表3），以期通过不同代际的人物记忆把握乡村游戏的变迁样态。访谈对象编号以出生年代为首标识，如“40”代表生于1940年代，“00”代表2000年代，以此类推；编号中的字母代表受访者所属的不同村落，其后的数字用于区分同一村落同一批次内的不同个体。

（二）分析框架

本研究参照伍多·库卡茨（2017）提出的主题分析七步法建构儿童游戏权的内涵。首先，研究根据公法论视野下的权利分类和人权论视野下的代际演进提出主类目，并借助德尔菲法，反复函询专家，最终确定主类目，即游戏的自由权、社会权和秩序权。其次，借助Nvivo 14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与归类分析，建构游戏自由权、社会权具体内涵，借助文本分析建构游戏秩序权具体内涵，共同构成了儿童游戏权的完整框架。鉴于游戏秩序权主要在法律、政策中体现，本研究重点聚焦游戏自由权和游戏社会权。

儿童游戏自由权作为防御性权利，旨在保障儿童在游戏活动中免遭国家过度干预。其权利体系由自主权与参与权构成：前者涵盖游戏内容选择、伙伴关系建立、时空自主安排及方式决策等本体性权利，强调儿童对游戏行为的主导性；后者涉及游戏环境规划、规则协商、活动设计及效果反馈等程序性权利，确保儿童在游戏生态系统中的建构性。这种双重维度的权利架构不仅确认了儿童的法律主体资格，而且构建起保障游戏自主性的制度框架。

儿童游戏社会权作为积极权利形态，要求国家以保障游戏权实现为法定义务。该权利体系由受供给权与受保护权构成：前者通过制度供给确保儿童获得充分游戏时间、安全活动空间、适龄游戏材料及专业指导资源，构成权利实现的物质基础；后者要求建立涵盖身体安全保障与心理健康维护的立体防护体系。这种权利配置不仅确认了国家的法定义务主体地位，更系统回应了游戏权实现所需的制度支撑与资源保障需求。

三、乡村儿童游戏权演变的脉络分析

乡村儿童游戏权的演变历程与游戏在乡村的多样化实践紧密相连。描绘乡村儿童游戏权的变迁语境，探究“乡村—游戏权”关系的动态变迁，有助于明晰乡村儿童游戏权议题的历史趋势和时代特征，明确研究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还原游戏权与乡村的纵深离合关系，描绘几代人背后乡村游戏权的动态原貌及问题表征，可为乡村儿童游戏权的保障提供历史经验。

（一）苦中作乐：劳作同步的游戏权（20世纪50年代前后）

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乡村呈现传统样态，因时代特点、地域特色影响，人们生活清贫却也苦中作乐。费孝通（2008）在《乡土中国》中曾指出：“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乡村的乡土性深深植根于土地之中，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生活于斯。改革开放之前，乡村物资匮乏、条件有限，生产生活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生活质量与现代社会相去甚远。在“40后”分享者的记忆中，“贫苦”是对乡村生活体验最直观的印象。在与受访老人N-J-3一同沿村中老路散步时，她指着一片现已荒废的土地感慨道：“我们小时候（吃）草根树皮，现在猪吃的都赶上那时候的伙食了。”“小时候经常吃不饱，平时基本上只能吃酸菜饭和苗饭（玉米饭），一天又要做活路，不容易啊。”这些在行走中被激发出的回忆，为理解该时代的游戏背景提供了现实基础。儿童既在土地上生活与劳作，又在泥土世界中游戏与成长。在“40后”受访者的回忆中，游戏认知及表达不免有几分“土”味和“苦”味。“不做活路就是游戏，活路做完了就可以游戏。”“想咋个玩就咋个玩，又不要别人教。”（40-W1）可见游戏与乡土社会生活联系紧密，游戏初衷和玩法也很“地道”。想玩就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以及处处可以玩都体现了游戏中儿童自由、主动的状态。儿童的游戏不是“为了玩而玩”，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要游戏、要玩乐、要休息”的需要。

1.与劳作重合的依附自由

游戏自由权是游戏权的首要内容与核心（刘智成，2014）。不自由的游戏不是游戏，幼儿无法获得游戏体验，自然也就发挥不了游戏自由人的“功能”（仲筱，2022）。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乡村，儿童对游戏时间、游戏场所、游戏材料等的判断与选择依附劳作进行，游戏的开展相对顺利。游戏自由权主要通过游戏时间自由、游戏场所自由与游戏材料自由来体现。

首先，游戏时间与劳作时间重合。20世纪50年代前后，乡村儿童的游戏时间高度依附于劳作节奏，主要集中在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的劳作间隙。游戏以“做中玩”的形式展开，本质是以农活为主、游戏为辅的复合行为，如放牧时捕捉昆虫、割草时编织草玩具等，体现了艰苦环境中儿童自适应性的游戏权实现方式。步行访谈方法通过重现历史空间场景，有效激发了受访者对童年游戏与劳作关系的具身记忆。在行走至村北山坡放羊小路时，受访者N-J-4望着眼前的草地感慨道：“我们都忙着帮家里干活。春耕、夏锄、秋割，剩下时间就放猪羊。冬藏时候也要给猪羊做草料。”“没有时间玩，除非是猪羊在山上老实了，可以捉蝈蝈蚱蜢。”（N-J-4）“我们喜欢割草，很好玩，有时候用草编蚂蚱，有时候烤蚂蚱吃。”（50-W6）（见图1）

其次，游戏场所随劳作场所灵活变化。20世纪50年代，儿童因承担家庭劳动，其游戏场所随放羊、割草等劳作场所而改变，场所选择较为自由。当问及“您还记得您小时候在哪里捉蝈蝈吗？”受访者50-W4回忆道：“那地方大了去了，赶着猪羊上山，有草的地方蝈蝈多得很。我们跟着走就行，整个草原平地随便玩。有弹弓还可以拿到山上打鸟。”这种游戏场所的灵活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W4所在地区的地形特点。K旗位于N自治区东部、C市西北部，地势西高东低，中部为沙地，北部为草原。N村作为K旗的一个小村落，周围多是山坡与草原平地，为孩子们提供了放牧玩耍的理想场所，游戏场所既平坦又安全，选择权充分掌握在儿童手中。另一位受访者（50-W7）来自 J村，一个位于南方的山区村落，虽然地势不够平坦，但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别样的游戏机会。“因为要喂猪，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负责割草。割草没有固定的地方，哪里有草，我们就几个孩子一起去那里。这片没草了我们就换地方。有的孩子胆子大，遇到蛇都要抓来玩玩的。”（50-W7）

再次，游戏材料以自然为主。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游戏材料的选择多依靠大自然中的实物自制而成，如木头、胶皮等。“玩来玩去就那几样，弹弓、毽子。没有买的玩具，家里没有钱，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玩具。要玩都是自己做，我叠方宝（用纸折的玩具）厉害得很。”（50-W4）这无形中锻炼了儿童的动手能力，如利用木头、凿子、镰刀、胶皮做弹弓，利用羊皮、大钱做毽子，或利用剪刀、胶皮制作跳绳等。但游戏材料来源单一，多为生活中的常见物品，且玩具种类有限，只有木头枪、弹弓、跳绳等。儿童能自由选择游戏材料，但材料来源单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选择的范围和游戏的多样性。

最后，游戏参与充分自由。游戏参与权需要儿童积极主动参与游戏（刘智成，2015）。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游戏时多数是两人以上结伴参与。“我们都是仨一堆，俩一伙。跳皮筋还得三个人呢，一个人咋玩。”“站在大街上，吆喝一声，伙伴们就全来了。”（40-W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儿童游戏参与度较高。当被问及家长是否干涉时，受访者表示：“只要别耽误干活，剩下随便玩。”这表明，尽管儿童的生活以农活为主，但他们在选择玩伴和游戏方式上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家长因劳作繁重无暇顾及，因此也不会过多干涉，使得儿童的游戏参与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2.无供给意识的社会权缺失

游戏社会权是和儿童的生存发展权乃至整体权利紧密相连的，成人不仅提供游戏材料与设施，还要充分考虑儿童权利，以确保社会和物理环境对儿童的支持（刘智成，2015）。由此可知，儿童游戏社会权的提供者主要包括国家、社会和成人，儿童则主要享有游戏供给请求权和游戏保护请求权。

首先，游戏供给请求权关注成人对儿童游戏需求的全面满足。这一权利体现在成人为儿童提供的游戏空间、设施、材料、时间、玩伴及指导等多方面。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社会背景下，儿童的游戏供给却呈现出明显的不足。第一，儿童需要参与劳动，游戏时间与劳动时间重合。20世纪 50年代前后的儿童，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落后，大多儿童需要参与农活。成人不仅不能为儿童提供充足的游戏时间，反而需要儿童参与劳动来贴补家庭。唯一能相对自由游戏的时间通常是短暂的午休时段。第二，成人无暇制作玩具，游戏材料供给不足。家长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为儿童制作玩具，更没有多余的资金为儿童选购玩具。“吃饱肚子都不容易，哪有多余的钱给他们买玩具。孩子也没时间玩，也得干活啊。”（50-W5）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成人供给游戏材料的意识不足，时间精力有限，导致幼儿游戏材料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第三，游戏空间供给与使用率失衡。尽管儿童在游戏空间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游戏空间的使用率并不高。孩子们主要在村里的土路、前后山等空间游戏。家长普遍认为，只要不影响做农活的家长休息，孩子可以去任何地方玩（50-W6）。然而，由于农活繁重，儿童自由游戏的时间有限，导致充足的游戏空间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其次，游戏保护请求权涵盖身体保护与心理保护。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儿童游戏保护表现在：第一，这一时期，儿童虽在游戏场地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安全隐患却不容忽视。成人忙于农活，无暇看管孩子，导致儿童在游戏过程中面临洪水、狼群等自然威胁。一位受访者（50-W4）回忆道：“小时候咱们前边的大河水深，有时候在下游玩水，上游就发洪水，村子里有孩子被冲走过。冬天的时候冰不牢固，我们去滑冰，一不小心就掉进冰窟窿里。还有放羊的时候，山里树大草高，狼就会在我逮山鸟的时候吃羊，有时候还偷袭人。”所以那时儿童外出去放羊，都会带上羊叉和铁桶，敲出“铛铛”的响声，预防狼偷袭。这些经历表明，儿童游戏场地与自然环境的高度重合使得安全保障亟待加强。第二，这一时期，儿童的游戏材料多取自大自然，如用镰刀、木头制作弹弓、枪等。然而，在自制过程中，儿童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一位受访者（50-W4）提到：“男生们实在没什么游戏可玩，就会分成两队上房顶用土块互砸，出了血也没事。”“做玩具时手被割出血，用土稀释下，照样出去玩。”这些行为反映出当时儿童在游戏材料安全保障方面的缺失。

（二）忙里偷闲：脱离劳作的游戏权（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儿童游戏权在“忙里偷闲”中得以实现。相比20世纪50年代，儿童游戏的自由权与游戏社会权均有一定发展。

1.与劳作脱离的相对自由

首先，自由游戏时间显著增多。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儿童参与劳动的时间在减少，而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多。儿童的时间分配从原来的劳动与游戏的简单二分，转变为上学、劳动与游戏三部分的有机结合（见图2）。访谈结果显示，这一时期的儿童有固定的上学时间，一日生活中能够游戏的时间整体明显增加，最多可以游戏9个小时。

其次，游戏场所自由范围拓展。相比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儿童逐渐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游戏时间变得更为充裕，游戏场地也不再局限在劳动场所。儿童的游戏活动除了在土路上打尕、欻骨头节儿、在前后山逮山鸟及在河面滑冰等传统项目，还延伸至上学路上和学校课间时间。其中，女生们多进行踢沙包、跳格子等游戏，男生们则普遍热衷于撞拐等活动。儿童受访者H-C-7在行走至村口小河时主动谈起：“爷爷说他们以前在这里摸鱼，我们现在也常来，不过不是摸鱼，大人不让我们下河摸鱼了。”这一时期，儿童在游戏场所选择上的自由权得到了明显增加。

再次，游戏材料选择种类渐多。这一时期，儿童游戏时间更加充足，更有机会依靠现有游戏材料自制玩具。女孩用剪刀与胶皮制作皮筋，用废旧书折纸片；男孩会用镰刀、木材做木头枪，并进行欻羊拐的游戏。“我们那时能有什么游戏，都是就地取材。每次吃羊肉时，将羊腿上的骨头节留下，去学校欻骨头节儿。骨头节儿共有四个面：桃儿、坑儿、板儿、包儿。将石子放在骨头节四个面上，向上抛起，再去接，接到就是胜利。”（60-L2）这段描述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儿童如何利用身边的资源自制游戏材料，并享受其中的乐趣。

最后，儿童游戏参与范围扩大，游戏玩伴增加，选择更加多元。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大部分儿童开始入学读书，这一变化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学习经历，也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社交圈。儿童的朋友圈从村逐步扩大到镇。采访得知，玩游戏时，儿童不只限于同班级学生，还会和高年级的孩子一起游戏。“我去学校上学也和同学一起玩。十几个人分组对撞。有时候我们还会挑战高年级同学，两个人用手抱住一条腿，互相撞击，谁先倒下，谁就失败。”（60-L5）同时，儿童对游戏中的人员配置也自行决定，教师多采取放任态度。

2.凭借自然供给的社会权起步

首先，游戏供给请求权保障有所提升。第一，游戏时间供给显著提升。成人在家庭和学校都为儿童提供了更为充裕的游戏时间。在家庭中，随着儿童逐渐脱离生产劳动，当成人忙于劳动时，儿童便获得了宝贵的游戏时间。在校园内，学校固定活动安排中的课间休息、体育课及活动课等课程，都为儿童提供了充足的游戏时间。一位大娘在访谈中提到：“在学校，课间通常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教师都是本地人，秋忙的时候，家里收小麦，偶尔会给一节活动课，让我们玩45分钟，之后再补课。”（60-L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校园时间为儿童提供了游戏的机会，但儿童在校内的自由游戏时间相对较少，更多的是成人主动规划的计划游戏时间。第二，游戏空间供给类型多样化。这一时期，儿童游戏地点不再局限于村里的土路与前后山。伴随着儿童受教育的普及，学校及往返学校的上学路也成为儿童游戏的重要场所，孩子们的游戏空间得到扩展。“小时候上学都是自己走路去，最喜欢和几个好朋友约着一起上学放学。路上一起聊天、捡柴火，有时候还干坏事，如爬树、掏鸟窝等。现在想想很有意思。”（70-Q4）第三，专门游戏材料出现。相比20世纪50年代游戏材料的就地取材，这一时期家长为儿童提供的游戏材料有所增加，如父母会为儿童制作沙包、滚铁环等。一位受访者详细介绍了沙包的制作过程：“找好看的花布，剪成大小一样的六片，然后相对封起来，留一个小口，顺着小口往里装小麦、糠麸子，最后封口。玩的时候可以单人踢，也可以二打一。”（70-Q6）成人还会为儿童做尕，让孩子带到学校与其他小伙伴玩。这种尕的制作过程也颇为讲究。“用镰刀将木头先修成一个梭子状，然后中间留个大肚子，再用镰刀在大肚子处修出圆圆的‘深沟’系上红绳。”其玩法也颇具趣味性。“玩的时候，画个圆圈，将尕放在圆圈里，然后用尕板将其打出去，外边的小朋友再将它打回来，打出的距离就是本人的战绩，如果打进圆圈里就算输。”（70-Q6）冬季还会为儿童制作冰车与冰杵子，以满足他们在寒冷季节中的游乐需求。制作冰车的过程充满了创意与匠心。“先找木头板钉在一起，然后找像冰刀一样的尖铁片分别钉在两边。然后在木板上面钉上羊皮垫子。前方钻个孔，拴上绳子。之后再找两个粗实的木棍，将它用锉子分别做成圆柱形状，最后在底部安装两个洋钉子。等前河结冰或山上的雪厚了，一个人在后面坐着，用冰杵子用力划，另一个人在前面拽绳子。”（60-L5）这一时期，儿童仍要凭借自然供给获得游戏时间、空间和材料的保障。

其次，游戏保护供给差异明显。第一，游戏场地安全保障存在差异。这时期儿童游戏场所主要是家庭、校园和上学路上。校园环境作为游戏场地最为安全，主要原因在于场地相对封闭且有教师悉心看护。家庭和上学路上的安全隐患往往被忽视，危险事件时有发生。一位受访者回忆道：“我最喜欢上树掏鸟窝。但鸟窝里会有蛇。记得有一次去掏鸟窝，刚把手伸进去，就感觉有东西钻进了胳膊里，一看是一条蛇。”（60-L8）访谈中还有很多类似案例，但受访者表示因为是独自上学、放学，很多危险家长并不知晓。村落安全与校园安全的显著差异并未引起成人足够的重视。第二，游戏材料安全保障提高。尽管这一时期的儿童游戏材料仍然以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为主，如羊骨头节儿，废报纸等，但与上一代相比，成人的关注度有了明显增加。家长开始更多地参与游戏材料制作，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有安全隐患的玩具材料，如冰车与冰杵子、尕等，多由父母亲手制作，以确保其安全性。这一变化反映出成人对儿童游戏安全的日益重视，也映射出社会进步对儿童成长环境的积极影响。

（三）劳逸区隔：时过境迁的游戏权（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80 后”生活的时期，正值乡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生活与游戏的内容逐渐丰富多样。相较于前几个年代的儿童，这一时期的儿童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社会生产力不断攀升，农业劳动不再是农村生活的主流形态，人们开始走出农村、走向城市，以获取更多的务工资源（谢康，2005）。“80后”受访者回忆，村内兴起“熟人带新人”的外出务工潮流，留在村里的村民也尝试新的经济模式，如种植烤烟、开办副业增收等。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乡村经济的转型，乡村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儿童的游戏样貌。

1.有场域差异的区别自由

首先，游戏时间校内外差异明显。访谈得知这一时期儿童偶尔帮父母分担家务，出现更多的自主游戏时间。在校时间较受限制，游戏时间主要集中在课间十分钟与“大课间”。“那时都是下课10分钟游戏，临近中午有一个时长为20分钟的大课间。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就可以出去玩，只要家里人不喊我，天黑才回去。”（80-B1）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儿童游戏时间相对充裕。除了在校游戏时间外，回村后也能从19点玩到20点，父母对此并未过多干涉，游戏时间自主权趋向良好（见图3）。

其次，游戏场所选择性显著增加。这一时期儿童的游戏场所不再局限于学校和家庭，而是开始向外拓展，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十个全覆盖工程的施行，使村里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所以，孩子们会在公路上游戏。还去前后山逛游，坐在后山最高处的石头—‘大沙发’上，俯瞰村子各个地方，还会去小河里蹚水，游戏场所来去自由。”（80-B5）随着乡村水泥路的铺设和自行车的普及，儿童的游戏空间迅速扩张，游戏场所选择性也随之加大。与如今车辆穿梭的乡间公路不同，当时的路况虽已优化，但车辆并不多，因此安全系数相对较高，儿童们的自由游戏空间不易受到限制。

再次，游戏材料选择相对固定。这一时期的儿童游戏多为踢沙包、跳房子、打“Pia”（纸片）等传统游戏，游戏材料选择相对固定且单一。“‘pia’（纸片）的制作十分简单，只需两张纸对折，然后塞在一起，两人对打。”“跳房子也只是在地上画出格子，然后将石子或沙包丢进格子里，跳过被占掉的格子，不踩到线，原路返回即可。”（80-B8）成人虽不限制儿童游戏材料，给予一定自由，但由于材料本身选择范围小，因而材料自由相对受限。

最后，游戏同伴固定且稀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村中青年人外出打工，人口的输出导致参与游戏的同伴固定且稀少。“我们都是同龄的在一起玩，村里就那么几个小孩。所以啥游戏都一起玩，不然就没人玩了。”（90-J4）在学校，儿童们除了参加教师组织的集体游戏外，往往会以小群体的形式固定下来，与特定的同伴一起玩耍。“在学校我们会和好友一起跳绳、踢沙包。不和大孩子玩，要不然会打架。”（90-J7）这种游戏同伴的固定性和稀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的游戏体验和社交发展。

2.政策影响下的社会权转变

首先，游戏供给请求权体现在时间、空间和材料的供给方面。第一，游戏时间供给较为充裕。这时期儿童只在父母特别忙碌的时候会帮忙干农活，其余时间主要用于学习与玩耍。“农忙的时候要帮忙收玉米，年龄大点的孩子就帮忙烧饭。平时就是上学、放学，做点家务。那时候也没有补习班，也不像现在的孩子学业压力大，做完作业就开玩，家长只管做完作业就成了。”（80-B3）第二，游戏空间供给广阔。访谈得知，村子里游戏空间更广阔，没有限制。“整个村子随便玩耍，反正就几个小朋友，村子都是熟人，家长也不会担心孩子走丢，只要晚上回家吃饭休息就好。有时候饭都在小朋友家吃了。”（80-B9）第三，游戏材料提供初现商业化。父母除了给孩子手工制作跳绳、沙包等传统玩具，偶尔还会买毽子、布偶、弹珠等小玩具。“我记得爸爸去集市给我买过弹珠。事先在地上挖个小洞，然后每个人在一定距离用手里的弹珠向洞里弹。第一个弹珠是用手弹出去的，接着用手里的第二个弹珠去撞第一个弹珠。以此类推，最终打进洞的弹珠数多的一方获胜。”（90-J3）

其次，游戏保护请求权体现在游戏场地安全和游戏材料安全方面。第一，游戏场地安全保障校内外差异大。在校园中，由于有教师的看护和安全知识的普及，儿童的人身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然而，回到村里，由于父母忙于务农放牧，对孩子的管理相对疏忽，加之村落中存在的不安全环境因素，如水井、水池和凶猛的狗等，导致磕碰事件时有发生。当研究者与受访者一同经过村中老水井及废弃池塘时，他指着这些地点回忆道：“村里玩的时候最怕水井、水池和疯狗，村里家家都养狗，看家护院的狗很凶的。小时候有个孩子被狗追着在村里跑了好久，最后还是被咬了。”（L-J-4）总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儿童游戏场地的安全保障仍有待提高。第二，游戏材料安全保障明显提升。结合研究者亲身经历，这一时期，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为避免孩子受伤，儿童游戏玩具基本由父母亲手用木头、镰刀代做。危险的游戏材料受到限制，如很多家长禁止儿童燃放烟花。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开始“以买代做”。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游戏材料的安全保障权明显提升。

（四）传统式微：现代多元的游戏权（2000年以来）

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政策的深入实施，乡村逐渐融入现代元素，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乡村发展实现质的飞跃。2000年以来，“空心化”现象在农村日益凸显，很多村落中青年村民常年在外打工或居住在城里，只有长辈过生日和春节等重要日子才选择回到土生土长的农村（雷毓秋，2018）。笔者调研的村落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村民外出务工、进厂务工、人口外迁、外出求学、留守儿童数量激增等变化。

1.随乡村失落的受限自由

首先，自由游戏时间急剧减少。村中人口与经济发展滞缓，成为导致儿童数量稀少及游戏时间受限的重要原因之一。以J村为例，目前村中有三个3~6岁的二胎幼儿。访谈发现他们的游戏时间有限。“哪有时间让他们自己玩，她爸妈忙着地里的活，我在家看孩子就怕磕碰。如果真想玩，也得我干完家务活。”（J-J-3）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这种限制更为显著。在与留守男童共同行走从学校回家的田埂路时，他一边走一边说：“只有在上学时的课间活动和体育课上才能玩一会儿，回到家得帮奶奶干农活，偶尔打两局王者荣耀或陪爷爷下五子棋。”（J-C-4）由此可见，村中3~6岁的儿童多以成人闲暇时间为主要游戏时间。6岁以上的儿童则更多地在学校的课间进行游戏。回到家中，他们只能在20点和21点之间，利用手机和电视等电子产品或是五子棋等益智游戏作为娱乐方式，游戏时间极为有限（见图4）。

其次，游戏场所选择自由严重受限。这一时期的儿童游戏场所变得相对固定，主要局限于学校的操场和儿童自己的家中。即使孩子有探索自然的欲望，家长也往往会以危险、不卫生等理由阻止，或陪同前往。“山上草那么高，被蛇咬到怎么办？再说山上多脏啊。”“那下面小河呢？”“更不能去，这天阴晴不定的，发了洪水咋办。要去也行，得我陪同去。”（80-B2）由此可知，这时期儿童自由选择游戏场所的权利不易实现。

再次，游戏材料选择范围有限。通过访谈发现，这一阶段的儿童在利用自然材料制作玩具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你让他自己做，碰伤了手怎么办？现在哪有自己做玩具的，要啥给她买就行。”（60-L9）家长出于安全考虑，以及时间有限，更倾向于直接购买游戏材料，这导致了两个问题的出现：一是儿童逐渐失去了前辈们那种自制游戏材料的能力和乐趣；二是购买的游戏材料虽然方便，但其安全性却未必能够得到保证，劣质的塑料玩具开始充斥儿童的生活。

最后，游戏中同伴参与度有待提升。据研究者观察，村中的儿童大多倾向于单独游戏。究其原因，是村中人口流动频繁，许多家庭选择外出定居，导致同伴数量减少。同时，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家中玩具的数量也足以支撑孩子单独游戏，从而使得儿童的游戏参与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被技术渐入的社会权失衡

首先，家长对游戏时间的严格管控与放纵并存。这一时期，家长出于对儿童安全的考虑，对自主游戏时间进行管控。“天气这么热，让他出去疯跑，中暑咋办？就在家里玩就行，出去最多玩一个小时，也没有别的孩子，没啥意思。”（80-B6）然而，访谈中亦发现，多数家长因忙于农活，往往放纵孩子长时间玩手机，却忽视了对电子游戏时间的合理管控。很多家长误以为只要孩子不磕碰就是安全，殊不知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已悄然对儿童视力、语言发展及思维能力等方面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其次，家长开始控制儿童游戏空间。此时，儿童的游戏场所被严格限制在学校和家里，村中的公路、前后山、小河等自然区域反而成了禁忌之地。“村里狗多，车多，就算在公路上玩也要看护。小河水深，不能去。后山全是石头，摔着了咋办？”“她爸妈都在南方打工，我一个老人看着她，平时都不让她出院子。在家看看电视，去年他爸妈给我买了新手机，她又很喜欢看抖音，一看一下午，我可以喂鸡、做饭。”（60-L6）由此可知，家长的过度保护限制了儿童的游戏空间，剥夺了他们探索自然、与同伴自由玩耍的权利。

最后，游戏材料提供的商品化和电子化。这一时期，家长提供给儿童的游戏材料呈现出多元化和商品化的特点。各种玩具车、手柄游戏机、玩具手枪、五子棋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爸爸总是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玩具手枪，后来又买了手柄游戏机，现在我只玩手机，可以联网打游戏。”（10-Y2）游戏材料的提供逐渐电子化，家长给儿童提供的游戏材料数量虽多，但类型却以商品游戏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游戏场地与材料的安全保障虽得到提升，但自由权受到一定影响。随着父母安全意识的增强，他们不仅注重孩子游戏场地的安全保障问题，还愈发关注游戏场地与材料的卫生问题。但研究者观察发现，这一时期的儿童只能在父母视线范围内玩耍，失去了自由探索的机会。“村里环境变了很多，大队部有球场和健身器材，平时我都带孩子到那玩，还能和其他家长聊聊天。不让他们自己出去，下河又危险又脏。”（90-J1）家长以限制场地的方式实现对儿童的安全保护，实现保护请求权的同时又在影响着游戏自由权的实现。自由权与社会权之间的张力需要家长找到更加合理的平衡点。

四、乡村儿童游戏权实现困境的实然之因

（一）首要难点：成人观念的认知禁锢

自古以来，“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玩物丧志”等警世恒言深入人心，其中的“嬉”与“玩”皆隐含“游戏”之意。长久以来，我国民众对游戏持有轻视态度，视其为非生产性活动，与正经事务背道而驰。20世纪50年代左右，乡村经济尚处于贫瘠状态，村民更急于满足基本生理需求，“劳作以换口粮，游戏暂置一旁”成为普遍现象。步入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儿童游戏在生存与劳作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常因妨碍农事与学习而遭受限制。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乡村家长在重视子女教育的同时也展现出对儿童游戏的有限支持，开始为儿童提供游戏资源与空间。然而，进入21世纪后，学科学习被推向了家庭教育的首位。尤其在乡村地区，家长有教育热情但缺乏教育方法，过早教授拼音、算术等知识，小学化教育倾向依然明显。《中国妇女报》曾刊载数据，显示20.69%的受访者赞同“儿童应尽量少接触娱乐信息”，19.35%的人不认同“儿童拥有玩的权利”，更有10%的人反对儿童自主参与游戏与娱乐活动（郝卫江，1998）。这些数据无一不在揭示，成人对于游戏价值的认知缺失或偏颇，构成了儿童游戏权利得到充分实现的重要障碍。

（二）重要堵点：法律政策的落地难题

当前儿童游戏权保障的核心堵点在于法律文本的模糊与执行层级的断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障儿童权益的政策法规，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6）、《幼儿园工作规程》（1996）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九条提及“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时间”，但未明确量化标准与实施路径，“致使对其保护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最大限度的实现”（丁海东，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的颁布进一步推动了儿童游戏权的法制化，但从法律承认到实践落地往往存在时差。在这段过渡期内，如何确保法律精神得以有效传达，如何推动社会各界对儿童游戏权的广泛认同与积极践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广袤的乡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民众游戏观念相对落后，游戏化教学理念的落地实施更是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有限条件下，结合乡村实际，确保每位儿童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游戏权利，成了乡村学前教育工作者、研究者甚至乡村民众共同关注的焦点。

更深层矛盾在于城乡民众法律认知差序。城市地区成人通过“家长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组织推动游戏权实践，而乡村地区仍滞留在“安全看护”基础层面。这种制度悬浮与差序状态导致乡村地区成为儿童游戏权保障的瓶颈，亟须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游戏权的刚性指标，通过督导问责体系保障游戏权的有效落地。

（三）深层盲点：经济基础的结构制约

经济基础对权利实现的制约性需置于社会结构性框架中审视（Sen，1999）。我国城乡发展的历史性落差，客观上塑造了资源配置的梯度差异。2019年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显示，乡村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仅为城市地区的1/3，游戏设施的人均占有率不足城镇儿童的1/5。乡村物质条件的匮乏直接限制着游戏空间的物理承载能力。回溯至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乡村家庭劳动生产中，儿童作为辅助劳动力的工具性价值常压倒其发展性需求，导致游戏时间被生存性劳动挤占（Bourdieu，1977）。即使在当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经济转型的迟滞仍持续影响儿童权利实现。2020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乡村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儿童发展性支出的比例仅为8.7%，显著低于城镇家庭的15.3%。

经济要素对游戏权的制约具有双重机制：其一，直接的物质剥夺效应，表现为游戏设施短缺与安全场地匮乏；其二，间接的文化再生产效应，即经济压力通过代际传递重构家长的教育理性。因资源有限，乡村家长往往将教育投资聚焦于“可见回报”的学业竞争领域，而将游戏视为“非生产性时间消耗”（Lareau，2003）。这种选择虽具有经济理性逻辑，却在客观上挤压了儿童游戏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基础并非决定性单因，其与文化观念、制度安排形成交互作用。在相同经济水平下，具有游戏支持政策的乡村社区，儿童日均游戏时间可提升1.8 小时（UNICEF，2021），可见破解困境需构建经济赋能与文化重构的协同机制。

五、乡村儿童游戏权保障的路径重构

（一）突破难点：形塑乡村儿童游戏权的公共舆论

儿童拥有游戏权利是儿童权利从生存权向发展权演化的必然选择（李祥等，2023）。实践中，由于乡村民众对儿童游戏权内涵及重要性的理解尚待深化，导致儿童游戏权落实遭遇多重挑战。基于此，相关部门亟须主动承担起培塑游戏权利观的社会责任，致力于营造儿童游戏友好的舆论环境。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其一，提升社会对儿童游戏权的认知与重视。政府应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广泛影响力，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将儿童游戏权的基本理念深入传播到乡村地区，使乡村民众广泛了解并认同儿童游戏权的时代价值与重要意义，激发乡村民众对儿童游戏权的积极态度，进而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与支持的良好氛围。其二，建构乡村儿童游戏权保障的专业行动网络。面对乡村场域中多元价值观念交织与信息传播效能受限的双重挑战，需要建构由政策倡导者、实践研究者与社群组织者构成的三维行动体系。该体系须具备政策传播能力、社群动员能力与在地知识储备，同步嵌入学术支持系统，通过绘制需求图谱与研发干预方案实现精准施策。通过知识生产—传播—实践的闭环机制，将儿童游戏权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公共话语，进而构建良性舆论生态。

（二）疏通堵点：消除乡村儿童游戏权的政策壁垒

游戏权政策的执行主体是推动乡村儿童游戏权实践的中流砥柱，需完成从文本解码到实践转译的双重跨越。基层政府需系统解构政策文本，精准识别政策目标与价值内核，实现国家意志与乡土情境的动态适配。

首先，理解并认同儿童游戏权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第一，地方政府作为政策的直接执行者，需全面解读、精准把握政策文本内容，以及深刻领会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与最终目标，确保乡村地区被明确纳入游戏权的保护范畴。第二，结合国家政策导向与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将乡村儿童游戏权的特殊性、必要性纳入政策考量之中，从而制定出极具可行性的游戏权执行策略。

其次，推进乡村儿童游戏权立法，实施从文本到实践的立体转化。第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游戏权保障框架为基础，通过规范援引、量化设计、制度创新三重策略构建实施细则。如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儿童游戏场所与游戏设施配置标准，为儿童提供安全、有趣的游戏环境；明确游戏受侵后的权责划分，确保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受到充分的保护；合理规定游戏时间，使其既能保障儿童的游戏权，又不影响他们的学习与成长。第二，构建立法实施保障体系。如由检察机关牵头设立游戏权公益诉讼工作站，将设施缺损、时长不足纳入检察建议范畴；组建跨部门游戏环境评估组，将游戏资源可及性纳入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评估；建立乡村游戏指导员制度，通过“社工+乡贤”模式培育在地化督导力量。通过刚性约束与弹性调适的结合，实现法律文本与乡土情境的有机互构。

（三）破解痛点：破除乡村儿童游戏权的经济桎梏

面对经济桎梏痛点，本研究提出在空间供给、文化赋权与经济支持方面保障儿童游戏权。首先，空间正义导向资源配置补偿。锚定城乡教育公平原则，建设学前教育财政补偿机制，提升乡村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占比。优先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试点，实现县域专项资金精准匹配全覆盖。设立乡村游戏设施建设专项资金池，由教育、财政等多部门联合监管，专门用于打造适宜乡村儿童的游戏空间。空间营造遵循地貌适应性原则，平缓地带配置复合型游戏场域，丘陵区域打造自然探索网络，所有设施嵌入模块化安全防护单元，提升设施覆盖率与空间承载力。其次，家庭发展动能转换经济赋能。通过电商培训、创业孵化、市场对接等多种措施，推进家庭再生产模式转型，提升乡村家庭收入以进一步提高儿童发展支出占比。设立乡村产业转型扶持基金，为涉足新兴产业家庭提供低息融资，同步构建差异化儿童发展支出补贴机制，通过梯度补贴撬动家庭游戏消费支出，压缩城乡发展支出差距。最后，多元要素协同治理创新。针对直接物质剥夺效应，采用“政策激励+产能绑定”双轨机制：通过税收减免、土地优惠等组合工具吸引游乐设备企业乡村设厂，绑定产能捐赠条款定向供给儿童设施；同步搭建全国共享平台，盘活城乡闲置设施精准配送。针对间接的文化再生产效应，从经济激励角度出发，设立乡村儿童全面发展奖励金。对科学安排游戏时长并取得进步的儿童家庭实施奖励，引导家庭在保障游戏自主权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借助此前瞻性举措同步破解设施短缺与观念制约，构建权利实现的物质文化双支撑。

责任编辑：何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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