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要闹大了才能解决

长沙一位小区业主闵某，半夜开车回家时，发现地下车库里的自家车位被一辆红色本田车占了。他辗转联系到车主，要求挪车，但他恐怕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一件小事，竟然折腾了整整10天才尘埃落定。

在这10天里，为了调解双方的纠纷，有关单位一共组织了多达六次调解：

第一次调解：7月2日15时，东华社区、德峰小区物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第二次调解：7月3日16时，秀峰派出所、东华社区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第三次调解：7月6日19时许，秀峰派出所、东华社区、德峰小区物业一同接待闵某，闵某表示愿意和彭某某进行协调； 第四次调解：7月7日15时许，秀峰街道、平安法制办、派出所、司法所、东华社区以及市体育局等单位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这是霸占车位的女事主的单位（市体育局）第一次出面； 第五次调解：7月8日16时，长沙市体育局、开福公安分局、秀峰街道牵头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第六次调解：7月10日16时，长沙市体育局和属地相关负责人分别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7月10日晚，“长沙占位女车主”彭某终于低头道歉，并手写道歉书给车位所有人闵某。

很多人可能都会疑惑：就这么个茶杯里的风波，为什么要闹这么大才能解决？

霸占别人的车位还那么嚣张，这当然相当霸蛮，但更确切地说，这其实是人格不成熟，心智仍停滞在全能自恋阶段，后退一步就意味着自我崩溃，才会将认错看作是自我的彻底屈服。

在7月8日的第五次调解中，双方对峙了长达11个小时，竟然一直到凌晨3点，仍然无果。当车位主人要求道歉时，彭某仍坚持4点要求：

她可以道歉，但不能公开道歉信； 对方不能拿调解同意书； 不能拍视频； 她道歉后，车位主人闵某须就堵车行为向她道歉。

可以看出，她最多只能私下不留痕迹地道歉，却不认为车主有权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个车位是他花8万买的），而要求对等道歉，给够她面子。换言之，在这种人的认知里，永远只有“我对你错”，跟她讲道理是没用的，因为她只在乎输赢，而赢的必须是她自己。

她之所以养成这样的个性，必然也是因为尝到了太多甜头，因为绝大多数人确实会息事宁人，就此算了，但不巧的是，她这次踢到了钢板。

认为车位主人是个“积极维权者”，而对这样的人来说，

车位被侵占，不仅仅是一天损失多少块钱的问题，而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丧失。对方的欺骗、傲慢、报警，甚至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他批判，都让他感受到了远超过车位损失的痛苦。这种痛苦在麻木看客身上可以忽略不计，但在一些人身上，却是深入灵魂的打击。如果权益无法得到维护，那么，他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也将丧失。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对方正式道歉、公开道歉的原因。

然而，那位霸占车位的女车主彭某，其实也是在维护人格尊严，她之所以在单位都出面调解后仍然杠到底，是因为在她看来，退让、道歉就意味着人格的崩塌。

就这样，原本的小事，就成了双方的激烈对决，因为人格尊严是无法妥协的。最终她选择了一条“高风险博弈”的道路：要么全赢，要么全输。正因此，她一次次错过了本可以更小代价解决纷争的机会，直到事情闹大，她被停职调查为止。

但她真的知道错了吗？恐怕她不是知道错了，而是知道怕了。因为人格停留在全能感的人，心智窄得只有权力维度，换句话说，这种人的认错，其实是迫不得已屈服的一种战术。

在事后公开的道歉信上，她写道：

此次事件中，我未经允许占用他人专属车位，事发后态度不当、推诿回避问题、未能及时认错改错，导致矛盾持续升级，给当事业主生活造成困扰，违背公序良俗，也严重损害了公职人员形象，给单位带来不良影响。 在此，我郑重向当时业主真诚道歉，我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评，服从组织的一切处理。

在这里，她又显得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似乎“未经允许占用他人专属车位”只是不礼貌、不文明，但她起初竟在长达四天的时间里拒不挪车，这意味着更深层的问题是她缺乏人我边界（所以才随意侵占他人的车位）。她最终的认错，与其说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倒不如说是在事件闹大之后，害怕公众影响太坏，不得不向权威低头。

耐人寻味之处就在这里：如果此事局限在私人纠纷的范畴内，她是完全不怵的，因为她拿定主意对方又不是什么权威，拿她毫无办法；只有此事不断发酵，涉及“公职人员形象”，产生恶劣的公众影响，单位也对她停职检查，她才“求放过”。

当央媒都下场，强调“公职人员的私德真不是小事”，这事的性质就变了，它已经不是你个人输赢的问题，而成了一种象征，激起公众的普遍反感。

她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事件仍是私人纠纷性质时，她自恃身份，全然不惧；但正因为她的公职人员，这事的象征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私人纠纷的层面，而这就严重了。

为什么在任职单位下场调解之后，她仍然拒不认错？这并不能简单地用“愚蠢”、“顽固”或“仗势欺人”来解释，恰恰是她精准拿捏住了单位的心态：如果她被认为有错，那么单位形象也会受牵连，既然如此，单位自然会设法为她开脱。这就好比家长总要回护一下自家孩子，不然你是不是也得承认管教无方？

这实际上是一种绑架，也可印证她人格结构里的全能自恋感：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赢得这场权力博弈，她不惜拖上所属单位。

老实说，她差点就真赢了。从“长沙发布”的那份措辞精巧的通报来看，不说采用了她的说法，至少内容要避免对体育局不利，那就必须轻描淡写，显得她并无大错，各打五十大板，甚至让人以为对方过错更大。

然而，问题在于：体育局的调解、官方通报，最终都是为了淡化不良影响，让此事尽快翻篇，她的个人输赢是不重要的；而当此事越闹越大时，只有快刀斩乱麻，跟她切割，对单位来说才是及时止损的最佳办法。

这是正义的实现吗？或许是。但我实在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