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之问：如果党的一把手腐败了，该由谁来管？

左起：宋任穷、杨尚昆、陈云、陆定一、姚依林（1982年）

来源丨文摘精萃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中宣部应该重点做500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力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主张在部内引起了讨论。

在一次部务会议上，宣传处长秦川（后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宣部不能‘只抓500万知识分子，丢了5亿工农兵’。”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陆定一慢条斯理地抬起头，看着这位敢于直言的处长，缓缓说道：“秦川同志，你来做部长好不好？”

坐在一旁的副部长周扬打趣道：“就把你这个处变成最大的处，工农兵都归你管。”

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宣部工作氛围的一个缩影，那时中宣部气氛非常宽松，上下级之间说话重一点也没关系。陆定一曾主张中宣部要减少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研究大的思想、政治方针性问题。秦川则保持着在基层工作中形成的务实作风，有时会对部里的工作安排提出不同看法，陆定一也乐于接受他的意见。

在50年代末的反右倾运动中，中宣部机关反出了9条“大鲨鱼”，以秦川、袁靳为首，最终秦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基层劳动。

下放期间，秦川身体日渐消瘦。有一次，陆定一见到骨瘦如柴的秦川，心疼地说：“秦川同志，你有病，你要回来！”陆定一的话改变了秦川的处境，他结束了劳动，回家待业。虽然秦川暂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部长的关怀让他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

1966年“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对中宣部作出结论：“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此后陆定一和妻子严慰冰都受到了冲击，1968年4月下旬，陆定一被移送到了秦城监狱。秦川也在动荡中经历了起伏，1973年后，他担任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1977年11月，他重返新闻战线，任人民日报社核心小组副组长、副总编辑。

1978年，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秦川，递上一份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秦川没有犹豫，直接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并要求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这一举动需要勇气，也需要对历史负责的担当。

最终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历经10年牢狱之灾，陆定一终于重获自由！

陆定一出狱后，秦川去他家探望。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动情地对他说：“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陆定则紧紧握着秦川的手，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秦川

陆定一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定于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陆定一在文章中写道：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陆定一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当时的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引起了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满，特别是军方，很多人都要求他对文章进行修改。陆定一却专门打电话给秦川说：“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陆定一敢写，秦川就敢这么登。这篇文章后来被一些老编辑称为“一辈子编辑编发的最精彩的文章”。

1992年，陆定一在86岁生日这天，与前来祝贺的秦川进行了深入交谈。陆定一语重心长地对秦川说：“秦川，我们党已经开始腐化了！”

陆定一接着阐述了他对党内腐败问题的思考：“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随后陆定一提出了自己对反腐的见解：“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就像‘自我戒烟’和‘强制戒烟’一样，‘自我戒烟’的成功率向来低于‘强制戒烟’，就是因为没有外力。也像治病一样，小病可以靠‘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药’，要外药和内力一齐作用，才能治愈。内部的毛病越严重，就越需要用外力。”

在秦川看来，这番话是对历史走向的敏感预测和深刻概括。两位老宣传干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依然保持着对时代脉搏的把握。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2003年1月29日，秦川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附：

陆定一谈解决党内腐败问题：惩治腐败要有外力

来源丨北京日报

陆定一同志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一共十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陆定一谈如何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

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就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靠“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的办法。利用党自身的力量和觉悟，加强自律，去克服贪腐。

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对于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加主编微信TZBB668，备注进群，可进大观粉丝群（本群为邀请制，谢绝空降）

注：除本平台声明的原创外，其它内容源于网络或它方投稿，旨在供读者多种文化视角的探讨与解读，并不代表“新大观”的观点和立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后台留言，将第一时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