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的追随者》：一个“洋鬼子”的中国记忆

以下文字内容转载自「北青艺评」

作者 冯新平

刊登于2026年6月24日《北京青年报》

1937年8月的一个上午，卡尔·克劳正在上海外滩的办公室里为一封给美国客户的商业信函润色收尾，窗外忽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炸弹未能击中军事目标，却造成了数百名平民的伤亡。这个“黑色星期六”不仅终结了克劳在华二十五年的商业生涯，也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落幕。

《马可·波罗的追随者》（原书名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正是克劳在返回美国后，对这一消逝世界所做的深情而清醒的告别。

它打破了对“洋鬼子”的刻板想象

本书原版出版于1940年，其时克劳已深知自己再也无法回到那个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国度。从1911年初抵上海见证清王朝覆灭，到1937年作为难民仓皇撤离，克劳的人生轨迹与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二十五年完全重叠。他先后做过记者、广告商、商人、红十字会代表，创办了中国沿海地区最成功的西式广告公司之一，也亲历了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日本侵华。

由克劳设计的一张1935年的上海地图

这样的经历赋予他一种罕见的资格：他既非走马观花的游客，也非高高在上的外交官，而是一个深度嵌入中国社会肌理、同时又保有外来者敏锐观察力的“老中国通”。

中译本将书名译为《马可·波罗的追随者》，可谓匠心独具。克劳在开篇即写道，马可·波罗1295年回到威尼斯时，“他的名字成了谎言的象征”，但历史最终证明这位旅行家“讲的还不及我看到的一半”。这种自况意味深长——克劳深知，外国人在中国的真实经历，往往比外界想象的更为复杂、矛盾，也更加引人入胜。

本书最令人着迷之处，在于它打破了对“洋鬼子”的刻板想象。克劳笔下的在华外国人群体五花八门，既有恪守维多利亚时代体面的商行大班，也有靠诈骗和走私为生的冒险家；既有将毕生财富捐给中国慈善事业的匿名富豪，也有在酒吧用掷骰子方式决定谁请客的普通职员。他讲述了一位名叫格莱姆斯的美国人如何伪造身份、骗取多家日本制造商巨额贷款的故事，也回忆了一位传教士如何将中国花生产业推向国际市场的事迹。这种将崇高与卑劣、智慧与愚蠢并置的写法，使读者意识到：在华外国人群体的复杂性，丝毫不亚于中国人本身。

电影《都市风光》剧照

跨越种族与阶层的情感纽带

克劳对买办阶层的剖析尤为精辟。他写道，在早期中外贸易中，买办是不可或缺的桥梁——外国人不懂中文，中国人不谙国际贸易规则，双方唯有通过这个独特的中介才能做生意。买办不仅处理货币兑换、信用担保、货物收购等实务，往往还为大班垫付个人账单、甚至在商行濒临破产时出手相救。这种关系的微妙之处在于：买办表面上是大班的雇员，实际上常常掌握着商行的命脉。克劳观察到，许多表面光鲜的外国商行，真正的老板其实是那个穿着长袍布鞋、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的中国买办。这种“名实分离”的现象，生动地揭示了早期中外经济交往中权力与资本的流动方式。

电视剧《上海沧桑》剧照

在讨论传教士时，克劳同样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平衡感。他没有像许多同时代商人那样对传教士嗤之以鼻，而是认可美国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医疗、农业改良等做出的贡献。同时，他也不回避某些独立传教士的偏执与荒谬——有人因女儿偷拿酒店肥皂而惩罚她们半年不许使用肥皂，有人租用一个鲸鱼标本巡回展出以筹集经费，结果连标本都被铁路部门没收。克劳的结论是：传教士群体“造就了圣徒、殉道者和焚烧女巫的人”，关键在于区分不同类型。

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本书最令人动容的部分，当属克劳对离开上海那一天的描述。他回忆道，当他和妻子决定撤离时，最大的难题不是财产损失，而是如何与共事多年的中国仆人们告别。老金、阿妈、厨师——这些人早已成为家庭的一部分。由于银行提款受限，克劳甚至无法按照惯例多付一个月工资，只能把家里的家具、厨具、电器全部留给他们。更令他心酸的是，仆人们非但没有抱怨，反而为他和妻子的安危忧心忡忡——老金用自己微薄的钱买来鸡蛋，步行四英里送到他朋友家，担心他在船上吃不到早餐；阿妈则把他落在家里的袜子补好寄来。克劳写道：“他们就像许多深情的孩子对一对年迈无助的父母一样忧心忡忡、牵肠挂肚。”这种跨越种族与阶层的情感纽带，或许才是“洋鬼子”在中国二十五年最珍贵的收获。

它为我们保留了一个

已经永远消失的世界

当然，今天的读者也不应忽略本书的历史局限性。克劳毕竟是那个特权时代的一员，他的视角天然地带有白人精英的盲点。他笔下的中国，更多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买办、仆役、商贩、乞丐构成的“服务型”社会，而不是一个拥有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文明。他津津乐道的“四万万顾客”这个说法，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商业殖民主义色彩。他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也常常流于表面，未能深刻理解民族主义兴起的内在动力。此外，书中对某些敏感议题（如治外法权、外国租界）的辩护，今天看来显然过于轻描淡写。

卡尔·克劳

然而，这些局限并不能抹杀本书的独特价值。作为一份历史见证，它为我们保留了一个已经永远消失的世界：帆船时代悠闲的节奏、俱乐部里关于“白人威望”的无休止讨论、买办与外国经理之间那种既合作又博弈的微妙关系、日本侵华前夜上海滩最后的繁荣景象。克劳的文风既不像学术著作那样严谨枯燥，也不像游记那样浮光掠影，而是介于回忆录、新闻报道和文化评论之间，带着一种老派记者的机智与温度。他能用短短几段话勾勒出一个人的性格，也能在叙述个人经历时不动声色地折射出宏大的历史变迁。

《马可·波罗的追随者》这个中译名，既是对原书名的巧妙改写，也是对克劳身份的精准定位。他确实是马可·波罗的追随者——那个七百年前从威尼斯来到中国的商人，那个被同胞嘲笑为骗子、却坚持如实记录中国的旅行家。克劳在书的结尾写道：“我们作为难民离开的上海将只存在于记忆中了。洋鬼子的时代结束了。”他说的没错。那个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过着半殖民地式生活的时代，确实一去不复返了。但他留下的这本书，却让那个时代的温度、气味、声音和矛盾，得以在纸页间继续存活。

对于任何想理解近代中西关系复杂性的人而言，这本书都值得一读。它不会告诉你关于中国的全部真相，但它会让你明白：跨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或接受，而是一场漫长的、充满误解与惊喜的相遇。而在这场相遇中，被改变的不只是中国，还有每一个自称“洋鬼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