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调到军委7年，后改降原职级，通知离休还闹情绪：无法适应！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军委的工作结构曾发生过几次改变，最开始是周总理代为主持，彭总52年从朝鲜回国后被留下来负责。

59年彭总陷入风波后本来是由101接过大权，但101身体不好，组织基于现实情况考虑，就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由罗瑞卿领导，实际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

到65年末，罗瑞卿被撤销重要职务，叶帅曾负责过军委办公会议。67年2月怀仁堂后，叶帅处境也变得微妙，加上原办公会议的干部们大多被“打倒”，中央便重新组建军委办事组，由杨成武出任组长，替代了原办公会议的职能。

不过短短年余，杨成武也因“杨余傅”事件下台，接着就是黄上将来负责军委办事组。这期间因为有副统帅的支持，黄上将的权力特别大，整个办事组也以四野的干部为主。

奈何事有两面，1971年9月后，原先的风光瞬间变成反面，几人相继被处理，办事组无法正常运行，中央就恢复了军委办公会议来替代办事组。

在这个时间节点，很多四野出身的将军都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位少将很奇怪，他是“双一”、八路军115师、四野这条发展线的，出任过“万岁军”38军的军长。

到了运动时期，还被调去负责地方，担任过青海一把手。九大之后他被正式增补为军委办事组成员，71年改组后他仍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一直在核心位置。

按道理来说，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度过，他后来应该非常顺利才是。可现实却是短短过去3年，他就被安排到济南军区担任副职，后来又被通知离休。到88年时，他获得的红星勋章仅为二级，明显与原来职务不对等。

这位创造了那么多“特殊”的少将就是刘贤权。

一、革命之心异常坚定

刘贤权是江西吉安人，1915年出生，15岁参加红军。他一开始参加革命队伍，就表现得极有党性。彼时他接到任务去看管一群有“叛徒”嫌疑的人，结果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亲二哥刘贤炬，两兄弟对视，内心都非常震撼。

二哥哀求：“我实在受不了，你给我松一松吧。”刘贤权含泪拒绝：不行！要是给你松绑，我也会被抓起来，咱兄弟就全完了。

后来部队转移，刘贤权内心不是滋味，他对组织没有产生怀疑，但绝不信哥哥会当叛徒。思来想去，就决定战死沙场，这样至少能当上烈士。

不久队伍来到刘贤权家乡附近打阻击，他想着在此牺牲，组织一定会将遗体送回家。于是，上级下达撤退命令后，他仍在阵地射击，还是班长发现硬把他拽了回来。

劫后余生的刘贤权很快又迎来思想上的解脱，上级纠正了错误，二哥刘贤炬等人得到释放。只是刘贤炬身体非常虚弱，已没办法再跟随转战，经部队批准得以返乡。

临行前，二哥偷偷劝刘贤权一起回家。但刘贤权非常坚定：二哥，我是一名党员，无论如何也决不会离开部队。

此后刘贤权就一直在中央主力部队，历任红一军团2师卫生部政委、八路军渤海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东野1纵3师师长、四野38军114师师长。

抗美援朝时期，刘贤权因功升为47军政委，回国后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57年毕业出任38军军长。

1963年，刘贤权调任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级别得到提升。也是在青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二、起也运动落也运动

时间进入60年代中期后，局势变幻莫测，大运动初期，刘贤权曾被“造”派冲击关押，身心都遭受过折磨。

由于青海的地理位置、民族成份等等都比较特殊，中央关注到这里的流血事件后，点名让刘贤权恢复职务，并要求尽快制止武斗。

有中央支持，刘贤权也是出手迅速，很快让局势平息，恢复了生产秩序。这个成绩令毛主席、周总理都很满意，因此后来青海革委会成立时，刘贤权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核心小组组长，当上了该省的一把手。

鉴于他在地方和军队都干得出色，组织想调他到北京工作，但经历过的风波让刘贤权心有余悸，遂多次推辞。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找他谈话，他才同意。

1968年，虽然没有下达命令，但刘贤权已被调入军委办事组工作。原本上级是想让他政工组，但此时老资格太多，他插不进手。

在此之前，刘贤权从未接触过中央层面的事务，各方面就感觉不太适应。后来想通了，就干脆只做执行层，干具体工作，心态才慢慢转变过来。

1969年组织正式安排刘贤权进入军委办事组并兼任铁道部司令员，从职务上看已属于核心人物。但他非常谦逊，基本不与别人来往，开会时轮到自己说话也是公事公办，不过多延伸。他考虑到自己已在京办公，还申请辞去青海的职务，可见他的性格。

不过报告送到毛主席处后，主席认为这种年轻的优秀干部值得培养，就没有同意。并且1971年3月还让刘贤权兼任了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也是在1971年，那架飞机失事，军委办事组改为军委办公会议，刘贤权仍是办公会议的成员。可见，这场风波对他没有影响，主席仍然很信任他。

不过在1974年北京修地铁的阶段，刘贤权却出事了。彼时铁道兵肩负着修建北京地铁的任务，作为该兵种的司令员，刘贤权为赶进度就想多调一些部队参与建设。他将方案提交给总参作战部备案，但出于保密，就没再跟别的部门通气，党委会没有作任何记录。

随后他让4个营不带武器投入到地铁施工中。工程完成后，这4个营又立即归建。事急从权，此事也是经上级批准的，按道理不会有任何问题。

可在特殊时期，任何风吹草动都容易被拿来做文章，他调动部队还没有留下记录，就被人上纲上线，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心之人向铁道部施压，少数干部被迫写材料“揭发”，使得刘贤权被批、接受了5个月的隔离审查。专案组通过各方面的查证，确定刘贤权调兵并非作乱，就恢复了他的自由。组织一直没给他出具证明、恢复清白。

这种状态下，自然没办法再留军委办公会议工作，刘贤权就于1975年被调到济南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从1968年开始在军委工作，算起来他进入中央部门工作7年，结果又降回了大军区副职。

这个安排原本只是想暂时过渡一下，没料到再也未能恢复原有职务，1977年改任济南军区顾问，1981年7月以大军区副职离休。

其实刘贤权一直是希望能听到部队发展信息的，毕竟他在军队也干了大半辈子，离休就等于军队工作没有调查权，也没有建议权了。因此刚听到上级来宣布离休消息时他内心非常失落，所幸在上级组织和家人的关怀下才逐渐适应。

1988年，中央为老干部颁发红星功勋荣誉章。该勋章分为两级，一级的标准是“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或曾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军队离休干部”。刘贤权完全是符合的。

但他只获得了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主要就是因为那处分没有实质撤销。不得不说，也是一大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