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灭亡从这场失败开始，隋炀帝真的吓哭了，不是征高丽｜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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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十一年（615 年）八月，隋炀帝为彰显皇威、威慑突厥，亲率数十万大军巡幸塞北，抵达雁门、马邑一带核心枢纽雁门郡。始毕可汗趁机率领数十万突厥铁骑南下，迅速完成对雁门郡的合围，一场震惊朝野的军事危机骤然爆发。

突厥大军来势汹汹，“四面攻城，矢及御前”，雁门郡下辖四十一城，短短数日便被攻克三十九座，仅剩雁门、崞县两座城池苦苦支撑。城内军民人心惶惶，粮食储备仅够维持二十余日，形势岌岌可危。

不可一世的隋炀帝身陷重围，史载其“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一度陷入弃城而遁的绝望境地。

危急关头，民部尚书樊子盖冒死劝谏，劝隋炀帝坚守待援，指出 “陛下乘危侥幸，一朝狼狈，悔之何及！”，并建议紧急诏令天下募兵勤王，同时重赏守城将士以鼓舞士气。隋炀帝听从其言，下诏“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赐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城内军民士气大振，奋力抵御突厥进攻。

与此同时，隋炀帝采纳大臣萧瑀的建议，遣密使向远嫁突厥的义成公主求救。突厥习俗中“可贺敦知兵马事”，“可贺敦”即突厥可汗的皇后。义成公主身为隋朝宗室女，先嫁启民可汗，后依突厥习俗改嫁始毕可汗，拥有“可贺敦”的尊贵地位，且深度参与军政事务，甚至具备废立可汗的影响力。

处罗可汗死后，她便以其子奥射设孱弱为由，废而不立，改立处罗之弟咄瑟为颇利可汗。接到隋炀帝的密令后，心念故国的义成公主巧施计谋，遣使告知始毕可汗“北方有警”，谎称突厥后方遭遇袭击，需紧急回师驰援。始毕可汗即位不久，内部局势本就不稳，对后方安危极为关切，这一消息让他心生顾虑，一时也难辨真假。

此时，隋屯卫将军云定兴率领的勤王大军已逼近雁门，日后成为大唐太宗皇帝的李世民当时仅有十六岁，正在其麾下。李世民洞察突厥军的心理，向云定兴献计“多赍旗鼓为疑兵”，主张“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

云定兴从其计，大军行至崞县时，广设幡旗、征鼓相闻，营造出援军云集的浩大声势。突厥斥候探知后，火速禀报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既顾虑后方安危，又忌惮隋朝援军的威势，深知久围无益，于是下令撤兵北还。

这场持续一月之久的雁门之围，在义成公主的巧妙斡旋、勤王大军的威慑与城内军民的坚守下，终得解除。雁门之围虽解，但其对隋末唐初历史的影响却极为深远，而这一切都与雁门、马邑及周边边郡的战略地位息息相关。此役直接导致这一带边郡防御体系彻底崩溃，隋朝的军事威慑力丧失殆尽。

突厥凭借此战建立起对隋朝的绝对心理优势，此前对隋的敬畏彻底转为轻视，甚至封起兵反隋的刘武周为 “定杨可汗”、李子和为 “平杨天子”，隋朝皇帝姓杨，从这些封号中可见突厥当时已经将灭掉隋朝作为战略目标了。此后突厥频繁南下侵扰，雁门、马邑及周边边郡从防御屏障沦为战乱前沿，隋朝失去了对北方沿边地区的控制，进而丧失了对中原局势的掌控。

此前隋朝强盛之时，常征用蕃兵参与重大军事行动。大业四年，隋炀帝命韦云起统领突厥兵讨伐契丹，启民可汗受命发兵二万参与行动；征高句丽时，西突厥处罗可汗也曾率部从征。但雁门之围后，“由是朝贡遂绝”，突厥与隋公开对抗、彻底决裂，不仅突厥兵无法调用，就连回纥、薛延陀、契丹、室韦等部以及高昌等西域城国也纷纷依附突厥，不再听从隋朝调遣。

失去雁门、马邑及周边边郡的庇护，中原腹地直接暴露在突厥铁骑的威胁之下，北方边境各州郡“多被其患”，百姓流离失所，隋朝北疆彻底陷入失控状态。

雁门、马邑及周边边郡的战略失陷，还使隋朝失去了对北方的统治根基，形成权力真空。雁门之围后，隋朝威望一落千丈，内地民众与各地割据者对大隋朝廷不再有什么畏惧之心。

北方豪强大族和地方官吏为求自保，纷纷投靠突厥，在雁门、马邑及周边边郡割据一方。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辈，虽各自僭号称尊，却皆北向臣服于突厥，受其可汗之号，双方使者往来不绝，络绎于途。

其中，刘武周以马邑为基地，“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则以马匹回赠，助其兵势大振，进而攻陷定襄；梁师都 “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割据黄河以南包括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广阔区域，长达十二年；李子和以榆林郡为中心，“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始毕可汗”，送子为质换取支持；张长逊则以五原为中心，割据内蒙古河套地区，为自保依附突厥，受封“割利特勤”，成为突厥在西北边地的代理人。

这些割据势力以雁门、马邑及周边边郡为跳板，与中原各种反隋武装相互呼应，借助突厥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张，使隋朝陷入外有突厥侵扰，内有割据叛乱的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王朝的崩溃加速而至。

从经济层面来看，雁门、马邑及周边边郡作为农牧经济的交汇地带，既是中原王朝重要的军马产地，也是牧业经济与农业经济互补的关键区域。隋朝强盛之时，依托这一带边郡的牧业资源，组建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同时通过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补充国力。

雁门之围后，隋朝失去了对雁门、马邑及周边边郡牧区的控制，失去了重要的军马来源，在形势严峻之时，既无法调用蕃兵作战，又无法大量补充军马加强自身的骑兵，农牧经济的支撑体系彻底断裂。

反观突厥，凭借对雁门、马邑及周边边郡的掌控，吸纳了大量避乱的中原百姓和知识分子，仅隋炀帝之萧后及隋帝之孙杨政道亡入突厥时，随从便有万人之众，至唐贞观五年，太宗“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这些人对突厥而言，不仅是纯粹劳动力和兵源的增加，更为其输入了更多的技术资源，而技术是中古世界国家强大的重要因素。

日渐强盛的突厥逐渐有了“势陵中夏”的傲慢。当时的东北亚政治格局中，咄咄逼人的突厥与日趋走向衰落的大隋王朝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唐初击灭东突厥之时。

雁门之围还彻底瓦解了隋朝君臣的心理自信。隋炀帝本是极度自信之人，此前虽征高句丽失利，但并未动摇其对外用兵的决心，而雁门之围的绝境体验，使其心理发生根本性转变，从目空一切、对外用兵变为“畏惧突厥、退缩自保”。

史载隋炀帝解围后，虽口出“突厥狂悖，势何能为”的豪言，却再也不敢北巡边塞，甚至放弃了再次征伐高句丽的计划，在前往江都前夕，以诗“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抒发失意之情。

皇帝的怯懦与退缩，进一步动摇了隋朝的统治根基，各地官吏与百姓对王朝的信心彻底丧失，农民起义如燎原之势遍及全国，“反者多于猬毛，群盗所在蜂起”。

隋炀帝既无力击败突厥的进扰，也无法剿灭在突厥支持下的各种反隋势力，乱局已无法收拾。大业十二年（616 年），深受隋炀帝宠信的大臣宇文述揣摩圣意，劝隋炀帝逃往江都。

隋炀帝遂退往突厥势力尚不能及、起义军势力较弱的南方，企图以江南为基地稳住阵脚，再图北方。李渊私下曾对人说“今上甚惮塞虏，远适江滨”，这一出自《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一手史料，印证了隋炀帝南下江都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畏惧突厥。最终，隋炀帝在江都兵变中被杀，隋朝的统治彻底崩塌。

雁门之围的本质，是隋朝对雁门、马邑及周边边郡战略要地失控的必然结果。当这一带边郡这道北疆屏障因国力衰退、政策失当而崩塌，隋王朝便失去了与游牧民族博弈的战略支点，其灭亡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2.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3.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五十五《列传第五·刘武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4.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五十六《列传第六·梁师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5.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八十八《列传第十三·张长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6.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7.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太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8. （唐）温大雅撰，李季平、李锡厚点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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