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朗克也没想到，自己八十年后还有一劫

2026年5月，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物理学史学家伊夫·金格拉斯（Yves Gingras） 正在浏览学术打假网站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这个网站在2024年建立了一个页面：诺贝尔奖得主中被撤稿的人，这份名单为的是祛除大家对诺奖得主的滤镜，并鼓励研究人员公开承认错误（毕竟诺奖得主都撤稿了）。金格拉斯同时还做学术出版史研究，这么一个页面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但是他在上面扫到了一个名字：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不对劲，好像出现幻觉了，再看一眼，真是那个普朗克！量子理论的奠基人、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朗克有两篇论文在2011年被撤稿了。问题是，普朗克1947年就去世了，这离他去世都快八十年了。

▲金格拉斯曾经浏览的页面，第四位曾是普朗克的名字

作为现代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普朗克鲜有学术丑闻，最大问题可能还是在1925年前后反对新量子力学。不过那时候的普朗克是担心薛定谔方程会让自己的量子理论变得默默无闻，事后证明他的担忧完全不存在。因此他还专门反思自己：“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信服，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的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1933年纳粹上台后，普朗克作为威廉皇帝学会主席，一方面避免与纳粹政权公开冲突，一方面秘密帮助一些犹太科学家继续工作。他儿子埃尔温后来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密谋，1945年被纳粹处决。1948年，为了纪念普朗克，改组后的威廉皇帝学会被命名为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我们一般称其为“马普所”。

▲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的普朗克雕像（MPIL）

结果你说这么一个人，出现了学术不端，被撤稿了。金格拉斯还是不太相信，他叫上了自己的同事马赫迪·凯尔法维（Mahdi Khelfaoui），两个人开始仔细核查。

两篇论文都发在《自然科学》（Die Naturwissenschaften）上。这是德国最老的自然科学期刊之一，1913年创刊，普朗克、爱因斯坦、海森堡都在上面发过文章。纳粹上台后，期刊的犹太编辑被清洗，但期刊本身活了下来，战后继续出版，后来被 Springer 收购。在 Springer 的数据库里，这两篇论文的页面上各有一行字：“2011年12月23日。”因版权违规撤回。”正常撤稿会在原文上覆盖水印，保留内容可读。但是这两篇被清得一个字都不剩。最滑稽的是空白PDF还在标价39.95美元售卖。两位学者都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虽然撤稿已经恢复，但是sci-hub还留存了之前空白时的页面

算法不懂1940年

被撤的第一篇发在1940年，标题为《自然科学与真实外部世界》（《Naturwissenschaft und reale Außenwelt》），也就两页纸。起因是哲学家阿洛伊斯·穆勒（Aloys Müller） 在同一本期刊上发了一篇文章，批评普朗克的科学哲学立场。普朗克早年支持马赫的实证主义，但是他后来转向了物理实在论，认为客观世界独立于观测者存在。这种观点是他早期坚定支持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重要因素，也是后来反对哥本哈根派量子力学诠释的重要原因。

▲普朗克的论文截图（springer）

20世纪30年代，普朗克还与一些实证主义者进行公开辩论。他反复强调一件事：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是自然科学绝对必要的前提，不承认这个，科学研究在逻辑上无从开始。穆勒刚好就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选择了这个论证传统里面更为精致的版本：接受外部世界存在没问题，但不承认它是科学的前提条件。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挑剔，穆勒因此写成《自然科学与真实外部世界》发表在期刊上，普朗克一个月后回应，用了完全一样的标题。

▲穆勒在同一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论战的对象是普朗克1931年的演讲《实证主义与实在外部世界》（springer）

这当然是学术讨论的基本礼貌。与自己的对手在同一个期刊上就同一个问题进行讨论，一个是批评一个是反驳，如果两个人上头可能还会在不同的期刊上掀起更大规模的论战。非要说普朗克在这里面有什么问题，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普朗克的题目起得的确有点小问题——如果后面再加上一个“与穆勒教授商榷”就没啥问题了。这篇文章就一直在期刊版面上放着，直到几十年后，当期刊完成数字化、旧文进入出版商数据库之后，系统扫到两篇文章标题相同、作者不同，可能在后来的数字编目或版权管理中造成了混淆。究竟是谁、依据什么规则做出撤回决定，现有记录无法回答。

第一篇只是一个小毛病，第二篇问题就大了，这简直是踩了学术红线了。这篇发在1942年，标题《精确科学的意义与界限》（Sinn und Grenzen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不长，也就九页。1941年普朗克在柏林做了一场讲座，讲稿后来印成了小册子，在《欧洲评论》（Europäische Revue）与《自然科学》（Die Naturwissenschaften）两本期刊上登过，最后还收入了一个文集。同一篇论文，在四份出版物上出现。今天当然有专门的术语形容这种事：自我抄袭、一稿多发、学术不端。任何一个研究生在入学时都会被告知：别这么干。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普朗克哪怕去世的时候，这个罪名还没被发明出来。

▲1942年，普朗克在Die Naturwissenschaften发表的论文（springer）

其实不止是普朗克这么干过，爱因斯坦、玻尔也都这么干过，当时但凡有点名气的科学家可能都这么干过。不回到当时的学术传播体系里，你不难理解为什么这在他们看来完全不是问题。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学术界的语言格局跟今天完全不一样。现在是英语一家独大，当时是德语、法语、英语三分天下。德国是物理学的中心，法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英语世界刚起步。没有互联网，没有PDF，没有预印本网站，论文传播靠的是纸质期刊的邮寄和图书馆之间的馆际交换。一个德国物理学家把论文发在德文期刊上，法国同行大概率不知道有这篇文章存在。你让一个在巴黎做理论物理的人专程去翻德文过刊？哪怕这位学者再懂德语这样也不太现实。

所以，如果一篇文章想让苏黎世、巴黎、伦敦、纽约的同行读到，就一个办法：往多个刊物上发。以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国家的发表。这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刷发表量，因为当时的学者还不靠发表篇数来被考核KPI，而且讲座、小册子、期刊文章、文集这些出版形式之间的界限在当年根本不存在。没人觉得一场讲座印成了小册子就不能再投期刊，也没人觉得期刊文章过几年收入文集算什么“重复发表”。自从十七世纪第一本学术期刊《哲学会刊》以来，学术出版的目的就一个：让知识被看到。

被商品化的科学

那么问题来了，学术出版是如何从当年一种类似科学乌托邦的存在，沦为今天这种折磨整个学术界的系统呢？故事要从普朗克去世后一年说起。

1948年，罗伯特·麦克斯韦（Robert Maxwell） 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小出版社，后来改名帕加马出版社（Pergamon Press）。战争让各国第一次以工业规模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威力。政府增加科研投入，大学迅速扩张，新学科不断出现，科学家和论文数量一起暴涨。原有的学会期刊体系开始显得缓慢，一本新刊要经过学会内部讨论，学科边界要等同行承认，印刷、邮寄和发行都需要时间。帕加马看见的，是一片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市场。

▲罗伯特·麦克斯韦（右）曾经有一个巨大的出版商业帝国，这是1989年他与基辛格（右二）等人参加会议（维基百科）

需求往往是被创造出来的，帕加马的做法也很简单。先找一个刚刚成形的新领域，再请一位有声望的科学家担任主编，以他的名字为期刊背书。主编带来投稿，投稿带来读者。左脚踩右脚，螺旋升天。然后，他看上了大家对发表论文越来越多的需求，决定无限扩张期刊种数。这个逻辑也很简单，两本期刊覆盖同一个领域，只要文章不重复，出版商赚双份。唯一的天花板是高校的采购预算和科学家的写稿速度。从1959年至1965年间，帕加马出版社的杂志从40本增加到150本，而它的对手爱思唯尔到1969年也才50本。

难道科学界就这么理所应当地接受这么一个设定吗？历史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不过出版社也的确是抓住了在今天被称之为“信息差”的东西。科学家写论文，通常不要求稿费；同行评议由其他科学家免费完成；研究经费则主要来自政府、大学与基金会。论文最昂贵的部分，对出版社来说居然是免费的！出版社负责把论文印出来、包装成期刊、出售给图书馆；论文发表后，作者还常常需要把著作权交给出版社。于是，一篇由公共资金支持、由科学家免费写作和审查的论文，最终又由大学图书馆用公共经费买回来。

▲麦克斯韦曾在一次编辑会议上挥舞着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结构的一页报告，宣称未来在于生命科学及其众多微小问题，每个问题都可以有自己的出版物（左：theguardian右：nature）

科学家一开始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拿的是机构薪水，论文是职务成果，从来没想过靠这个赚钱。比起版权，他们更在乎自己写的东西被多少人读到。几百年来，科学交流建立在一个朴素前提上：知识应当尽可能流动，科学属于全人类。帕加马正是利用了这份信念。

到后来，帕加马在 1991 年被卖给爱思唯尔，麦克斯韦于同年去世。但他留下的模式没有消失，反而成为大型商业学术出版集团的基本逻辑。不断开办新刊，用期刊组合锁定图书馆预算，把研究者既当作免费劳动力，也当作稳定客户。

再到后来影响因子被广泛使用，期刊不再是传播工具，变成了评价工具。高影响因子等于好教职、多经费、高地位。当年是出版社求着科学家投稿，现在倒过来变成科学家追着审稿意见一遍遍改，希望被选中。科学家交出了稿费，交出了著作权，最后连研究方向的自主权也交掉了一半。当普朗克的论文于2011年被撤稿的时候，这个利益链条已经持续运行了几十年，支撑起了几个上百亿的学术出版帝国，罗伯特·麦克斯韦生前过着靠直升飞机与游艇出行的奢华生活。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海丁顿山大厅，罗伯特·麦克斯韦自1960年（也就是大搞学术出版的第二年）开始居住于此

扑朔迷离

宏大的图景展开并不能解决微观的问题，我们还应该聚焦到这个事件上：谁干的、怎么发生的。但是故事到这就更有意思了。

2011年的时候，学术出版是一台巨大的商业机器。他们不仅接收与发布科学家发表的前沿论文，还把大量的历史论文进行数字化并送进查重系统。普朗克的两篇论文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算法自动化扫出来的，然后某个按规章办事的员工手动确认了一下，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猜测。

结果斯普林格自然的研究诚信主管后来对学术打假网站 Retraction Watch 说：纯属人为失误，没有算法参与。2011年经手的人大多已离职，记录不全。换言之，这可以说是某个人的个人行为，而不一定是出版社的行为。

▲金格拉斯和凯尔法维发表的预印本：马克斯·普朗克论文被撤回的奇异事件

发现普朗克被撤稿的金格拉斯公开表示怀疑这一解释，毕竟谁能相信2011年施普林格有人手动浏览了数十年的期刊档案，偶然发现了普朗克的两篇据称存在版权问题的短文？一定有自动化工作流先标记了论文，然后有人做了最终决定。撤稿观察联合创始人最后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考虑到2011年时机器人并未被广泛使用，这一理由显得薄弱。更有意思的是，斯普林格自然封杀了主编准备发表的回应社论，这下真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但不管最初是谁按下了这个撤稿按钮，两篇论文的空白页在数据库里面存在了15年。

如果不是普朗克呢？

1940年那篇涉及量子力学哲学基础的核心争论：客观现实是否独立于观测者存在。普朗克是物理实在论者，他不接受“观测创造现实”这套后来变得非常流行的说法，这是他对实证主义的公开反驳。到今天，量子力学的解释之争还在继续，八十多年前一位奠基人在关键辩论中的立场，在商业数据库里变成了空白页。1942年那篇论文的《精确科学的意义与界限》标题也涉及到普朗克一生的追问：科学知识到底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结果这篇论文现在成为了答案的一部分：从以传播知识为唯一目的的学会刊物，到以利润为核心的商业出版帝国；从科学家拥有自己的文字，到科学家读自己的论文要付钱。

▲马克斯·普朗克（www.dhm.de）

普朗克的名声足够大，正好被人发现了。但这种事不可能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那些不那么知名的研究者、非英语世界的学者、冷门方向的先驱，因为上一个的时代的问题在这个时代被审判，又靠谁来发现呢？而且“版权违规”这个理由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普朗克1947年去世，按照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作品早已进入公有领域。即使不讨论 2011 年具体适用何种规定，出版社也从未公开说明，这两篇文章究竟侵犯了谁的什么版权。

2026年7月6日，媒体报道发酵之后，斯普林格自然恢复了这两篇论文。页面上加了一行标注：“2011年12月23日本文因版权违规被撤回。2026年7月6日本文已恢复。撤回系2011年人为失误所致。”但由于这些文件被撤回了15年，它们将继续留在撤稿观察数据库中，不过是现在被标记为“恢复”。名义上来说，普朗克这两篇论文仍然不是“无罪”，顶多是“假释”。

金格拉斯和凯尔法维的预印本标题后半句后来被反复引用：“当过去的科学实践撞上了当代的出版规范”（When past scientific practices meet contemporary publishing norms）。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对等的处境，过去的实践不会说话、不会辩解，不会给编辑部写邮件申诉。它们躺在数据库里，等着被扫描、标记、判定、清除。

金格拉斯这次能发现，靠的是一种在今天已经非常罕见的做学问的方式，靠着人力去翻名单、查原刊、核对发表时间线、追溯到当时的学术规范去理解上下文。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这种方法都在消失。用不了多久，它大概会成为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想要为那些被错判的论文平反，去检查算法有没有犯什么离谱的历史错误，这个任务最终还是要交给机器。靠一套更聪明的人工智能，去捕捉上一套不够聪明的人工智能留下的错误。整个场面堪称滑稽。

尾声

普朗克于1947年去世。1948年，维纳出版了《控制论》一书，并在1950年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今天回头看，维纳讨论的并不只是机器会变得多聪明，而是人会不会在使用机器的过程中，慢慢放弃自己的判断。他说过一个朴素得近乎老套的原则：机器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机器。但普朗克被撤稿这件事，放在维纳的框架里想，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反例。

我们至今仍不知道，2011 年究竟是谁、依据什么程序撤掉了两篇论文。出版社说那是人为失误，研究者怀疑自动化流程曾参与其中。真相或许已经很难完全还原。但有一点并不因此变得模糊：一篇历史文献被从数据库中清空，理由不透明，原文无法核对，错误维持了15年，这种错误不应该怪罪给机器。

对于人们将这个事件纠结在是否是算法操作，而非追求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维纳也早有预判：“把责任推卸给机器，不管这机器能不能学习，就是把责任抛到风中，然后发现它乘着旋风飞回来。”但我们仍要乐观一些。将来的系统也许会在标记之前多停一步，然后问自己：这个结论跟已有的历史知识对得上吗？也许到时候为普朗克翻案的是另一台机器，不过人类不再会让渡自己的关键判断给这台机器。

参考文献

[7] Planck, M. Sinn und Grenzen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 Naturwissenschaften 30, 125–133 (1942)

[8] Planck, M. Naturwissenschaft und reale Außenwelt. Naturwissenschaften 28, 778–779 (1940)

文章转载自“墨子沙龙”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