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彭泽高氏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作者：刘广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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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卷四百九十三·列传二百七十九·忠义传八》

心怀家国，德操忠贞

——彭泽高氏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彭泽县黄花镇西北有一处叫长岭岗的丘陵山坡，长岭岗附近有一个叫虎厂屲的自然村落，此处世代有高氏家族聚居。

根据这里的《高氏宗谱》记载，其“廿三世祖，南宋翰林左春坊竹涧公，始由九江徙居彭泽之武山，讲学正俗。其后人多节行砥砺之士，邑称巨族焉”。明朝嘉靖年间，第三十六世文炳公由彭泽武山迁入长岭岗虎厂屲，在此落地生根、繁衍生息。

这里的高氏一脉，耕读传家，人才辈出。到了晚清时期，更出现了民族英雄高善继及其父高梯、子高祖佑祖孙三代。他们在晚清政治、甲午战争以及近代文化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成为彭泽地方历史上一段值得记述的家族传奇。

一、贞介拔俗高梯

高善继的父亲高梯（1829—1870），字良谟，号云浦。根据《江西通史列传》中的《清授通议大夫高公云浦传》记载，他天资出众，才智过人，九岁即能作文，还创作了《璇玑图吟草》。十八岁考中举人，两次参加会试未能考中进士。适逢战乱爆发，他负责办理本县团练事务。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率军南下，高梯将彭泽等七个县的团练布防和地理险要情况整理成文，呈送曾国藩。曾国藩赏识其才干，聘请他协助办理军务。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军秘密奔赴上海，邀请高梯参与筹办各军武器装备。苏州失守后，民心骚动不安，高梯募集钱款，遣散难民一万五千多人，使他们返回家乡务农；对无家可归的老弱妇孺，则予以抚恤供养。此后又在宜兴、荆溪等地劝导设立粥厂，救活者不计其数；同时收葬暴露在外的尸骨，并立碑记载此事。不久又疏浚苏州河道，按期完成。

李鸿章认为高梯可以委以重任，命其总管水陆全军营务处，同时兼管收储所以及常镇一带的劝农、垦荒等事务。凭借功绩，高梯被保举升任知府，并赏赐佩戴花翎。

同治四年（1866），高梯代理常州知府。他查处弹劾数名贪官污吏，使那些奸猾之徒有所收敛。任职期间，他常穿布衣草鞋，深入民间探访疾苦，官吏有所畏惧，百姓亦多有感念，常州境内逐渐安定。

同治六年（1868），曾国藩与李鸿章两位总督共同举荐天下贤能官员，高梯被列其中。由于徐州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朝廷任命他为徐海道守备，加授按察使官衔，负责管理粮台，并兼任后路营务处事务。

高梯单人匹马前往赴任，将沿途迎送陈设供应全部撤除。邳州、宿迁一带土匪横行，他随时调兵平定，抓获匪首并予以惩治，当地凶悍风气随之有所改变。当时军务繁忙，事务纷杂，高梯仍率先兴办书院，提振读书风气；设立纺织局，教导妇女纺织劳作。一次看到路边遍布无主荒坟，便捐资修建义园，安葬遗骸，徐州百姓对此多有感念。

高梯处理军中文书和地方政务，经常到深夜才休息，如事情未能办妥，甚至通宵不眠。后来病情加重，仍坚持批阅公文，家人将文书取走后才肯停下。最终因积劳成疾，于庚午年（1870）二月在任上去世，时年41岁。

总督马新贻、李鸿章联名上奏朝廷：“梯贞介拔俗，刻苦耐劳，不遗余力，真能视国事如家事。”同治帝下旨追赠其为光禄寺卿，并命其入徐州名宦祠受祭祀。

高梯去世后，其所著《心傅摘要》刊刻发行。家乡为其建立专祠，长子高善承凭父荫担任州判，次子高善继为县学生员，小儿子高善述十二岁考入县学。

高梯一生处于晚清动荡时期，在军务、政务、赈济、教化等方面均有作为。他清廉自守、勤勉任事，体现了传统士人以家国为重、以百姓为念的责任意识。

二、孝廉忠勇高善继

民族英雄高善继（1854—1894），字次浦，是高梯的次子。根据光绪戊申年（1908年）学部右侍郎达寿撰写的《高次浦公事略》记载：“公资质少钝，而孝友之德，根于性生。”高善继天资并非特别聪慧，但孝顺友爱的品德却出自天性。

同治初年（1862），战乱波及长江上下游。高梯任职后，善继随侍父亲身边，读书之余，亲自从事洒扫等杂役，勤劳刻苦，始终保持早年贫寒时的本色。庚午年（1870）夏天，他奉父亲之命回乡参加童生试，三次考试均名列第一。就在此时，突然接到父亲在徐海道任上去世的消息，他日夜兼程奔丧，悲痛万分，并严格遵守丧礼。

光绪乙卯年（1879），他的祖父染上瘟疫，卧床数月。高善继亲自侍奉汤药，日夜不离左右，洗漱等事也亲自料理，不让仆人代劳。他的孝心，由此可见。高善继为人谦和低调，乐于帮助他人调解纠纷，但从不参与地方官司。亲族中有人托他托关系、讲人情，他都严词拒绝。

光绪壬午年（1882），他被举为孝廉方正。次年参加吏部铨选，列为一等，授教职。甲申年（1884），代理弋阳县训导。到任后，高善继举行观风考试选拔人才，将真正有才学的贫寒士子列为优等。有老吏说：“过去秀才被举为优等，都是靠钱财打通关节。”高善继笑着说：“如果这样，贫寒读书人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我要改变这种积弊。”当天便上报推荐了十三名贫寒秀才。

弋阳县知县蔡某，是权贵亲属，以贪污闻名。高善继查明实情，向学政陈宝琛上书，列举蔡某扰民三十条罪状，请求罢免。陈宝琛惊叹：“我只知道你文章好，没想到你还有如此胆识。”

不久，陈宝琛到广信府视察。弋阳武生汪镇波因不满学政严格，一天夜里带领党羽闯入学署，以兵器逼迫陈宝琛。陈宝琛躲避，才得以脱险，大为震怒，下令教官三日内抓获主犯，否则严惩。众人都为高善继担心，他却镇定自若。

第二天，高善继设法将汪镇波诱至街市，当场将其擒获。陈宝琛更加器重他，说：“我只知道你文章好，没想到你还懂军事谋略。”当晚，汪镇波越狱。官府四处搜捕，一度误抓无辜百姓。高善继向陈宝琛说明情况，将无辜者全部释放。他离开弋阳后，当地百姓感念其恩德，立碑祭祀。

乙酉年（1885）以后，高善继先后任峡江训导、瑞金教谕、信丰教谕、赣县训导、府学训导、府学教授等职。适逢雩都王世龙作乱，赣州戒严，上级命他总办保安局事务。他整夜巡逻，毫不松懈。回家后又常向家人讲述古代忠臣义士的事迹，激励家人：“城池如果被攻破，我们全家只有以死殉节！”后来事态平息。

之后，高善继调任南安府教授。戊子年（1888）夏，他因病请求辞职归乡。他为官清廉，又重情重义，常年负债，辞官时衣物几乎典当一空。

这一年秋天，他参加江西乡试，住在寺庙中。一天外出散步，在路上拾得一个蓝布包，内有银票、汇票共三百两。他想到失主若找不到财物，可能会因此遭遇灾祸，便站在原地等待。不久，失主赶来，他将钱财原封不动归还。随后，高善继以第七十九名考中举人。次年赴京参加会试未中，后到天津拜见李鸿章。李鸿章是其父高梯的旧交，对他十分优待，极力挽留他任职，他却婉言谢绝。

庚寅年（1890），周馥请他协助办理永定河工程。工程完成后，保举其为知县候选。辛卯年（1891），他随郑崇义平定朝阳马贼，因功赏加五品衔。壬辰年（1892），他再次到李鸿章处协助办理津芦铁路事务，不久辞职，说：“我不忍看到苛政残害百姓。”

甲午年（1894）夏，日本侵略朝鲜，清廷出兵东征。高善继拜见李鸿章，请求奔赴前线。李鸿章认为局势艰难，不愿让他前往。高善继坚持说道：“事情还没有做，就先灰心，如何能够成功？”李鸿章最终同意，并再三嘱咐他谨慎行事。

高善继辞别李鸿章后，直接投奔通永镇吴育仁军营，坚决要求参战。随后协助营官骆佩德，率领官兵乘英国商船“高升号”赴朝。“高升号”在牙山海面遭日军鱼雷击沉，高善继壮烈殉国。

据幸存者白玉回国后的回忆，当时“高升号”由济远舰护航，行至牙山附近，日军攻击济远舰，济远舰离开战场。日军得知“高升号”上载有中国军队，便要求其投降。高善继坚决拒绝。英国船长弃船逃离后，高善继下令升红旗备战，向敌舰逼近。日舰围攻，船中鱼雷，众人劝其逃生，他回答：“我们主动请战杀敌，临难逃跑，何面目见人？今日只有一死报国！”骆佩德亦表示愿与其同死。二人整衣正冠，并肩坐于烟囱旁，从容殉国。高善继时年41岁。

朝廷闻讯后，追赠其道台衔，赐祭葬，入祀京师昭忠祠，准予立传，赏云骑尉世职，世袭罔替。

当初高善继从军时，写信安慰母亲，只说因公出山海关，路途遥远不能回家。直到噩耗传来，家人才知道他已为国捐躯。高善继遗体未能归葬故里，乡人将其衣冠葬于虎厂屲高村长岭岗（今黄花镇新民村）。墓前巨碑刻有其殉国事迹，碑两侧刻有清庆亲王奕劻所撰对联：“旗常特表牙山色，冠服长留幽冢香。”墓碑至今仍保存完好，供后人凭吊。

高善继衣冠冢 来源：方志江西

高善继出身书香之家，一生清正自持。甲午国难之际，他毅然请缨赴战场，最终以身殉国。其孝悌、清廉、忠勇等品格，成为彭泽地方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一页。

三、鞠躬尽瘁高祖佑

高祖佑（1874—1931），是高善继的长子，字荫敷，晚年自号印佛，又曾以“宽庐”名其居所，学者称为“宽庐先生”。

根据江西彭泽籍近代国学大师、目录学家汪辟疆所撰《宽庐先生高君墓志铭》记载：“君，髫龄颖，文采斐然。”高祖佑幼年聪慧，很早便表现出较高的文学才华，颇具乃祖遗风。

光绪甲午年（1894），高祖佑参加乡试中举。然而，就在他刚离开考场之际，得知日本军舰在牙山击沉“高升号”、父亲高善继英勇殉国的消息，悲痛不已，并立志报父仇、雪国耻。痛定思痛后，高祖佑放弃继续钻研科举文章，转而关注经世致用之学，尤其留意军事谋略，希望通过所学报效国家。此后，他游历各大城市，以增长见识、结交人才。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每遇民间疾苦，他都忧心不已。

后来，他奔赴辽东，在怀仁县（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依附伯父高暄阳，并为其出谋划策。庚子年（1900）义和团运动期间，怀仁当地有人谋划响应京城乱局，高祖佑晓谕大义，予以劝止，使地方避免进一步动荡。此后，他又南赴岭南沿海，在广州乐群学堂结识大浦人邹海滨（邹鲁）。邹鲁称赞其具有济世安邦之才。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留在国内的志士亦多处于艰难环境。高祖佑在广州撰写《东汉党锢史》，借古论今，阐述贤臣受害、国家衰败的历史教训。文章虽触及当时敏感问题，但他仍坚持表达自己的见解。丁未年（1907），清廷废除科举后，按照光绪帝颁布的《酌拟举贡生员出路章程》，高祖佑享受进士待遇，以主事身份分配至陆军部任职。

民国成立后，他先后任陆军部科长、税务学堂教习、税务处股员、农商部秘书、国务院咨议等职，在政坛中辗转任事。前国务总理孙宝琦（字慕韩）虽然敬重其才华，但受时代环境限制，也难以使其充分施展抱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高祖佑应江西民政厅邀请前往任职。当时江西正在筹备编纂《江西通志》，主持修志工作者将相关事务托付于他。他亲自拟定修志条例，规划较为周密，但后来因受到流言影响，最终辞职离开。此后，他入京担任财政部盐务官，负责编译《盐政史》。为了保证资料准确，他广泛查考档案典籍，亲自整理抄录，长期劳作，最终因积劳成疾，于1931年病逝任上。

高祖佑一生关注国家命运，常以文章抒发对于时局的思考。他认为国家的隐患不在欧美，而在日本，这一判断后来也被历史所印证。纵观高祖佑一生，他继承家族忠贞传统，既有经世之志，也有治学之功。他虽生逢乱世，未能完全施展抱负，但仍以文字、学问和实践表达了自己的家国情怀。

高氏一门，自宋以来重视耕读传家。晚清以来，高梯、高善继、高祖佑祖孙三代，分别在地方治理、甲午战争以及近代文化领域留下印记。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不同、道路不同，却共同体现出传统士人关注国家、担当责任的精神追求。

长岭岗下的高氏家族故事，是彭泽地方历史中的一个缩影。它记录的不仅是一家三代人的经历，也展现了晚清以来地方士绅阶层在国家变局中的选择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