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罪名照样重判？警惕“非法出售专票罪”沦为虚开犯罪的“新口袋”

文/舒圣祥税务律师

最近接手了一个二审案件。当事人最初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立案，检察院最终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变更起诉，一审法院以此罪名判了七年六个月。

表面看，罪名变了；实质上，一点没轻。因为这两个罪名的法定刑期是一样的。这几乎成了当下基层司法实践中一种心照不宣的“操作惯例”。

在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大幅限缩虚开专票罪适用范围之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处理方式愈演愈烈。司法解释本意是防止将无骗税目的、未造成税款损失的轻罪重判，可现实却是：你逃过了“虚开”，却掉进了“非法出售”的口袋。司法解释的限缩，在某些地方，几乎成了“限缩了个寂寞”。

我们必须回到刑法文本本身。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两个独立的罪名，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立法者绝不会多此一举，为同一种行为设立两个法定刑完全相同的罪名。如果任何虚开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非法出售”，那么虚开专票罪的存在意义何在？要知道，这个罪名在过去曾占涉税犯罪案件的九成以上。

从构成要件看，二者界限本应清晰。非法出售的对象，逻辑上只能是空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为只有空白发票，才具有像商品一样被反复“出售”的属性。一旦发票已被填列，开票方、受票方、金额、税额均已确定，这张票就失去了“可售性”——它如何再被“出售”？又卖给谁？

非法出售和非法购买是对向犯，刑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又虚开或者出售的”，其前提正是所购为空白票，否则，“购买后虚开”在物理和逻辑上都无法成立。

更关键的是量刑标准的根本差异。虚开专票罪的量刑依据是“虚开的税款数额”，而非法出售专票罪的量刑依据是“数量”——即发票的份数或票面额总和。刑法用语极其严谨，“数量”绝不等于“税款数额”。这种混淆，本质上是对法律文本的曲解。

诚然，有观点援引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认为刑法第二百零七条并未限定出售对象必须为空白发票。即便我们暂且接受这一解释，最高法法官在相关论述中也反复强调：鉴于该罪最高刑同样可达无期徒刑，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必须进行严格限缩。

打击的重点，应是那些“来者不拒”、以卖票为业的空壳开票公司。对于有真实生产经营业务的实体企业，偶尔为他人开具发票并收取少量手续费的行为，定罪必须慎之又慎。

问题在于，“慎重”的标准是什么？基层司法实践缺乏统一指引，导致混乱丛生。值得欣慰的是，权威判例正在努力廓清边界。

刑事审判参考第1679号案例（黄某昌、黄某娜案）明确指出，对于有正常经营的企业，应重点查明其是否具有骗抵税款的目的、税款是否已被抵扣、对应的增值税款是否已实际缴纳等核心事实，防止非法出售罪名的泛化适用。

全国法官培训教材更是直指要害：非法出售专票罪的危害性，不仅在于破坏发票管理秩序，更在于使发票所承载的税款处于被骗抵的现实危险之中。若行为根本不具备这种危险，则不能以该罪论处。

这一精神在荣获第八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的（2024）兵刑终2号判决中得到了完美体现。该案一审同样是从“虚开”改判为“非法出售”，但二审法院力挽狂澜，改判为更轻的虚开发票罪。

二审改判的核心裁判逻辑，也是所有同类案件的核心辩护要点：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核心保护法益，是国家税款安全，该罪名成立的核心前提，是发票流转存在税款被骗抵的实质危险。该案中，开票方并非职业卖票团伙，整个发票流转链条中的企业均如实缴纳税款，国家税收安全未受威胁，因此不符合非法出售专票罪的构成要件。

这才是真正的司法智慧与担当！打击涉税犯罪，绝不能靠简单粗暴地“换罪名”来规避司法解释的精神。定罪量刑，必须回归犯罪构成的本质，必须有证据证明行为对国家税收造成了实质性的被骗抵危险。

将“虚开”与“非法出售”混为一谈，看似从严，实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对于有真实经营的实体企业，偶尔对外虚开但未造成国家税款被骗抵危险的行为，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套上“非法出售”的新口袋。

如果你或你的企业正面临类似的困境，专业的税务刑事辩护，是帮你摆脱“换个罪名坐牢”命运的关键所在。

【舒圣祥律师简介】

舒圣祥律师｜合肥税务律师｜全国办案｜律师+CPA+税务师三证合一

舒圣祥律师，安徽合肥专业税务律师，支持全国范围办理涉税案件。同时持有律师执业证、注册会计师（CPA）、税务师三重专业资质的复合型财税法律专家，专攻各类疑难复杂涉税法律纠纷。兼任全国主流媒体特约评论员，曾获司法部好新闻奖，长期以专业笔触推动税收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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