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之死：为保护家人，自愿服毒自尽

纳粹德国最著名的元帅最终也无法逃脱死亡命运，但带给他死亡的并不是敌人，而是来自于自己曾经效忠的元首。1944年10月14日，52岁的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在赫尔林根附近被迫自杀。

隆美尔在最后一次离开家门前对15岁的儿子曼弗雷德说：“死在自己人手里是很难受的，但房子已经被包围，希特勒控告我犯了叛国罪。”

位于德国乌尔姆近郊小镇赫林根，是隆美尔从小就居住且熟悉的地方。二战中为了保护家人免受盟军轰炸的袭扰，隆美尔选择带着妻子和儿子在这里安家。

1943年10月到1944年10月期间，隆美尔在赫林根的房子

在隆美尔生命的最后一年，这里成为了他的避难所。隆美尔意识到来自阿道夫·希特勒纳粹政权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但又希望避免被盟军俘虏，于是躲在赫林根，拒绝离开该地区。

隆美尔和家人们合影

隆美尔的房子位于一条公共乡村道路旁，当地人又爱管闲事，这让纳粹警察不敢轻易靠近这里。但平静总是很短暂，1944年夏秋，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便衣开始潜入赫林根，将这个偏僻的小镇变成了一个死亡的陷阱。

反对希特勒

纳粹想要除掉隆美尔，最重要的原因是隆美尔反对希特勒。据中将弗里茨·拜尔林（Fritz Bayerlein）称隆美尔曾经和他的参谋长汉斯·斯皮德尔（Hans Speidel）制定了一项计划，允许盟军不受阻碍地进入德国的某些关键地区，并同盟军领导人接触，以求单独媾和。在这个计划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前，一名身份不明的告密者出卖了隆美尔。不过这也只是猜测之一，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隆美尔的死主要是因为牵扯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

刺杀希特勒的爆炸现场

不过对隆美尔指控的确切细节以及谁背叛了他，至今仍是个谜。

虽然这些说法模棱两可，但到1944年，隆美尔的核心圈子已经知道，他对希特勒的幻想破灭了。据说隆美尔在7月20日刺杀事件后曾经对家人和朋友说： "施陶芬贝格搞砸了，一个普通前线士兵就能干掉希特勒。"

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刺杀希特勒的之人。施陶芬贝格曾经在隆美尔手下服役，所以这层关系也或多或少让隆美尔牵扯到了刺杀事件中。

隆美尔在1943年曾经提到过，他对希特勒和纳粹政府的敌意与日俱增。隆美尔被迫在战场上依赖元首的领导，他发现希特勒缺乏领袖风范，而且希特勒似乎并不关心部队和德国平民的命运，这让隆美尔感到非常震惊。1943年隆美尔开始和反纳粹分子交往。

隆美尔在1942年关于与希特勒互动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开始意识到，阿道夫·希特勒根本不想看到现状，而他的情绪和认知告诉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隆美尔自己也承认，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把他逼到了绝境。“我的精神还算不错，但有时我几近崩溃。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是伤亡报告。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惨重的损失。”隆美尔在1944年8月中旬在赫林根家中告诉儿子：“最糟糕的是，这一切毫无意义或目的……越快结束对我们所有人越好。”

盟军诺曼底登陆

我们不能自卫吗

在隆美尔生命的最后一天。早上七点，隆美尔和儿子刚吃完早餐，正在花园散步。隆美尔宣布，两位来自柏林的将军将在中午和他会面。当时隆美尔的许多同僚已被处决或逮捕。隆美尔仍然对被派往东线抱有一丝希望，在会见客人之前，隆美尔特地换上了非洲军团的外衣。

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格道夫（Wilhelm Burgdorf）和恩斯特·梅塞尔（Ernst Maisel）中午抵达，并礼貌地要求与隆美尔单独谈话。在隔离了隆美尔后，他们向他提出了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服氰化物自杀接受国葬，要么在人民法庭（Volksgericht）接受审判。他们威胁隆美尔，如果隆美尔拒绝服毒自尽，那么他的家人将关进监狱，并面临人民法庭的审判，这些作秀式的审判最终结果往往是死亡。

布格道夫是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在柏林战役时，布格道夫跟随希特勒进入元首地堡，见证了希特勒在地堡最后的日子。在1945年5月2日希特勒自杀后，布格道夫也朝头部开枪自杀。

梅塞尔当时是陆军人事局军官教育和福利办公室主任，他的职责之一是担任陆军荣誉法庭的礼宾官员，该法庭负责调查涉嫌参与刺杀希特勒的军官。在战争末期梅塞尔被任命为第68步兵师师长，在1945年5月7日被美军俘虏。

例如曾经反对希特勒的索菲·烁尔（Sophie Scholl）在1943年被人民法庭送上断头台。在720刺杀希特勒事件中牵连的军官被吊在肉钩上，用钢琴线勒死。这些人的审判和处决被纳粹大肆宣传，以此恐吓潜在的反对者。

隆美尔最终同意自杀，但坚持在死前告诉家人发生了什么。他们同意了，但条件是绝对保密。

隆美尔意识到纳粹希望悄无声息地处决他，以挽救纳粹对自己的宣传形象。因此隆美尔希望他们能遵守约定，不会因为政治利益而迫害自己家人。隆美尔向儿子解释了这一切，然后用紧张的声音宣布："再过15分钟，我就死了。"

儿子震惊而绝望，准备战斗保护父亲。"我们不能自卫吗？"

"没有意义，"隆美尔打断他的话。"一个人死总比我们都死的好。"

房子里还有陆军上尉赫尔曼·阿尔丁格（Hermann Aldinger），他是隆美尔在一战的好友，两人都来自于符腾堡，作为战友并肩作战多年，一直是好友，所以多年来隆美尔把阿尔丁格留在身边。

阿尔丁格当时是隆美尔的私人副官

纳粹曾试图通过走廊谈话来分散阿尔丁格的注意力，从而使他远离隆美尔。最终隆美尔召见了阿尔丁格，并告诉他即将发生的一切。阿尔丁格听后是愤怒和绝望，他决定保护隆美尔被枪打死，而不是看着好友孤独死去。但这都被隆美尔拒绝了。

隆美尔坚持说："我必须去，他们只给了我十分钟。"

隆美尔接过元帅杖，穿上黑色皮衣，在儿子和阿尔丁格的陪同下走出了家门，并停下来阻止了一直跟着自己的宠物狗。一名党卫队司机在车里等着他，两位催命的将军虚伪地向隆美尔敬礼。在周边居民的注视下，隆美尔与儿子和好友匆匆握手告别。然后隆美尔就坐车离开了，布格道夫和梅塞尔坐在隆美尔两侧，防止他逃跑。

被盖世太保包围

隆美尔最终在一片与世隔绝的林区自杀，这里离赫林根不远。车子离开小镇后经过一座陡峭的山丘，然后穿过一片茂密的森林，最后到达一片开阔的田野。1944年时这片田野被树木包围，这是一个安静且孤独的地方，远离文明和人群。当时树林中到处埋伏着纳粹的枪手。

隆美尔自杀地附近

现在赫林根一条路被命名为埃尔温·隆美尔之路（Erwin Rommel Steige），以纪念隆美尔曾经从这条路驶向终点。

隆美尔的儿子后来写道："盖世太保的人当天早上从柏林大摇大摆地赶来，他们监视着这一地区，并警告说如果我的父亲进行抵抗，就将冲进屋内将他击毙。"

此后发生的事情仍有待商榷，因为幸存目击者的证言都不太可信。在场的人后来都提供了对事情发生的描述，他们都直接参与了隆美尔的死亡。

但他们的证词令人生疑。例如党卫队司机声称自己离开汽车10分钟，之后返回发现隆美尔在死亡过程中"啜泣"。不过这一描述并不属实，因为服用氰化物胶囊后通常三分钟内就会死亡。梅塞尔在二战中幸存下来，他声称隆美尔死时他不在车里，而是布格多夫在车里。不过布格多夫早在1945年5月就在柏林自杀，所以无法证明这一切。

此外党卫队司机声称隆美尔的军帽和元帅杖遗留在车里。但是美国陆军情报官查尔斯·马歇尔和英国历史学家戴斯蒙德·扬战后收集的访谈显示，纳粹把这两样东西作为战利品回收，后来放在希特勒总部的一张桌子上。据称布格多夫曾夸耀过这两样物品，并向来访者展示过。得到这一消息后，阿尔丁格决定夺回隆美尔的遗物，并在1944年11月设法将其还给隆美尔的家人。有可能希特勒的随从并没有在车里找到这些遗物，而是从隆美尔尸体上拿走的。

威胁医生

弗里德里希·布雷德霍夫医生（Dr. Friedrich Breiderhoff）1960年向科隆警察局提供的一份证词，其中描述了纳粹是如何强迫他在隆美尔死后对其进行 "检查 "并试图 "复苏 "来作秀，纳粹甚至用枪威胁了这位不情愿的医生。尽管布雷德霍夫医生找到了隆美尔服下的胶囊，但他不得不将隆美尔的死因写成 "心脏病发作"。

隆美尔的遗体

纳粹利用隆美尔的葬礼作为宣传噱头。他们声称隆美尔的死是由战争创伤引起的，并利用隆美尔之死来完成他在生前不愿做的事情——激励德国人继续战斗。

隆美尔的国葬在乌尔姆市政厅举行，由他的老上司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希特勒在刺杀事件后就几乎不公开露面，所以缺席了葬礼。希姆莱也缺席葬礼，由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代表自己参加。

至今有些人想知道，如果隆美尔选择自卫或面对人民法院，而不是接受自杀结局，会发生什么？一些人认为，隆美尔家中会发生激烈的枪战，或隆美尔接受一场表演审判，从而激发德国人抵抗。但很明显，纳粹故意让隆美尔难以抉择。他们选择在家里面对隆美尔，并威胁他的家人和朋友。隆美尔对他儿子和好友遗言表明，当他决定接受希特勒的“提议”时，心中最重要的事是保护所爱之人。

二战结束后，隆美尔之死的真相浮出水面，来自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许多昔日敌人被他的遭遇深深打动，纷纷前往赫林根。英国第八集团军和美国陆军的退伍军人在隆美尔的墓地和他的殉难地留下了悼词，殉难地的标志是一块刻有碑文的巨石。

隆美尔自杀地点的纪念石

上面一块石碑上刻有铁十字勋章和“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 14.10.14.10.1944（GENERALELDMARSCHALL ERWIN ROMMEL 14.10.1944）”字样。

下面一块碑文是由坦克装甲板制成的，是由原非洲军团成员安装的，上面写着“10月4日，埃尔温·隆美尔自杀了，为了他的家人，在希特勒这个刽子手手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全文完